连朝鲜信使都识破了后金的反间计，为什么那个自命聪明的“中兴圣主”崇祯反而那么容易中计呢？何不命袁崇焕出兵战辽，在战火中再考验考验他呢？

公元1630年9月22日，在北京的西市，一位年方46岁的明朝名将，鼎鼎大名的督师、前兵部尚书袁崇焕被寸斩而死。

明王朝统治者宣布他的罪名是“通敌叛国”。丞相温体仁和他们的一伙发出数十万金的“宣传费”，开动了宣传机器说袁崇焕引兵城下，威逼皇帝与后金兵订立城下之盟。

许多老百姓不明真相，纷纷上前去剜他的肉、割他的皮，有的拿出一两银子买他一块拇指大的肉……不消片刻，这位明代大英雄就体无完肤地被消灭了。

一人之死引发朝野大论战

一个名将之死是一场历史的大悲剧，但他的死却关系到明王朝的存亡，围绕着他的死，明王朝朝野上下展开了一场大论战，其激烈程度不亚于战火纷飞的辽东战场。

这一方，以丞相温体仁、兵部尚书梁廷栋、总兵满桂，加上高捷等为一方。此时阉党余孽向袁崇焕趁机全面反扑，原来梁廷栋在守辽时已和袁崇焕有不和，妒忌袁崇焕的战功和五年平辽的计划。

那些官僚贵族则恼恨袁崇焕斩了毛文龙，毛文龙守岛时，每年都把走私漏税的赃款百万“上缴”给他们，大部分落进了他们的腰包，袁崇焕斩毛文龙，也把他们的“财路”斩断了，使他们平白失去了近百万金的收入，因此把袁崇焕视为眼中钉。

温体仁怕崇祯帝杀袁崇焕下不了决心，一个月上书五次，坚决要求把袁崇焕杀了。

当然，朝中也有以国家大局，为重的“保袁崇焕派”，如大学士成基命、钱龙锡，袁崇焕的总兵祖大寿，兵科给事中钱家修等，有的请以身代，有的愿以全家和俸禄作保证……

据当时的统计，大概朝内支持袁崇焕的、觉得他含冤受屈的占十分之七，主张杀袁崇焕的占十分之三。

但主张杀袁崇焕的是当权派、实力振，因此许多大臣都不敢发声，或认为发声也无用，如袁崇焕的前辈、督师孙承宗使是。大臣石纳便与兵部尚书梁廷栋展开过一场针锋相对的大辩论，把梁廷栋驳斥得狼狈而走。

崇祯自毁长城铸成大悲剧

在这场大斗争、大论战中，一心想当“中兴圣主”的崇祯皇帝在矛盾的漩涡中心，犹豫了大约一个月，最后终于听信谗言，下令把忠心耿耿的袁崇焕处死，铸成大错，不但自毁长城，断送了北方，把大明江山也断送了，造成了民族的悲剧，也造成了他自己日后上吊煤山的悲剧。

梁启超说袁崇焕“以一身生死系一国存亡”，袁崇焕的被杀，是千古奇冤，也是明代的大悲剧。

这就是一个明代英烈的下场。

袁崇焕死时留下狱中诗，是他半生戎马的“总结”，也是他生命临终时心情的写照：

备遭惨毒缘何事？想为登场善将兵。上将由来无善死，合家从此为安贫。

但他还是忘不了他的辽东战场：“惠魂依旧守辽东。”

袁崇焕死时，合家想“安贫”也不可得了，他家宅萧条，“家无余资”，原本株连九族的，幸得大臣再三保奏，家族三百余口得以幸免，但七旬老母、八龄弱女，流放三千里，在辽东的家族流配贵州，在东莞、藤县原籍的流放福建，妻子黄氏投白马河自杀，尸流赤水峡，被人捞起。

为什么说袁崇焕是傻子、痴汉？

这位忠心耿耿的民族英雄为了大明江山，为了边境的安宁，立下汗马功劳，为官十载，却守边关达七年，只要求皇帝给他五年的时间去完成他的安邦平辽的计划。

然而他碰在那个忌功多疑的皇帝主子手上，连五年的时时也不全给他，袁崇焕对这个皇帝的性格，对自己的悲剧是有所感的，他说过“横戈原不为封候”，他说过，“予何人哉？大明国里一亡命之徒而己。”

对于这样一个封疆大吏，何以竟自称“亡命之徒”？这就可以看出袁崇焕是有自知之明，是看出自己的悲剧也看出崇祯的悲剧的。

他原本回过祖籍东莞，想寄情山水，上罗浮山修道，甚至写了募捐的文书，然而他还是为崇祯起用的诏书召去保卫边疆。

崇祯起用他，封他为兵部尚书、太子太保，赐他尚方宝剑，站起来听他陈奏的靖边计划，他说的是：以他的能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只能妒功，夫岂无人”。

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可谓鞠躬尽瘁。正如那个愿以生命保他的布衣程本直说他的：“举世皆巧人，而袁崇焕公一人痴汉也。举世最爱钱，袁崇焕不爱；举世最惜死，袁崇焕不知惜也。”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痴汉、傻子。他临死还要下手书命部将祖大寿回师保卫这个下令杀他的崇祯。这真是名将的悲剧、历史的悲剧。

崇祯皇帝是一个怎样的人？

这宗千古冤案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给他平反的不是汉室，却是与他浴血作战的“敌人”——清王朝，由对方的主子乾隆皇帝给他平反冤案。乾隆说：“上偶披阅《明史》，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而崇祯反以为他不忠)，彼时王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

说崇祯王朝“王暗政昏”的，却是袁崇焕的对方主子乾隆。他对这个与大清作战过的督师，颇有气量，认为他“尚能忠于所事”，与崇祯的气度大不一样。

而那个崇祯皇帝是个怎样的人呢？

他十六岁登基，一上台就诛除阉党头目魏忠资，除了心腹之患，人皆言他励精图治、宵旰辛劳。然而当时摇摇欲坠的明主朝积重难返，国库空虚，兵惰将殆，庞大的官僚特务机构使得国脉奄奄，加上他多疑忌功，刚愎自用，上台三年换了七任兵部尚书，在位杀了七个总督、十一个巡抚。他不是没有能臣，是信不过能臣，怕能臣作反。

应当说，崇祯皇帝开头是很倚重袁崇焕的，几乎是言听计从。袁崇焕提出的破辽之策，他都全部批准，比如袁崇焕提出要兵、户、工、吏部配合用兵，支援前线，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以和为守，以守为战等战略方针，全得到崇祯的批准。至于他和后金的和议，更是在崇祯的授意下进行的。

不料崇祯反复无常，出尔反尔，曾经批准的事可以反口不认账，一概推翻，反而定成袁崇焕的死罪，真是伴君如伴虎了。

袁崇焕错在哪里？

由于崇祯的信任，袁崇焕居功自恃，也太忠于崇祯了，一听说金兵绕过蒙古草原直逼京师，立即千里赴敌，驰援京师，“士不传餐，马不再秣”，自以为一片精忠。

其实那些不是袁崇焕的防区，后金兵的实力也没敢破城，袁崇焕尽可待崇祯下勤王诏时再驰援不迟。

反之，他亲率九千骑兵赴敌，面对后金十万之众，主力未到，不能与敌战，以至“都人骤遭兵，怨谤纷起”，反引来京都物议，怀疑他“纵敌拥兵，引敌胁和”。

初时崇祯闻报他回师，还说“卿仍联络指援，着各遵方略”，但到兵临城下时，却连三十人也不许入城，使袁崇焕陷于前后受敌的绝境。

其实袁崇焕对后金的绕袭也早有预见，早就上书崇祯“遵化一路，守戍单弱，宜设一团练总兵”。一连上了三次疏，后来还推荐王威当总兵官，但兵部官僚主义，拖延误事，终于造成“北骑果于遵化入”，这是兵部没有预见，加上用人拖拉造成的悲剧，反诬袁崇焕“身任督师，不先行侦防，至敌深入内地”。真是冤枉了袁崇焕。

袁崇焕也有错误之处，他能与士卒同甘共苦，但与上层的将军关系不和，如与总兵满桂、兵部尚书梁廷栋关系不好，没搞好团结。他也低估了毛文龙的实力，说毛是匹夫，却不知将士多出其门，每年贿赂京中百万之资，有经济上的利害关系。袁崇焕树敌太多，孤立自己，他如不杀毛文龙，后金未必敢长驱直入。

崇祯为什么蓄意杀掉袁崇焕？

崇祯之所以杀袁崇焕，杨太监告密的后金反间计未必是主要的，但这是由于明代皇帝以太监作心腹、耳目所致，这种反间计原本极为平庸，有如三国时的蒋干盗书。

次年正月，朝鲜派信使到沈阳，后金也重演了这一故伎，故意派人与左右附耳说“袁崇焕果与我同心，事泄被逮耳”，想让朝鲜信使中计，告知明朝君臣，但这个阴谋被朝鲜信使识破，断定是反间计。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那个自命聪明的“中兴圣主”崇祯反而那么容易中计呢？何不命袁崇焕出兵战辽，在战火中再考验考验他呢？

他中计杀袁崇焕，诬袁崇焕卖国通敌，那几条死罪，什么“市果”、“谋款”(和谈)、“不战”、“斩帅”……其实都是不实之词，也是崇祯明知是自欺欺人的鬼话，而当时竟“万口诵圣明英断”。

后来假如没有乾隆皇为袁崇焕昭雪平反，袁崇焕及其后代还要永远背负着“卖国通敌”的黑锅呢。他要比岳飞更不幸，因为岳飞的冤案很快便昭雪平反了。

与后金的统治者相比，崇祯皇帝既不能身先士卒，亲自视察边防，看袁崇焕的边关建设，又不像后金那样对明皇朝的信息、情报了如指掌，他要当“中兴圣主”，依靠乏人，又无容人之量，更怕大将结党弄权，这就是崇祯的悲剧。他是蓄意杀掉袁崇焕的，不是一时误信反间计。“诸有利于封爱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

袁崇焕是深知崇祯的为人和性格的，也熟知封建王朝的君臣之道，“上将由来无善死”，是袁崇焕的肺腑之言，他对自己的悲剧是有预见性的，可说料事如神，比岳飞有先见之明。后来事态的发展，几乎全部证实了他看见崇祯时的陈言。

袁崇焕的悲剧，是明知是悲剧的悲剧，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或说是忠于理想的殉道者的悲剧，他不像岳飞那种纯朴的“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乐观主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狂热信心，他的悲剧，是由崇祯的悲剧决定的。这就构成了明朝崩溃的历史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