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宗赵煦于公元1085年4月登基，卒于公元1100年2月，在位15年。哲宗朝之科举制度，之前经历了太祖至真宗三朝的变革完善、仁宗朝的平稳实施和神宗朝的刻意改变，其纷争和摇摆大都是回应神宗朝的作为。

哲宗在位期间，朝政分为两个阶段：元祐年间，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旧党得势；元祐之后，哲宗亲政，新党当政。哲宗朝之科举制度，也随着新旧党派的此起彼伏而震荡改变。

一、经义与诗赋之争

1.司马光以及旧党大臣主张经义取士

哲宗以八岁幼龄登基，高氏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等旧党，朝政逆转，神宗朝的多数变革举措被废除或部分废除，包括科举制度的系列变革。

首先引起部分旧党关注的是省试经义取士制度，这是哲宗朝争论最多、分歧最大的一项制度。即使在旧党内部，对此也是分歧巨大。旧党中的主流意见是要求恢复诗赋取士。

元祐元年，重新主政的旧党大臣立即开始对经义取士制度进行批判。大臣们从两个角度批评经义取士：考生“闻见浅陋”，考题“不免重复”。以此番言论，为恢复诗赋取士张目。

但朝廷要求大臣们发表意见，同时明确科举制度将“依旧法施行”，即恢复诗赋取士的旧法。司马光立场非常鲜明，明确反对“诗赋取士”，坚持“经义取士”，同时肯定殿试论策，唯独对王安石以一家之说为准的科场录取标准提出批评。

司马光的意见同样获得许多旧党大臣的支持。他们仍旧主张“经义取士”。他们认为“经义取士”制度是合理的，但是因为王安石个人失误，予以小小纠正便可以了，不必大动干戈，恢复旧制。

2.哲宗朝首次贡举之后经义与诗赋再起争端

旧党中更有调和者。右司谏苏辙主张诗赋、经义两存。苏辙两存之的建议得到众多朝臣的赞同。纷争过大，反而是折中者意见获得通过，即：朝廷最终采用苏辙、毕仲游等的调和意见。

经义和诗赋虽然两存之，但是，元祐三年是苏轼主持贡举，其偏颇诗赋的立场当然非常明显，因此再度引起众多朝臣的不满。

这次贡举考试结束之后，一些大臣认为此前经义、诗赋两存之的数道诏令，只不过是消除经义科的过渡措施，故要求朝廷最终确立经义、诗赋两科取士的制度，并提出两科具体考试内容。

宋代考生更加喜欢诗赋科，一直是不争的事实。

毕仲游是元祐三年殿试复考官，他认为经义、诗赋之争的原因在于“诗赋、经义之利害固已未决，而又各匿其所短，暴其所长，此所以更相不信而无定说也。”毕仲游最终坚持的是诗赋取士立场。

换言之，哲宗即位后首次贡举结束之后，经义与诗赋之争再起战端，争论不休。

中书侍郎刘挚主张经义取士者，一棍子打入“安石之党”，赋予这场争论以特殊的党争政治意义。

赵挺之等少数人固然可以归入“安石之党”，然而，谏官正副首长李常和盛陶都不是新党，刘挚欲从党争角度干脆利落地结束这场争论，其说辞牵强附会，难以服众。旧党中有大量的主张经义取士者，刘挚故意抹黑法解决不了争端。

而在元祐四年四月，礼部只得出台一个“经义兼诗赋”调和方案。此方案获朝廷通过，确立为制度。但方案一出台，又遭反对，尤其是针对诗赋、经义五五平分的录取原则。

是年十二月，礼部据众人所奏，称诗赋、经义两科“就试人数不定，则解额难以均当，终非通法，似不可久行。”朝廷随即发布诏令，此完全采用梁焘、苏轼等人意见，录取名额倾向诗赋科。

二、经明行修取士

1.司马光提出“经明行修科取士”

司马光对于科举制度之变革，有两个坚持不懈的基本立场——经义取士和乡举里选。完全推行经义取士或乡举里选，司马光也明白是不可操作的，于是，他推出修改版：经明行修科取士。

于是，在元祐初科举制度向“诗赋取士”一定程度回归之同时，司马光又提出“经明行修取士”的补充建议。

司马光明白推行这项考试之后，必然造成“奔竞属请”之现状，但他认为严格执行“必坐举主”制度，就可以改变这种现状。

在“人治”独裁专制社会，企图通过推荐制公正选拔人才，完全是痴心妄想，这是一再被汉代以来的察举制等所证明了的。司马光等身处独裁体制之下，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这就是所谓的时代局限性。

司马光是元祐初年主持朝政者，他的政治理念能够一定程度得以落实。所以，元祐元年四月，朝廷按照司马光的建议颁布诏令。

司马光的建议正式成为朝廷诏令，就会有许多附庸者跟进，或为政见相同，或为阿谀时相，他们的意见甚至更加极端。

既然是重士人品德之乡举里选，当然就没必要糊名誊录，司马光的复古建议还是不彻底。所以，曾肇干脆要求“投牒乞试、糊名誊录之类非古制者，一切罢之”。

王安石之三舍法，司马光之经明行修科，都不敢取缔糊名誊录，实际上是意识到“人治”体制下人才选拔过程中这些保密制度的独特效能。

只有泥古不化如曾肇者，才有这样荒唐的建议。其结论云：士人将“耻为”经义、诗赋等进士试，进士考试“不期于废而自废”。

换言之，完全回归到汉代的察举古制，彻底废除科举制度。曾肇之妄想，证之后世史实，完全是痴人说梦。

2.对经明行修科取士提出改良

朝廷中许多行政经验丰富的旧党大臣，深知贯彻乡举里选宗旨之经明行修不可取，又不能直接驳回司马光的主张，便提出修正意见。追溯乡举里选之本意，当然是州郡地方推荐更加合适。

刘挚列举升朝官举荐的四大弊病，其中“选举之利未见，而奔竞之俗先成”是要害之所在。在“人治”专制社会，通过“人治”手段选拔人才，肯定无公正可言，必然落入“奔竞贿赂”的陷阱，无论是三舍法还是经明行修科。

所以，刘挚补充说“三代乡举之制未易遽复”，可以看出刘挚事实上是反对乡举里选的，只是碍于司马光政坛大佬的脸面，只能提出相对折中的调整方案。

刘挚的建议不久得到落实。元祐二年正月，朝廷颁布诏令。诏令限定各路举荐经明行修科的确切人数，并说明占原来地方进士发解试名额。

因此，设立经明行修科，就不会增加朝廷取士负担，只是从原来进士试中割出极小的份额，分配给经明行修科。

3.经明行修科的弊端

经明行修科作为选拔官员的一种尝试，不影响科举大局，被朝廷限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当然，其作用也变得可有可无，实际上被销解了。与司马光意见相同者，看出朝廷此举对经明行修科之危害性，提出反对意见。

右司谏王觌要求“于本州解额外解发”，为经明行修科另外设立解额，朝廷并没有予以理会。那么，“经明行修之举不几于废”的结局就是必然的。经明行修科出发点与三舍法相同，重“人治”荐举，一经实施，立见弊端。

经明行修确实是“弊法”，元祐四年，朝廷再对经明行修科做出限制，将前几年关于荐举经明行修的诏令一概废除。

但是，元祐八年二月，监察御史黄庆基又批评当时的经明行修科有“侥幸之徒，因缘请托，不容无滥进者”的弊端，要求“凡荐经明行修之士，必须精加考察，委有术业行谊为乡党所尊、士论所服者，乃许奏荐”。

可见，元祐年间经明行修科荐举方式反复有所改变，科目考试则一直存在。

三、哲宗朝对于取士的诸多争论和政策反复

神宗朝科举制度变革，大致为四项内容：省试经义取士，殿试对策，三舍法，废除制科。针对后三项内容，哲宗朝同样出现众多讨论或政策反复。

哲宗朝首次贡举，殿试用策则不变。而这一次讨论，朝臣又产生严重分歧。

反对用策者指出殿试策问两大弊病：宿造预作和佞辞以取说，切中要害。与用策比较，诗赋论三题相对合理。

其一，题目“散出诸书，不可前料”；其二，能够考察士人才与识之多种能力；其三，无法“伸佞时之说”。所以，这些大臣建议恢复三题考试。

坚持试策者他们竭力反驳关于试策“宿造预作”“词涉谀媚”的批评意见。他们认为：诗赋同样可以预先记诵准备，且殿试之前已经有足够的诗赋考试。同时，原来的“贤良茂才”制科考试内容也是时政，参试者“备问尤详”。

因此，他们认为神宗朝变革是正确的，今后殿试都应该“依先帝故事试策”。

这里，他们含糊了两个问题。其一，诗赋和用策的预先记诵，性质完全是不一样的。诗赋题目无法预料，所以不可能针对性地记诵；策题大致可以估摸出来，完全可以针对性记诵。

其二，制科“备问尤详”，不能说明其合理性，这同样是弊病。不应该其他科目考试存在弊病，殿试用策也可以参照。

元祐六年殿试依然用策，上述讨论没有带来改变。元祐八年三月，中书执政班子再次要求殿试恢复诗赋论三题，批评殿试对策，诏令同意中书建言。

经元祐年间引导，考生绝大多数选择诗赋科，经义科已经销解殆尽。宣仁太后垂帘末年，最终下决心恢复殿试诗赋论三题，且规定再经过一届销解，此后殿试“全试三题”。

绍圣元年二月，礼部要求“立《御试三题条》，并约束”，获朝廷同意。次月，朝廷再次诏令：“令次御试举人，依旧试策。”将之前的决策推翻。

由此，形成熙宁三年殿试用策之后一直没有改变的现状。针对熙丰新法，部分旧党的另一批判对象是三舍法。三舍法之种种弊端，在神宗朝已经引起广泛非议。

王岩叟这里更是具体罗列了“奔竞”“贿赂”“狱讼”“防猜”等等，要求取消三舍法，“不必以科举之外，别开进取之门”。这是对三舍法的彻底否定，所言皆切中肯綮。

三舍法元祐以后时兴时废，始终不成气候，就是与奔竞、贿赂等根本性的弊病相关。

元祐初亦有大臣赞同三舍法者。毕仲游顺应元祐初政治形势，对神宗朝之三舍法有所批评，但是，批评相当轻描淡写，只是提到生员的“是非不明，好恶不一”。

毕仲游醉心于乡举里选之古法，赞成三舍法的态度比较明显，要求“别为贡举”，进士试和三舍法两存之。御史中丞胡宗愈意见则更为直接，坚持三舍法可行。

神宗朝三舍法一直没有形成相应的规模，元祐初对此争论也不多。

根据绍圣年间重新掌政的新党要求恢复“上舍推恩”，元祐初肯定废除了三舍法直接取士，或称上舍释褐。不过，元祐年间三舍法作为太学教学升级方法一直没有被废止，一直是进士试考生的来源之一。

元祐七年六月，礼部讨论太学解额问题，就言及“上舍一百人，内舍三百人，外舍二千人”，这是当时太学三舍保持的规模。

哲宗亲政数月之后，全面恢复熙丰新政。三舍法自此得以完整恢复，通过三舍选拔，可以直接释褐进入官场。

最终结果为：上舍“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此外，旧党要求恢复制科考试。

元祐二年四月，朝廷即下诏：“今复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自今年为始。”元祐三年九月，“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谢悰”，哲宗朝的首次制科考试就是按照仁宗朝惯例，在贡举年的秋季举行。

绍圣元年秋，制举考试结束之后，亲政的哲宗与执政新党大臣议论制举，新党重新执政，制科再度被废除。

就科举制度而言，新旧两党领袖大臣有诸多共同主张。实际上，在科举制度变革方面，没有新旧党争之区别。然而，元祐初旧党当政，全盘否定新法，神宗朝科举制度之举措受池鱼之殃。

当时，因为众多旧党领袖人物的主张与熙丰新党一致，元祐年间只是有限度地恢复旧法。具体而言，诗赋与经义取士两存而偏向诗赋取士，殿试用策不变，三舍法并没有完全废除，制科考试恢复。哲宗亲政，全面恢复熙丰新法。

四、总结

宋朝初期的科举制沿袭唐朝的科举制度，进士科取士的内容包括诗赋和策论，以诗赋为先。虽然取士以诗赋为主，经义次之，但人们对于这两种取士一直存在争议，尤其是北宋后期最为激烈。

哲宗时期两种取士内容和政策一直具有反复的特征，随着诗赋和经义取士的更替出现了朋党利益之争的局面，这就导致了北宋后期科举并不仅仅是用于人才选拔，更是党派利益之争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