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我们总是把八王之乱和西晋的分封制度联系在一起，把西晋的分封和汉初的大封同姓王等同，且把西晋灭亡归罪于西晋的分封制度，其实这是我们的一个误解，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1、西晋分封的真实情况

在灭蜀后，亡吴前，特点是“以郡为国”(《晋书·地理志·总叙》)，刘颂谓之为“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晋书·刘颂传》)。这就和西汉的分封有别。

这种“国”其实仍是郡。

郡有大、中、小，国也有大、中、小。

邑二万户为“大国”，晋初所封的大国只有平原（属冀州）、汝南（属豫州）、琅邪（属徐州）、扶风（属雍州）、齐国（属青州）等几个可数的国家。

大国置上、中、下三军，虽名三军，只有兵五千人。

万户为“次国”，晋初所封的次国，也只有梁（属豫州）、赵（属冀州）、乐安（属青州）、燕（属幽州)、安平（属冀州）、义阳（属荆州）等几个可数的国家。

次国只置上、下二军，兵才三千人。

五千户为“小国”，只置一军，兵一千五百人。

从《晋书·宗室传》、《文六王传》来看：

晋武帝所封的五千户上下的小国，只有兖州的任城国、东平国，豫州的沛国、谯国，冀州的高阳国、中山国、常山国，并州的太原国、西河国，秦州的陇西国，梁州的广汉国，青州的东莱国、济南国、渤海国，徐州的彭城国、下邳国，平州的辽东国。

按西晋有十九州（司、兖、豫、冀、幽、平、并、雍、秦、梁、益、凉、宁、青、徐、荆、扬、交、广)，一百七十二郡，武帝用来建置封国的，只有平原、汝南、琅琊、扶风、齐、梁、赵、乐安、燕、安平、义阳、任城、东平、沛、谯、高阳、中山、常山、太原、西河、陇西、广汉、东莱、济南、渤海、彭城、下邳、辽东等二十八个郡，分封实在微乎其微。

封国自武帝到怀帝虽有变化，有的国复变为郡，如汝南、扶风等国；有的那新封为国，如河间、东海等郡，但总数保持在三十个左右。《晋书·地理志》所记郡国数，郡为一百四十二，国为三十。

再说始封时，“诸王公皆在京都”，咸宁三年才因杨珧、荀勖的奏请，遣诸王就国，“而诸公皆恋京师，涕泣而去”(《晋书·职官志》)。

有些王虽然担任了都督诸军、监诸军、督诸军的职务，如汝南王司马亮出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赵王司马伦督邺城守事；太原王司马辅监并州诸军事，只是都督、监或督一州。

都督诸州军事设于魏文帝黄初二年，这个职务并非就是乱根，更何况西晋诸王非都督“诸州”军事。

尤有进者，太康八年灭吴后，晋武帝下诏：

“江表平定，天下合之为一，当韬戢干戈，与天下休息。诸州无事者罢其兵。刺史分职，皆如汉氏故事。”

这是罢州郡兵。这一罢，无论是都督、监、督诸州也好，一州也好，手下的军事力量更微不足道了。

晋武帝的分封，目的是想永保司马氏天下，却未料他一死，八王之乱便起。这种战乱的造成，不是由于分封制度，而是由于专制制度。

2、专制与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始于惠帝即位的第二年（永平元年)。自此一发而不可休止。

上面说过，西晋的封国实际上没有多大的实力，但何以八王之乱能一直持续到西晋灭亡？

这就要从我国君主专制制度上去找原因。

我国君主专制制度是建立在自由农的小块土地所有制和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基础之上的。这个基础很牢固。

但君主专制又表现为个人和“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因为除了这个权力，再没有什么力量能保护散漫的小块土地所有者。

我国的地主，包括汉魏时期的田庄主，因为商品经济发达较早，也希望有一个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来保护他们所广收的“八方园田水碓”和“周于四方”的船车，并不想拥戴一个军阀割据一方，保护他们的局部利益。

既然君主专制表现为个人和行政权力去支配社会，那么，谁做了皇帝，操纵了国家机器，谁就有了“不受限制”的宰割天下的权力。

而这种权力，因为受到自由农和地主的支持，一经取到手上，便成了牢靠的、实在的东西，天下可以长期任其宰割。

争夺皇帝宝座的变乱，因此便成了君主专制的特有的伴随物。

当皇帝和封建官僚机构是强有力的时候，或者说个人和行政权力能够真正支配社会的时候，国家尚能保持稳定或苟安，但当皇帝昏庸，官僚机构又转动不灵的时候，那就必然要变乱丛生。

西晋是世族的天下，一切以满足世族的利益的为前提。

经济上，荫亲属制保证了世族及其亲属的免税、免役特权；

政治上，九品中正制保证了世族的做官特权。

而为了满足世族的官欲，造成了机构多、官属多，兼职多，国家机构臃肿不堪的大病。国家机器转动不灵，行政权力或者说“无限制的政府权力”，不能发挥出支配作用，因此，在晋武帝司马炎之时，就已经孕育了乱根。

只是因为晋武帝本人尚能控制诸王，战乱没有在他那个时候爆发而已。可他一死，高高站在上面的“权威”，便没有一个可以控制局势的了。

晋惠帝以“蒙蔽”闻名，“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晋书·惠帝纪》)。辅政大臣杨骏以“小器”闻名，郭奕曾上表武帝，以为杨骏“不可以任社稷之重”（同书《杨骏传》）。

这样的人当国，国安得不乱？梁武帝说得好：

“昔晋惠庸主，诸王争权，遂内难九兴，外寇三作”（《南史·张弘策传》)。

如果作乱的人物中真有可以控制局势的人，乱事也不致一发而不可休止。

可是，首为乱阶的贾后，武帝说过她有“五不可”，第一不可是妒嫉（同书《后妃传上·惠贾皇后传》)。

起兵杀贾后，废惠帝，自当皇帝的赵王司马伦，“素庸下无智策”，受制于孙秀，惑于巫鬼（同书《赵王伦传》)。继起的齐王司马冏“沉于酒色”，成都王司马颖“形美而神昏不知书”（同书《齐王冏传》、《成都王颖传》）。

由此可知：八王之乱所以一发而不可休止，原因在于西晋诸王乘专制机器失灵，皇帝又是傻子，执政者无能肩负国家之重，唯知“树其腹心”，发动叛变，以夺取至高无上的皇帝宝座。

而首为乱阶的贾皇后，继而逞兵的诸王，也无一个可以支配、稳定政局，遂至争夺无已，直到西晋灭亡。

3、八王为什么要发动变乱？

自西晋到东晋初年，就有不少人对西晋政治作过评论或总结。

匈奴东部人王彰说：

“且武帝不惟社稷计，嗣子（惠帝）既不克负荷，受遗者复非其人，天下之乱，可立待也。”

《资治通鉴》记其言于惠帝永熙元年八王之乱以前。这个匈奴人看到了人的问题，而且预见到战乱将要发生。

虞预撰《晋书》，从官场的“清谈”立论，多少看到了西晋官僚机器的不灵，干宝《晋纪总论》进一步触及了西晋官僚机构的各个方面，揭露了西晋整个国家机构和官吏的腐朽无能。

他们觉察到了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个人和行政权力如果不足以支配整个社会，便将发生变乱。然而，这尚是从变乱的可能性立论。

人们还须进一步追问：八王为什么要发动变乱？在这个方面，看得最深刻的，应推鲍敬言。

八王之所以要发动变乱，就是因为存在着一个争夺对象——拥有“屠割天下”权力的皇帝宝座。

换言之，八王之乱的内在的或最后的原因，应当从君主专制制度本身去找。

大家知道鲍敬言是东西晋之交的“无君论”者。他的无君论从何而来，价值何在，则不是每个人都理解的。

从《抱朴子·外篇·诘鲍》所载鲍敬言的言论来看，他不仅是一个无君论者，而且是一个“无司论”者，他主张连同皇帝和国家机器，一齐取消。

为什么他在两晋之交，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呢？

毫无疑问，是西晋的战乱给他提供了有君有司为害的丰富的素材。

西晋是世族的天下，世族的贪欲在西晋的腐朽政治下，日益强烈。

以八王为代表，无人不想当皇帝或皇帝的代表，取得对人民的最大压迫权和剥削权，国家机器不灵，又给了他们一个可乘之机。

鲍敬言的可贵之处，在他看到了“争强弱而校愚智”的战乱，都是由皇帝制度或者说君主专制制度带来。

因此，他主张取消皇帝和为皇帝“屠割天下”服务的国家机器(“有司”)，实现无君无司之治。

争夺的对象不存在了，争夺也就不会发生了。

他真正抓住了事情的本质。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说，魏末嵇康提出过“君位益侈”，“祸蒙山丘”的思想，他主张变有君有司为无君无司，铲除乱根，是这一思想的一个重大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