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还活着的时候，对赐谥基本延续了清廷的规矩，很慎重，因为这不仅关系上意，而且是盖棺定论。换句话说，赐谥是皇上对一个大臣最后的评价，属于最权威的论定，此事不仅关乎朝廷体统、死者荣辱，而且与子孙前程也紧密相连，因此随意不得。

依照清廷的谥法，最难得的是“文正”，此为特谥，照例不准拟呈。晚清时候，曾国藩因为拯救了清廷江山社稷，居功至伟，最终得了一个“文正”，这在无形中也为晚清“文正”之谥立了一个标杆，除非能和曾国藩并肩，否则趁早别想，所以，即便是后来的李鸿章、荣禄，也够不上“文正”，只能退而求此次，得“文忠”之谥。

虽说“文忠”比不过“文正”，但是也很难得。有清一朝，有个传统，汉人重“文忠”，旗人重文靖，死后要想得到“文忠”之谥，一要是朝中数一数二的重臣，二要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心，李鸿章、荣禄都是忠心耿耿的后党，尤其是李鸿章，无怨无悔地为慈禧背了很多锅，办了很多事，所以慈禧最后赐了他一个“文忠”，算是比较公道的。

“文襄”看似比“文忠”要低一个档次，但要论难得的程度，它可是在“文忠”之上。“文忠”没有硬杠子，“文襄”有，非有大武功不能得此谥，咸丰更有特旨，有大武功而未竟成者，亦不能得“文襄”。

有清一朝，不算左宗棠、张之洞，谥“文襄”者只有十一人，并且都是完全够格，达标的。

都有哪些人呢？

自福康安之后，勤保平川楚教匪，明亮平大小金川，长龄定张格尔，等等。

左宗棠得“文襄”，适合吗？

左宗棠活着的时候，曾自认为得不到“文”谥，因为清廷有定例，一般情况下，只有被点了翰林或者授大学士的朝中重臣方可获谥“文”，左宗棠虽然后来被授东阁大学士，但他有硬伤，科举没中过进士，只是个举人，严格地说，他“文”的含金量不高。

左宗棠觉得，他最终可能得个“忠介”的谥号。

但是左宗棠死后，慈禧还是赐了他“文襄”之谥，因为左宗棠平定西域，收复新疆的功劳太大了，论武功，他不比曾国藩逊色。

对待国家名器，慈禧还是敬畏、珍视的，不该给的坚决不给，该给的不含糊。

但张之洞得“文襄”就是另一番情况了，最主要的一点，他这谥号不是从慈禧手里得到的，而是从摄政王载沣手里拿到的。

其实，从张之洞得“文襄”那一天起，世人就议论纷纷，认为他配不上“文襄”之谥。

因为从武功这个标准看，张之洞一生能拿得出的只有在两广总督任上，调兵遣将，供应粮草之功，但很明显，他的这份功劳离大武功而竟成太远了。

既然如此，他怎么就得到了“文襄”之谥呢？

张之洞对功名看的极重，晚清官场的许多人认为，此谥是他生前积极运作的结果。

平心而论，张之洞最应该得的是“文敏”或者“文勤”，但张之洞认为此两谥矮化了他，他不比李鸿章差，跟李鸿章应该在同一个层次。

但论忠心，慈禧虽然是张之洞的官场恩人，但比起李鸿章之忠，他差远了，所以弄一个“文忠”，他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因此盯上了“文襄”。

晚清官场有一种看法，如果慈禧还活着，张之洞想得“文襄”，慈禧恐怕不会给他。

从这一点讲，张之洞是幸运的，因为自慈禧死后，清廷在那帮少不更事的王爷手里，方方面面已经不成体统了。

简单说，国家名器已经沦落为廉价的政治道具了。

《清会典》有定例：“谥嫔妃及王大臣赐谥者，皆由大学士酌拟，奏请钧定。”

张之洞死时，清廷内阁都有哪些人呢？

以孙家鼐居首，其次为世绩、那桐、荣庆、鹿传霖。鹿传霖为张之洞至亲，如果由他提议谥张之洞为文襄，世绩、那桐必有意见。

那怎么办呢？

想帮张之洞完成夙愿的那帮人，盯住了孙家鼐。那时候，孙家鼐已去日无多，想到自己的身后之名，自然乐得为张之洞开个先例。

说白了就是孙家鼐把张之洞当成了一个台阶，今日我帮你谥“文襄”，来日我自然就能帮自己谥“文正”。

孙家鼐后来的确谥“文正”，世人对此皆是摇头叹息，孙家鼐作为首辅，毫无功业，《清史稿》本传仅得七百余字，除去陈述履历，谈其为人外，生平事业，三四行就说完了。

说白了，他就是个伴食宰相，结果谥了“文正”，宣统朝名器泛滥可见一斑。

而这正是末世的一大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