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昌辉正在吃饭，石达开怒气冲冲闯进来：“北王不要太过分，为何杀害无辜。”结果翼王府1千余人被处死，石达开连夜逃离南京，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1848年，杨秀清取得“天父传言”资格，萧朝贵则是“天兄传言”，一跃而居于洪秀全、冯云山之上，改变了“洪冯二元”权力结构。

杨秀清、萧朝贵崛起，靠的是“跳大神”，并非本身家族力量多强。冯云山为了制衡杨、萧，将家族背景强大的韦昌辉、石达开拉进拜上帝教，这是一招妙计。

韦昌辉、石达开有家族作支撑，财力雄厚，成为金田起义的赞助者。作为回报，冯云山运作下，韦昌辉、石达开先后位列“五军主将”与“首义五王”；韦昌辉还能加“军师”头衔，与杨、萧、冯一起理政。

冯云山布局下，杨秀清、萧朝贵虽然掌握教权，且理论上控制军权，实际兵马掌握在韦昌辉、石达开手中。原因很简单，他们带来的人多，兄弟子侄又特别能打仗。

抛开“天父”，大家铁了心决战，掀翻桌子，杨秀清、萧朝贵对韦昌辉、石达开毫无胜算，甚至被秒杀。但是，拜上帝教是立国根基，大家看破不说破，杨、萧才得以积蓄力量。

熟读孔孟之书，韦昌辉、石达开压根就不信“上帝”，他们之所以捐出全部家产参加起义，主要是“土客之争”，一种自我保护罢了。冯云山也是看到这点，才将他们拉进来，平衡内部力量。

1852年，冯云山、萧朝贵相继阵亡，杨秀清与韦昌辉、石达开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杨秀清底气不足，只能通过“天父下凡”，对韦昌辉、石达开旁敲侧击。

一言不合，杨秀清就杖责韦昌辉，并剥夺他水师统领权、京师卫戍权。对石达开也是一样，杨秀清经常杖责他的部将，包括岳父兼翼殿首席大将黄玉昆，让石达开在夫人面前抬不起头。

1856年，石达开经略江西有方，占据数十座城池。杨秀清则派出“杨氏国宗”去摘取果实，以协助防守为由，试图抢占翼王的势力范围，矛盾更加尖锐。

韦昌辉、石达开受到了委屈、耻辱，无奈杨秀清有“天父”光环加持，如果自己真的反抗，太平天国也就玩不转了。如此，韦昌辉、石达开一忍再忍，杨秀清则步步紧逼，终于激化了矛盾。

李秀成在《自述书》中说：“北王、翼王密议，诛杀东王，及其兄弟三人，其余皆不得多杀。”可以说，韦昌辉、石达开已经打算掀桌子，他们结成同盟，武力抗衡杨秀清。

北王、翼王的不满，引起了洪秀全的注意。洪秀全贵为天王，却没有实权，经常被杨秀清欺负，甚至威胁杖责40大板，在群臣面前丢尽了颜面。后来，杨秀清还想册封“万岁”，有了不臣之心。

洪秀全、韦昌辉、石达开成为盟友，但内部不稳定，因为各自有私心。洪秀全希望除掉杨秀清，同时结束“军师负责制”，韦昌辉、石达开也元气大伤，这是最好的结局。

韦昌辉希望成为唯一的“军师”，执掌太平天国大权。具有“军师”头衔，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4人而已。此前，萧、冯已经阵亡，如果杨秀清也出局，韦昌辉独享“军师”。

石达开也精明，杀了杨秀清，也轮不到自己执政，而韦昌辉可以凭借“军师”头衔，名正言顺地接管杨秀清留下的权力真空。石达开希望杨秀清、韦昌辉相互厮杀，自己坐收渔翁之利。

每个人心中都有“小九九”，结果是天京事变扩大化，说好的只杀3人，却死了2万多骨干。韦昌辉杀了杨秀清，洪秀全没有明文下发“圣旨”，拒绝承认事变合法性，激起东王、北王集团矛盾，天京血流成河。

天京杀戮过后，石达开在湖北也坐不住了。正如李秀成所言：“翼王得知天京杀戮太多，连夜带着曾锦谦、张遂谋，狼狈赶回京师，计议免杀之事。”

石达开不满意韦昌辉滥杀，韦昌辉则恼火他“故意迟到”，想坐收渔利，两人当面就吵了起来。石达开惶恐不安，连夜逃离南京；韦昌辉更加生气，干脆屠戮翼王府上下一千余人。

翼王府血流成河，石达开、韦昌辉彻底决裂，石达开组建“靖难之师”，杀向南京，并对洪秀全放下狠话：“如果得不到韦昌辉人头，就班师回朝，攻灭天京。”

洪秀全无奈，下令处死韦昌辉，首级送给石达开。旋即，石达开回京辅政，又杀了秦日纲、陈承瑢，洪秀全不满，两人关系恶化。1857年，石达开外出，脱离洪秀全，结果兵败大渡河，受凌迟而死。

韦昌辉、石达开作为一股力量，是冯云山制衡杨秀清、萧朝贵的筹码，也是稳住太平天国局势的关键。可惜，冯云山过早阵亡，各派力量缺了“润滑剂”，终究毁了一切。

参考书目：《太平天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