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王朝在成汤六世孙仲丁以后一度中衰，四方诸侯多不听号令。

至成汤十世孙盘庚迁殷以后，局势渐次稳定，因此到盘庚弟小乙之子武丁在位时期，便开始对周边试图摆脱商朝控制的方国大规模用兵。

1、从西北到东方的战事

甲骨卜辞所见武丁征伐的方国很多，记录最多的是西北方面的“上工下口”方、土方、鬼方、羌方等，它们是当时商王朝的主要敌对势力。

商王朝为镇压和降附这些势力投入了很大兵力，一般每次出兵不下三五千人，有一次对羌方的战争竟出动了一万三千多人。

廪辛、康丁和武乙时期， 商王朝用兵的重点仍在西北，《史记·殷本纪》记载武乙在河渭之间的一次耀武中被暴雷震死（学者或考武乙兵败被杀）。

不过自仲丁以来，商王朝与东夷之间的武力冲突也时断时续， 而且愈后而愈升级。

《后汉书·东夷传》曾简要概括夏末以来的夷商关系说：

桀为暴虐，诸夷内侵，殷汤革命，伐而定之。至于仲丁， 蓝夷作寇，自是或服或畔，三百余年。武乙衰敝，东夷寝盛， 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

李贤注引《竹书纪年》云：“仲丁即位，征于蓝夷。”

《太平御览》卷八十三亦引《纪年》云：“河亶甲整即位，自嚣迁于相。征蓝夷，再征班方。”

仲丁、河亶甲兄弟征蓝夷事已不能详。

蓝夷之地，今人或谓在临沂、苍山一带，或谓在青州，也有人说蓝夷就是莱夷，诸说都有待证明。

而从甲骨卜辞推断，由仲丁发动的这场战争，大概直到其子祖乙在位时才告一段落，所以商人每以太乙、太甲、祖乙并祀，且称祖乙为“中宗”，祀牲多至牛羊300头。

不过这场战争的胜利，并未真正制服东夷。卜辞中有武乙、 文丁时东夷属国为商王祈福的记录，有学者因此认为东夷的复叛在帝辛（纣）时。

2、夷商战争发生在哪里？

郭沫若先生曾着重就《后汉书》的记载指出：

“‘或服或畔’，便表明殷代自仲丁而后随时都在和东夷发生关系。‘畔’了如不去征讨，敌人哪里会‘服’？可见征东夷一事在殷末是循环的战争，不能专属于帝辛一人。”

这意思是说，卜辞所记的夷商战争并不都发生在纣王时。

大概基本的事实是，由于武乙时，半岛夷人进逼淮岱以西，商王朝感到严重威胁，故而继承武乙、文丁为商王的帝乙、帝辛父子，终于不得不集中全力来对付东夷。

后期卜辞中涉及这类事件的材料很多。

据统计，仅从王十祀九月甲午到翌年五月癸丑，往征尸（夷）方的卜辞就有七八十条，可见这次征伐历时260日，是商末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

其行动过程可以按月日排出时间表，只是有的材料还不能完全肯定是帝乙或帝辛时的卜辞，故有不同的排法。

据说 “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纣“百克东夷”，俘有“亿兆夷人”。结果是这场长时间的战争既打击了东夷的势力，又大大消耗了商王朝的国力，从而导致了商王朝的灭亡。

《左传》昭公四年有 “商纣为黎之搜，东夷叛之”的记载，昭公十一年又说“纣克东夷而殒其身”。

这些皆与甲骨文的记录相符合。 卜辞的尸（夷）方指东夷是绝无问题的。

唯是商末征夷方的具体地点，学者的诸多考求仍纷歧无定。

郭沫若先生说：

“卜辞里面有很多征尸方和盂方的记录， 所经历的地方有齐有雇（即《商颂》‘韦、顾既伐’之顾，今山东范县东南五十里有顾城），是在山东方面；有灊（今安徽霍山县东北三十里有鬵城）有攸（鸣条之条省文），是在淮河流域。”

郭沫若所提到的这个攸地，屡见于卜辞，特别是王祀十年征夷方，是在当年九月商王到达攸国后，联合攸侯喜共同出兵的。

王襄先生最早提出此“攸”字为“条”之省文，疑其地即鸣条；郭先生 以为“其说近是”，又考鸣条与南巢（在近安徽桐城南）“纵非一地，亦必相近”。

日本学者岛邦男先生以为“其地理位置大致在淮阴或淮安之地”，今属江苏；陈梦家先生则考证“攸当在今永城之南部，宿县之西北”，即今河南最东端的永城与安徽北部的宿州之交界处。

近年又有学者结合甲骨文与山东各地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推断攸地在今滕州后黄庄一带，夷方可能在滕州以东的费县之左。这一推断也是有理由的，可备一说。

甲骨文中的攸国（以及古籍中的条氏）可能实即古嬴姓的徐方之分支，而商周之际徐方的中心聚居地当即《说文》所称“郐，郑下邑”的郐城旧地。

《史记·鲁世家》集解引徐广曰：

“徐州在鲁东，今薛县。《郡国志》云：鲁国薛国，六国时曰徐州。”

其地即今滕州一带，实在曲阜南偏东，为曲阜至费县一带的必经之地。卜辞中还有征盂方、林方的记录。

郭沫若先生认为：

“帝乙所征的盂方自然是于夷，所征的林方大约就是蓝夷。古音林蓝都是读 Lam的。”

若此说可从，那么蓝夷的聚居地也应靠近这一带。 不过甲骨文又有“在齐次”等语，也不能排除商王征夷方曾到达潍淄流域的可能性。

毕竟甲骨文只是片断的记录，纯就日干支排谱，有些地点也还是不能确指。但夷方是总称，亦不单指某地方的夷人，自无疑问。

3、淮夷是什么夷？

《后汉书·东夷传》所说的“分迁淮岱，渐居中土”，大要是指半岛夷人向内地的靠拢。这些内迁的夷人部族，在商周之际还主要分布于泰沂山区以至徐淮平原的南北地带上，因此研究 东夷历史和文化，断不可将东夷与淮夷分开。

“淮夷”之名起源很早，但它在初并非是专指今淮海地区的古夷人，而是与山东半岛夷人部族的分化和南迁有关系的。

说得再明确一些，就是山东半岛原本就有淮夷，后来习称的淮夷有相当一部分只是南迁的东夷；东夷是总名，淮夷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东夷分化出来的专称。

郭沫若先生认为卜辞的“尸方”是合山东半岛的夷人和淮夷而言的，又说它“包括东夷全体”，那么东夷就应该包括淮夷在内。

陈梦家先生也曾指出：

“卜辞所记‘正人方'之役至于淮水而伐人方、林方，则此等邦方属于淮夷之一，当无可疑。西周金文所记淮夷、南淮夷、南夷、东夷皆指淮泗一带的诸夷；《㝬锺》所记‘南夷、东夷具 见廿又六邦’，则知诸夷所属有许多小邦。‘淮夷’与‘东夷’，其分别恐不甚大，‘东夷’指其在东土，‘淮夷’谓其在淮水之上。”

又据李平心先生考证：

“淮夷与徐方本为一系。…嬴姓诸国以鸟为图腾，淮夷即隹夷，亦即鸟夷岛夷，也是奉鸟图腾之族。

卜辞常见来屯，用屯侯之文，屯我以为即是被俘的淮夷。用淮俘淮酋献祭在当时是很寻常的事。屯淮古为同声之字，与徐攸为双声。古所谓东夷乃是并指徐方淮夷而言。”

现在需要分清的是淮夷本身的变化，特别是北淮夷和南淮夷的关系及其源流。 海岱地区与徐淮平原的界限是不那么清楚的。

《尚书·禹贡》有云：“海岱及淮惟徐州。”

其中涉及相关史事较早者如：

《尚书·大诰·序》：“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孔传： “淮夷，徐、奄之属。”

又《蔡仲之命》：“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

又《费誓》：“徂兹淮夷，徐戎并兴。”孔传：“淮浦之夷，徐州之戎，并起为寇。”

《序》：“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 东郊不开。”

《史记·周本纪》：“东伐淮夷，残奄。”

集解引郑玄曰：“奄国在淮夷之北。”正义引《括地志》：“泗水徐城县北三十里古徐国，即淮夷也。”

又《齐太公世家》：“管、蔡作乱，淮夷叛周。”

又《鲁周公世家》：“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

这些例证中的“淮夷”，统统是指商周之际奄、鲁附近地区以徐方 为主体、原大都由潍淄流域迁徙而来的夷人，他们在周初武庚反周 “复国”时曾是商殷子姓遗民的重要同盟力量。

《孟子·滕文公下》引《尚书》逸篇云：“有攸不惟臣，东征绥厥士女，匪厥玄黄。”

4、淮夷与徐夷

所记亦周初征淮夷事，而仍称为“攸”，当是实指徐方。

由于徐夷曾长期在淮夷集群中居于突出的地位，故后人往往合称“徐淮夷”。

由东夷古史推求，“徐夷”之名可能起于“九夷”中的“于夷”，或二名本为一名之分化。

这一部族在古代散布很广，如 《国语·郑语》所说的“赤狄徐蒲”在今河北，《后汉书·西羌传》 所说的“余无”（即徐蒲）在今陕西，后来远处东北的夫余也应是这一部族的后裔。

不过典籍习称的徐方仍在东土，并且一向被视为淮夷的核心势力，它应是徐夷主支所建立的方国。

从族源上说，徐夷嬴姓，本为东夷伯益部的后裔。大约因其祖居潍淄流域，故俗间很早就称之为淮夷；又因其部族后来不断有分支南迁而形成新的群体，故又生出南、北淮夷之别。

后人但知有南淮夷而不知有北淮夷，是致在东夷与淮夷的关系上多有误解。

弄清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古“淮水”之名的变迁。

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一《潍水》条说：

潍水出琅邪郡箕屋山，《书·禹贡》“潍淄其道”、《左传》襄公十入年晋师“东侵及潍”是也。其字或省水作维， 或省糸作淮，又或从心作惟，总是一字。

《汉书·地理志》

琅邪郡朱虚下、箕下作维，灵门下、横下、折泉下作淮，上文引《禹贡》“惟淄其道”又作惟。一卷之中，异文三见。

黄汝成为《日知录》作集释，又引马文炜曰：“《汉书·王子侯表》 城阳顷王子东淮侯类封北海。按北海郡别无淮水，盖亦潍字之异文。”

近世学者循此路径，又据甲骨文材料进一步考定今之潍河古亦称淮水。

如童书业先生说：

“甲骨文有隹夷，即淮夷。…远之如潍水之潍字或亦淮字所分化。”

刘敦愿先生言此最详，他说：

淮、隹古音相通，在山东地名中也有例可寻。

山东有潍河，顾炎武《山东考古录》对此有所论述。

淮字从水住声， 看来似乎是个形声字，实际上应该是个形声兼会意字。淮 水即隹水，隹在甲骨金文中作鸟形；其本义象鸟鸣，借为发语辞，其后又孳乳为唯、维、惟诸字。

甲骨文中有“隹尸”， 郭沫若认为“殆即淮夷”。隹即鸟形，隹（淮）夷之初义可能即是鸟夷——以鸟为图腾的东夷族，隹（淮）水当因鸟夷始居此地而得名。

原始时代的淮夷是否嬴姓是个疑问。因为山东地区亦有淮水，这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这个淮水就是潍水，就是《左传》襄公十八年，晋与诸侯之师伐齐，“十二月…甲辰，东侵及潍，南及沂”的潍。淮上维夷，此潍水即淮水，今胶东人犹称之为“淮河”，存有古音。

由此看来，江河之间，南北有两淮水，其所以如此，必与族类迁徙，地名亦随之转移之事有关。

西周铜器铭文曾一再见“南淮夷”的名称（如《敔簋》、《虢仲盨》等），如果这不是指淮水以南的淮夷各族而言，那么不无可能因胶东一带还有个北淮夷，所以才运用这个相对的称谓。 依所说，古淮水本指今之潍河，所以古淮夷本亦指居于今潍河流域的夷人（包括徐夷）。

由此可以首先释去一疑：“南淮夷” 之类的称呼，正是淮夷出于东夷的很好的证据，而不是相反。

有“北淮夷”方有“南淮夷”，否则正不必在“淮夷”二字前特别加“南”字。

5、徐夷的南迁

北淮夷向内地的迁徙，起初可能与夷夏交争时期斟灌族的东迁有关（更早的迁徙无从推测），但他们大规模地向今鲁南、徐淮一带流动，应主要在商代中后期及周初。

徐夷部族迁徙后的活动中心，商末尚在今鲁南邹城、滕州、薛县、费县一带（个别氏族可能还散居到曲阜之西的兖州附近）。

周初以降，他们迫于中原王朝的压力而陆续南移，乃到达现在的徐海地区。徐旭生先生也考证，春秋时的徐国在今洪泽湖西北的皖北泗县境内，但它“在周初当在今山东东南部曲阜县附近，以后才迁到南方数百里外”。

徐先生还指出：

徐在东夷中为最强盛的国家，周室屡兴大兵，仅仅能遏 止着它的气焰，绝不是像其他东夷各国，如郯、莒、江、黄、锺离等所能比。

“徐”在金文中均写作“䣄”。“《春秋》僖公三年内说：“徐人取舒。”《玉篇》引作“徐人取”。

据《说文》 余从舍省声，然则“徐”“舒”二字，古不只同音，实即一字。 群舒就是说群徐。别部离开它们的宗邦，还戴着旧日的名字；住在蓼地的就叫作舒蓼，也就是徐蓼；住在庸地的就叫作舒庸，也就是徐庸。这一群戴舒名的小部落全是从徐方分出来的支部。

离开宗邦的时候稍久，所用的字体也许小 有不同，由于不同的字体记出，群徐就变成了群舒。

这些部落也各有君长，但是全奉徐为上国，大约没有疑义。

20世纪70年代初，在今鲁南费县台子沟出土一件徐子鼎。 由《诗`鲁颂`閟宫》所涉及的龟蒙山、凫峄山的地望及此鼎推求，亦可知周初“徐宅”之地尚在今费县一带，这时的“淮夷”仍与“南夷”有别。

而南迁后的徐夷逐步融合一些当地土著部族，其部族构成已较旧时扩大。

不过“群舒”是否就是 “群徐”，尚须甄别。

以分布地域言之，群舒大概原为太昊集团的后裔，但它们在周时融入徐方覆盖下的联盟实体后，也有可能被称为“群徐”。

典籍显示群舒在祭祀系统上以太昊与少昊集团的祖先并祀，也可由这种部族结构的变化情况作解释。

而古徐夷向今徐淮地区的继续南移，可能一直持续到春秋时期。

《春秋》庄公二十六年载“公会宋人、齐人伐徐”，疑最后一批徐夷的南迁下及此时。

其实徐海地区与今鲁南紧接，历史上也曾划入山东政区，因此徐夷的移动范围并不大。

照传统的说法，位于今苏皖北境洪泽湖西侧的古徐国俗称大徐城（见《路史·国名纪》），那么北淮、南淮之例，上文中提到的鲁国东南的徐国就应称小徐城。

如果仔细推求，在今潍水流域可能也会找到称为“徐”的古地名。

《左传》成公二年有徐关，地在今淄博市淄川西，尚在淄水上游地区。古又有留舒城，或作留徐，在今泰山以西的平阴县西。

北淮夷南迁的原因很复杂，或出于中原王朝的攻击和胁迫， 或出于自然灾害，或出于部族发展的内在因素，对它在各个时期的情况未可一概而论。但从自然地理上看，上古时代的海岸线比现在要收缩得多，潍淄地区也还没有现在这样大，北淮夷南迁要比西去更顺势。

它的主支所走的迁徙道路应是泰沂山脉东南面的近海通道，而不是它的北面容易与中原王朝直接发生正面冲突的交通干道，这也是北淮夷逐渐演化为南淮夷的一个促成因素。

南迁后的徐夷或北淮夷，渐与它所源出的东夷有别而自成一系，后来更与当地部族融合、同化，不断扩张而成为一方强大的势力。

古徐国最后于周敬王八年（前512）为吴国所灭。

6、淮夷与楚国

楚国是东夷，殷也是东夷，楚国是殷民族的支裔。楚国原来地方，大抵在殷附近，就是后来《诗经》和《左传》里所说的“楚宫”和“楚丘”。殷人为周人所败，楚为周民族所压迫，遂向南移动，退保荆山而为国，与周人隔絶，所以楚国在文化方面犹有殷之遗风。

商代楚人仍在东方。直到商王朝末年，由于帝乙、帝辛父子相继用兵东夷和淮夷，严重威胁楚人安全，于是，有一部分楚人在鬻熊的率领下，徙丹阳。

这淮夷的区域很宽广，大约是沿着长江流域发展的。 长江流域的所谓荆舒，所谓南夷，所谓徐戎，都好像是它的同族。春秋时代的楚、吴、越也一定就是它的后人了。

楚之先实居淮水下游，与奄人、徐人等同属东国。 熊盈当即鬻熊，盈鬻一声之转。熊盈族为周人所压迫，始南下至江，为江所阻，复西上之鄂。至鄂而与周人之沿汉江而东下者相冲突。

《左传》（僖二十八年）“汉阳诸姬，楚实尽之”者，是也。

徐、楚乃南系之中心，而徐多古器，旧文献中每视荆舒为蛮夷化外，足征乃出于周人之敌忾。徐、楚均为商之同盟，自商之亡即与周为敌国，此于旧史有征，而于宗周彝铭， 凡王室与南夷用兵之事，尤几于累代不绝，故徐楚实商文化之嫡系。

楚族盖本起东方，“熊盈”之“熊”即楚氏，是楚王室盖即周人所俘熊盈九邑之一自东迁西者。淮夷之大者曰“熊盈族”，…徐、奄、熊、盈等皆为淮夷之族。所谓“熊盈”者，盖指盈姓熊氏之族，“盈”当即 “嬴”，徐、奄、秦、赵、郯等国皆嬴姓（《路史·国名纪》引《世本》：“淮夷嬴姓。”）。

楚国王室则以“熊”为氏，是此类国姓皆“熊盈”之族也。

这一类的述说不尽可成定论，其中尚须细致引剖之处自然不少，但大旨以为楚文化的主流出于东方，此盖铁案难移，不然楚人更不会斤斤以颛顼、祝融为传说始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