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在历史书上看到王安石的时候，觉得他是个卓越而悲情的改革家，走在时代前面，却不为世人所理解。读了《答司马谏议书》后，他的理想、品格，更是让我感动得哭了出来。现在呢，我依然欣赏王安石，但除欣赏他这个人之外，我对他的变法也有了更深刻、更本质的认识。

年富力强的王安石，曾任地方官多年，通晓国政民情，独享天下大名三十余载。他为人质朴节俭，学术造诣颇深，无不良嗜好，不在乎自身荣誉进退，端的是众望所归。而宋神宗也是一位朝气蓬勃、志存高远的皇帝，二人志同道合，一起展开了熙宁变法。

可这是怎样一场变法呢？让我们从“青苗法”和“市易法”入手，一睹其详。

青苗法就是百姓哪年收成不好，由政府借钱给他，第二年农民再连本带利还给政府。

听起来很简单，而且蛮好一个想法，在一些县市执行时，效果也不错，可一用到全国马上就变味了。因为大多数农民不识字，得花钱请书吏，再到衙门申请。贪官污吏趁机作手脚，层层盘剥。变法规定的二分利涨至35倍，农民宁愿向地主借贷，也不愿意向官府借贷。

而政府又定指标，强行摊派，官吏升迁与放贷挂钩，青苗法实际变成了一种苛税。农村经济瞬间崩溃，几百万农民破产。

市易法本是为了制止奸商投机，哄抬物价，由政府收购农民手中滞销货物的政策，但结果政府演变成专收紧俏商品的赚钱机构，与民争利。一时汴京的水果、芝麻都成为官府搜刮之物，连市民挑水、提茶都要向官府交费。于是城市的经济系统崩溃了，交不起税的中低层市民沦为了流民。

这样一来，士大夫自然群起而攻之，加上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亦向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神宗作为变法的最大支持者，压力很大啊，但他还是选择坚持变法。

但是从熙宁六年秋开始，天下大旱，10个月滴雨未下，麦苗焦枯，神宗成天眉头紧锁。农历四月这天上朝回来，忽然内侍来报，一个叫郑侠的小官，绘了一幅《流民图》进呈皇帝，还附了一道奏疏，大意是说他负责看守安上门，每天在城门上看到为变法所苦的贫民扶携塞道，卖妻鬻子。于是将这些图景绘下来请皇帝圣览。

这个当年曾与王安石很谈得来的郑侠还说图中所绘，均属实情，请神宗观其图，罢废害民之法，

“延万姓垂死之命。十日不雨，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续资治通鉴》记载：神宗接下了这份郑侠不惜以被治死罪的方式而密呈上来的《流民图》，袖以入内，反复观看，面色凝重。四月初六，皇帝在度过一个不眠之夜后，下诏暂停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八项新法。

据说，诏下，天降大雨，旱情解。

从道德上看，连王安石的政敌司马光都觉得，王安石的人品无懈可击。他为了心中的理想不顾一切，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只是这种执着变成了执念后，他的变法操之过急，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变成了害民之举。

宋代国库最顶峰时入白银一亿两，但这些钱最后都烂在国库里了，只具备保险的作用，并没有直接投入到经济生活中，使整个社会的财富流动起来。

那现在为什么社会和人民越来越有钱了呢？

因为步入近代化进程后，国家的社会机制越来越完善，股票、基金、地产、债券、保险等都是可以激活社会财富的。而要完成这一个庞大的现代经济体系，必须建立在一个基础上。

这个基础，叫做国家信用。

而在中国古代，最没有信用的人，就是皇帝。

因为天下都是皇帝的，皇帝找谁借钱都可以赖债，皇帝是第一个破坏信用制度的人。

王安石变法可以为朝廷生钱，却不能为社会、为百姓生钱。在社会整体财富没办法激活之前，王安石变法其实跟商鞅变法是一个意思，就是抢钱！夺取民间财富，压制百姓生存空间。

王安石变法注定是不能成功的，因为整个社会还没有进化到需要削皇权或者废除皇帝制的阶段，国家的金融架构是固定的，不是激活的，所谓的变法，只是抢百姓的钱而已。

虽然王安石变法囿于皇权至上的时代观念，以至于王安石变法的本质并非立足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是王安石高尚的品格、变法的精神确实是值得我们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