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英所补充的第八条至第十一条都是卖国条款。特别第八条最为严重。

第八条：英国商人在五个口岸经商，难保与当地百姓发生纠纷，此后英国商人归英国管辖，中国百姓归中国管理，英国商民如有与内地民人交涉事件，应明定章程。英商由英国办理。内民由内地惩办。

这是关于英人在华的司法审判权的。

可气的是，耆英还担心英国人看不明白，特别另附言对此条的解释：“曲在内地商民，由地方官究治；曲在英人，由领事馆究治，此系为杜绝衅端，永远息争结好起见，两无偏枯，亦两无窒碍”。（注：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第218－219页。）他竟然不知道，他是在将在华英人的审判权从中国完整的司法主权中割裂出去。拱手交给英国。

原本，在耆英奏报送达朝廷之前，清廷曾指示耆英坚持“倘该民人等别经犯法，我国自当照例办理，与该国无涉”的传统司法原则（注：《筹办夷务始末》（五），第2317－2318页。）

因为耆英在南京条约上补充上了这条，列强在华享有领事裁判权从此开了先例。

而且，按照国际公法，所有进入他国的商人，都要遵守当地的法律。当年义律在林维禧案件中，就是因为缺乏国际公法的支持，所以被林则徐扣紧脉门，一直陷于被动，现在耆英就这么大大方方地将治外法权拱手相让，今后中国再也管不了外国人了，神州大地从此多事了。

也由此看出，耆英的眼光，比林则徐差的不是一点半点，而是十万八千里。

同样，第九条也补充得莫名其妙。

第九条：英方不得保护中国罪犯，中国人犯逃入英国舰船应向中方引渡。

本来，英国船只到了中国境内就得接受中国的搜查，因为这一条补充，以后，中国对英国舰船是万万搜查不得了，且中国的罪犯一旦逃入这些船只，中国政府能不能将这些人治罪，那就得看英国人的心情了。

第十条呢？

第十条：除广州外的其他四个通商口岸，只对英国开放，不向别国开放，如果其他国家也要进入这些口岸，应当与英国进行商议。

五个通商口岸虽然是在英国人的枪炮威胁下打开的，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从此就成为了英国人的自留地，对不对其他国家开放，那是中国自己的权利，英国哪有什么权力去阻止？又哪有什么权力去干涉？可是，这一补充，好了，那是把对自己国土的管理权让给了英国人了。

第十一的补充，也很要命。

十一：开放的这五个口岸，税率各不相同，自然应当遵照粤海关税例，由中国户部统一核准。

制订关税是各国政府最重要的主权之一，中国自己制订关税税率，那是天经地义的，但耆英一本正经地在去英方交涉、向英国人征求许可意见，等于是说这件事中国自己作不了主，必须要英国人点头同意——这让璞鼎查等人嗅到了里面的可乘之机。

本来，英国政府在《南京条约》签订前曾制定过两套条约草案。第一套草案包括有五口通商、永久割让一个或数个岛屿、赔款、中英官方往来平等、取消公行垄断等要点。此案是英方的第一选择，其中的关键是割让岛屿。在中方拒绝的情况下，则实行第二方案，以同意中国不割让领土来换取英国在华的另几项特权，包括：重新制定税则，英人在五口有长期居住贸易权，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等（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337－339、703－714页。）南京谈判的结果是，英国如愿以偿地实现了第一方案，霸占了香港，则后一方案并未列入《南京条约》。

从《南京条约》中攫获的权益已大大超过了英国的原定设想，条约签订，英方生怕另生枝节，便匆匆发表声明，说：关税、英人在口岸居住、驻华领事权限等项属于“暂时不谈”，留待“将来讨论”的问题（注：利洛：《缔约日记》，《鸦片战争》（五），第514页。）不准备立即再进行什么善后谈判。

现在，看到中方重开善后谈判，并如此“无私”地让出这么大的主权，璞鼎查大喜过望，以全权公使大臣的名义发出复照，邀请琦善转到广东进行细商议，以便重新起草一份新约。

由此，善后谈判转到了广东虎门召开。

在虎门，璞鼎查将其在《南京条约》中未曾提出的第二套方案的若干要求一并提出，与中方照会逐条对应，同为12条。

表面看来，接受中方大部分建议，明确拒绝的只是个别条款，实则在接受中方建议的同时，又塞进了以下一些极为重要的内容。

1843年10月8日，耆英与璞鼎查在虎门签订了《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称《善后事宜清册附粘和约》，历史上称之为《中英虎门条约》。同一天，英国又强迫中方将7月22日公布已经订立并且实施的《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作为《虎门条约》的附件，也正式成立。

也就是说，《中英虎门条约》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和《五口通商章程海关则例》两部分组成，共有31款内容，小船定例3款，另对26类货物制定了详细的税率，内容是《南京条约》的四倍。

英方从中获得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口岸租地画界权、军舰进驻口岸权等等，同时放弃了中国对关税的自主权等。

关于领事裁判权，英方对耆英等人将在华英人的司法审判权拱手相让表示“甚属妥协”，规定“英人华民交涉词讼，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并在此基础上，添加了倘若中国人和英国人“相讼”，由中国“地方官”与英国“管事官会同查办”的字句。英国对领事裁判权的获得，使中国独立自主的司法主权受到严重损害。

可是，在这项条款签订之时，耆英无比高兴，他认为，今后出现了华夷纠纷，夷人都交还给英国人管了，我们就再也不用为审判外国罪犯而头痛了。

关于片面最惠国待遇，耆英最初是担心新开口岸对其他国家开放会招致英国的不满，而一旦拒绝其他国家进入口岸说不准这些国家又会效仿英国对自己动武，事情太难办，干脆交给英国人来主持办理就可以了。英方因此极其隐蔽地提出：如果中国准许他国在新开口岸“一体贸易，系英国毫无靳惜”。谈判过后，最终形成了这样的文字：“有新恩施及各国，应准英人一体均沾”。

关于口岸租地画界权，璞鼎查不仅断然否定了耆英照会中所提英商不得在除广州外的四口常年居住的建议，要求在所有通商口岸对英商“来往不必限以时季”，“寄居不必界以一所”，并且给予“自行买地、建屋、租房”的特权。而在耆英的反复交涉下，《虎门条约》最终规定，英国人有权利在开放的口岸租地建屋，或者经常居住，或者不时往来，均不允许到乡村游玩，更不能深入内地贸易。中国官府应当根据各地情况，议定界址，不许逾越，以求彼此永久相安无事。耆英的意思是，英国人居住就居住吧，但得和中国百姓保持距离，避免双方引起纠纷。他万万没有想到，这项条款后来会使租界演变成各个口岸里的国中之国，中国地方官员竟然无权进入租界。

关于英国军舰常驻中国港口权，璞鼎查在“协同”中国政府维持通商秩序的堂皇旗号下声称“必有小等数艘水师之船，随时来往各口管押”。

在《五口通商章程海关则例》中，耆英还与璞鼎查议定了统一的五分税率，即肯定了无论何种货物，一律值百抽五。此举，使清政府失了独自改变税率的权力，将制订中国国税税率的权力无私让出。

耆英认为，百分之五的税率，已经大大超过了原先值百抽二、值百抽四的税率，从此国税将比以往更加充盈。他并不知道，百分之五的税率是全世界最低的进出口关税。

不仅如此，《虎门条约》还规定进出口货物免征子口税，耆英连带将内地的运销税也一并拱手让给了外国人。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场由于严禁鸦片而引发的战争虽然因《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的签订宣告结束了，但无论是《南京条约》还是《虎门条约》，都对鸦片的事只字不提。

当然，条约没有提及鸦片并不意味着中英双方对鸦片的存在视而不见。

事实上，条约签字以后，两国全权大臣之间都对于这问题和其他未经解决的事项都曾有讨论和函件的往来。

璞鼎查曾经向耆英等人提出建议，并且提出理由来辩护，说，中国既然禁止不了鸦片，倒不如让鸦片贸易合法化，这样，不但可以比较好地控制它，同时又可以为国库获得一项丰厚的税收。

璞鼎查这个建议让耆英等人吓了一大吓，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万万不敢把这个想法作为自己的主张跟大皇帝提出。

璞鼎查看着他们惊慌失措的表情，笑了，拉倒说，英政府只训令我提出这建议，并不要强求它的实行。（事见1857年5月8日英国上议院报告书第1页）

1843年12月28日，璞鼎查却对英商们说，我抱有一种希望，虽然我承认是一个淡薄的希望，但我将会有力量使鸦片交易借物物交换的方法为中国皇帝所允准。（1843年1月份《澳门月报》）

而到了1844年7月，璞鼎查却又对英商们说，鸦片一项并不如中国人所建议的那样，包括在未列入税则而按5%缴纳关税的品目之内；所以鸦片交易仍然是违法而受禁的；英国臣民从事于此项交易将不受英国官员的支持或保护。（1843年8月份《澳门月报》所载1843年8月1日的公告）

也在这个时候，璞鼎查告诉广州的钦差大臣伊里布，说，他已接获命令不许鸦片带至香港，甚至进入香港海面。但是他深感不得不提出警告，就是此项限制的结果势必使贸易走入秘密的途径。（1857年5月8日英国上议院报告书第9页）不过，他也提醒伊里布，说，钦差大臣不能期望英国官员对英国臣民和船只施行中国法律内关于任何违禁贸易的规定，再则英国臣民即使有任何走私行为，身体也不得受到侵害，补偿只能求之于船只和所装载的货物。

（以上为覃仕勇、张嵚长篇通俗历史书《风雷激荡七十年》节选，欲知上下文内容，请到专栏阅读全书）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