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方军是唐朝的一支节度使军队。

它自武则天(690~705年在位)时期出现以后，一直活跃在唐都长安（今陕西西安）的西北部地区，终唐之末。

1、从羁縻州府到都护府体制

《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则天后延载元年(694)记云：

三月甲申，…更以僧怀义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以李昭德为长史，苏味道为司马，帅契苾明、曹仁师、沙吒忠义等十八将军以讨默啜，未行，虏退而止。

这是现存文献中所见“朔方道行军大总管”最早的记载。

默啜为可汗之始，即侵犯唐疆，此后十五年（至景龙二年）是东突厥最强大也是对唐侵掠最严重的时期。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边防常驻军（定期番代）的朔方大总管体制（朔方节度前身)出现了。

这就是说，延载元年(694)朔方道行军大总管的出现，是朔方军确立的开始。

上面引文记载武则天的“男宠”薛怀义充任朔方道行军大总管，率领十八将军征讨默啜。虽然没有正式成行，但是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之设，正是唐朝为了抗御突厥而采取的措施。

贞观四年（631）三月，唐军擒获东突厥颉利可汗，将其送往京师长安。

征服东突厥后，将颉利可汗和突利部众广置于幽、灵之间即历史上长城沿线区域，设立以原有部落酋长、首领为都督、刺史的羁縻府州体制。

贞观二十一年(647)至高宗永徽元年(650)之间，唐廷在大漠南北又分别设立现在称之为单于、安北两大都护府。

羁縻府州重在安抚，都护府则安抚、征讨并重。

前者以原有酋领为主，结合唐、蕃制度，形成胡汉杂糅的双轨体制；后者则为唐朝直辖的军政机构，任官均出自唐廷，主要目的是通过军事手段控制边疆。

值得指出的是，上述两大都护府的设置是唐朝为控制边地采取措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在这二府前后，濛池、崑陵、安东等都护府也都相继设立，反映出唐朝控制边疆地域自羁縻府州向都护府体制的转化。这个转化是在太宗末年和高宗即位初年之间完成的。

2、突厥的降而复叛

但是，北部边地在平静了若干年之后，突然爆发了一连串震惊朝野的事变：

高宗调露元年(679)十月，单于大都护府辖内突厥阿史德温傅和奉职二部宣布反叛，册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单于府下二十四州尊长与其同叛。

永隆元年(680)，突厥又迎颉利从兄之子阿史那伏念于夏州，将渡河立为可汗，诸部落复响应跟从。

永淳元年(682)，突厥余党阿史那骨笃禄、阿史德元珍又招集亡散叛乱。

面对这些突变，唐廷迅速作出了反应。阿史德温傅和奉职最先扯起叛旗，他们原本隶属于单于都护府，而都护府确有征讨叛离势力的责职。但是这次用兵讨叛的主力却是定襄道行军大总管裴行俭部。

事实上，唐廷于此前曾调派单于都护府长史萧嗣业率军镇压，但萧军反被所败。史籍记载其失败原因是萧嗣业取胜后不设防备，被突厥偷袭。

但萧军兵额不多更应该是其致败的主因。

文献中有关其手下兵员数目虽不见具体记载，但《旧唐书·地理志一》所记：

玄宗天宝(742~756)初年安北府治兵仅6000人，马2000匹；单于府内的振武军有9000人，马1600匹。

这与裴行俭定襄道大总管直属的18万军队不可同日而语，更不能与其节度的30万大军可比了。

由此可知，单于、安北都护府这样的军政机构，可以应付处理所辖区域内一般的事务，但是像阿史德温傅、奉职以及二十四州这样大规模的反叛行为，单靠都护府自身的军力，就很难解决问题了。

在那种情势下，唐廷若想开拓西域有所作为，除强化安西都护府及当地其它军力外别无良法。而关内道北部颉利降服后显现的平稳局势使得唐廷意识到仅设羁縻府州就可以解决问题；只是薛延陀、车鼻抗衡示威才提醒唐廷设立了都护府的监控体制。

这种监控体制被调露元年(679)突厥降户的大规模叛乱打破了。于是唐廷便只有依仗其惯常的行军进行镇压。裴行俭充任的定襄道行军大总管就是这种行军出征的一次典型。

唐朝之采用行军对付叛乱，乃是这种军制灵活，根据战争形势迅速调集军队，并集中优势兵力，形成强大的突击力量，进而消灭敌人，达到出兵目的。

据孙继民先生研究，唐朝前期的军事制度是以平时体制与战时体制相分离为特征的。像府兵、禁军、镇戍这些军事组织主要是在平时发挥作用，遇有战争并不直接投入征战，而是以提供兵员的形式编入行军，行军则是战时的军队组织。

唐朝建国以后历次开边拓展或征伐讨叛，无不是利用行军的方式进行活动。

贞观四年(630)征服东突厥的唐军，正是以李靖充任定襄道行军大总管为最高统帅的行军完成的。

现在单于都护府应付不了数十万突厥人的叛乱，唐廷自然就改派裴行俭充任定襄道行军大总管前往镇压，二者如出一辙。

不同的则是裴行俭率军人数多于李靖的三倍，为唐朝行军派兵最多的一次。

果然，裴军迅速地向北推进。次年三月，唐军擒获奉职，突厥泥熟匐可汗被其手下斩杀而降唐。唐军回撤。然而突厥阿史那伏念又自称可汗，与温博合势掀起新一轮的反叛。裴行俭再次受任定襄道大总管率军征讨。裴施行反间计，令伏念与温博二者互相猜忌。

开耀元年(681)，唐军擒获反叛的两个首领，随即将阿史那伏念和阿史德温博斩首示众。

裴行俭本来应允阿史那伏念免除一死，但是中书令裴炎因朝廷内部的矛盾忌妒裴行俭之功，上奏武则天，导致伏念被杀。

这件事情对突厥人震动很大。永淳元年(682)，伏念的余党阿史那骨笃禄和阿史德元珍又招集亡散，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叛活动。骨笃禄的反叛较之此前突厥贵族更有计划性，他建立了政权，正式宣告突厥汗国的确立。

3、安北、单于都护府的沦陷

骨笃禄掀起的叛唐活动，得到了突厥部众的广泛支持。

如同前面两次大规模活动一样，突厥降户的复国愿望并未因颉利政权消亡而泯灭，相反，他们利用唐朝内部高宗、武则天政权更换之机，借助吐蕃攻唐而使唐军向外扩展的进攻态势受到阻遏的力量，迅速聚集力量恢复旧有势力。

因此，他们在唐朝大军的屡次攻击下顽强应战，前人被杀，后者继起。骨笃禄起兵后，致力于恢复突厥旧业，他起兵及此后的活动完全以此为中心。

当他巩固了突厥政权和自己的地位后，他就着手统一东、西突厥的计划。

其整体计划如薛宗正先生所说，南面骚扰劫掠唐州县；北面分化离间铁勒诸部；重在向西拓展，侵吞唐朝治下的西突厥部落。

唐朝对突厥复兴的心理准备显得十分不足。

阿史那伏念的被杀损坏了唐朝政府在突厥部众中的形象，而这完全是朝廷内部派系斗争的结果。

至少在这前后，唐廷因高宗去世、武则天上台而深深地陷入内争之中。此时裴行俭已经去世，唐廷应付骨笃禄的主要将领是程务挺，程的职务是单于道安抚大使。

派程出任安抚使，重在政治上抚慰，而不是行军总管那样纯粹武力征服了。但是突厥向唐的进攻仍旧持续不停。终骨笃禄一生，其追求的复国目的终于达到。

值得注意的是，骨笃禄向唐进攻的重点之一是单于都护府。这是唐朝控制漠南突厥降户的象征。

骨笃禄起兵不久，就直攻单于府。永淳二年(683)，突厥围攻单于府城，都护府司马张行师被俘杀(154)，单于都护府的功能至此丧失。

此后，突厥人又将矛头转向漠北地区的安北都护府。该都护府是唐为羁控铁勒、回纥诸部所立。突厥强盛恢复旧日帝国，必不允许安北都护府存留北地。唐朝的安北府最终没能在漠北保住。

这样，唐朝用以监控突厥降人的北陲二都护府便宣告结束了。

4、唐与突厥战争中的吐蕃因素

继骨笃禄汗位者，是他的弟弟默啜。默啜继承了其兄的复国扩张政策，向唐朝州县发动了频繁的进攻。

默啜向南面的进攻，一方面向唐展示突厥复国的威力，另一方面则是其扩展所需的经济补充。

按《新唐书》、《通鉴》系统记载，默啜于延载元年初（即长寿三年，是年五月改元)进攻灵州，二月庚午，武则天即遣派薛怀义为代北道行军大总管前去征讨。旋后于三月怀义再次受命北伐，这一次他的职务改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

突厥人发动的持续反叛活动，与唐朝的政治形势，特别是其对外军事形势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导致唐朝对外关系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吐蕃。

吐蕃在唐太宗时期获得统一，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迅速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势力，并向外进行扩张。

吐蕃的扩张与唐朝的向外开拓无疑是针锋相对。双方的紧张关系在唐高宗当政时，明显地表现出来。吐蕃在其西北与唐展开了以争夺安西四镇为中心的军事冲突；与此相应，又在其东北与唐展开了争夺吐谷浑，进而又争夺青海的争衡。

夹在唐、蕃之间的吐谷浑之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此后，吐蕃连续向唐朝州县展开进攻。高宗仪凤三年(678)九月，唐、蕃双方又一次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其规模较大非川战役更大。

这些事变的发生，在唐、蕃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上显示出极大的变化。

唐长孺先生指出，高宗仪凤(676~679)以前，唐朝国力强盛，而周边诸族势力相对衰弱，唐朝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因此采取的是攻势战略。

在这之后，随着吐蕃等势力的崛起，双方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变化，唐军的攻势战略转为防御战略。

5、朔方军由临时出征到常规镇守

突厥降户的叛乱，是借助吐蕃势力崛起并威胁唐朝的形势出现的。他们的叛离活动也助长了周边势力向唐反扑的能力。

由于突厥人的叛离规模超出唐廷的意料，原来在大漠南北设置的单于、安北两大都护府非但不能发挥征伐镇压的作用，反而被突厥攻陷。

于是唐政府设立朔方道行军前往镇压，武则天以其亲信薛怀义为行军大总管，率领18万大军征讨默啜。

可以看出，武则天对这次出兵是非常关注的。这个时期，武则天早已经巩固了她的权力，西域方面，唐军也收复了安西四镇，东北地区的形势也无大的变乱，所以她迅速调集大军北上对付默啜。

但是这次大规模的出兵实际上并没有进行，因为默啜已经退兵了。

然而，接下来的若干年间，默啜亲自率领或由其他将领统帅的突厥军队连续向唐发动进攻。芮传明先生认为默啜在位时期突厥对唐的进攻规模要比骨笃禄大得多，他依据《通鉴》列举了武则天延载元年(694)、天册万岁元年(695)、万岁通天元年(696)、神功元年(697)和圣历元年(698)之间双方的争战。

征引《通鉴》原文说：

“突厥默啜自则天世为中国患，朝廷旰食，倾天下之力不能克。”

在双方的争战中，唐以朔方道行军大总管的形式北征，除延载元年薛怀义外，还有天册万岁元年正月，王孝杰代替薛怀义为朔方道行军总管击突厥；久视二年（701)五月，魏元忠为灵武道行军大总管，以备突厥；长安四年(704)七月，宗楚客充灵武道行军大总管；同年九月，姚元之（崇）充任灵武道行军大总管，旋改灵武道安抚大使等。

灵武道与朔方道所指同为一地，但名称不一。

而在这前后唐朝又多次任命其他行军大总管职务，反映出突厥南下攻掠的州县不同，唐朝自然以不同的行军方式抗衡。

这一点与前此其他行军方式没有区别。

但是，上文记载中有一种倾向却值得我们注意：

延载元年三月薛怀义出任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征讨默啜因后者退兵而未成行，而同年八月王孝杰出任瀚海道行军总管，《通鉴》说他“仍受朔方道行军大总管薛怀义节度”。

这似乎说明薛怀义充任的朔方道行军并没有因为突厥退兵而象以往那样遣散。

而圣初（695)王孝杰又代替薛怀义出掌该道行军大总管，薛因失宠而失掉此职。

再看姚崇，他于长安四年(704)九月充任灵武道行军大总管开赴前线后，直到中宗神龙元年(705)初返京，这四个月期间他一直在灵州（治回乐，今宁夏灵武西南)。倘若不是张柬之、桓彦范等发动逼迫武则天下台的政变，姚崇将继续留在此地。

有意思的是，姚崇从灵武返回长安，《旧唐书·姚崇传》作“自军还都”，而《新唐书·姚崇传》则作“自屯所还”。

可见，朔方道行军在薛怀义任职的时候至少不是任务完成之后即行解散了，很可能像张国刚先生称之的那样，战事结束后不立即遣散，而是由行军转为留镇了。

如果说薛怀义、王孝杰时代还不明显，那么姚崇时期的灵武道行军就完全如此了，这正是《新传》“屯所”的含义。

根据史籍记载，姚崇自灵武返京后，朔方主帅缺员；同年六月，左骁卫大将军裴思说受命灵武军大总管“以备突厥。

神龙二年(706)年底，突厥默啜又进攻灵州鸣沙县(今宁夏吴忠南)，“灵武军大总管沙吒忠义逆击之，官军败绩，死者三万”。

唐军的惨败导致沙吒忠义的被免职。

《旧唐书》卷九三《张仁愿传》云：

“突厥入寇，朔方军总管沙吒忠义为贼所败，诏仁愿摄御史大夫，代忠义统众。”

可知张仁愿，接替沙吒忠义出掌朔方军。

如此看来，裴思说、沙吒忠义到张仁愿这三者之充任灵州和朔方军大总管是个连续行为，易言之，这时候的朔方军一直屯驻在灵州为中心的地区抗御突厥。

从薛怀义首次出任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到张仁愿就任大总管一职，朔方军基本上保持了军额，这就是说这支军队已经从前期行军的性质开始向常驻军或镇军转化。

这个转化阶段分成三个步骤。

第一步是薛怀义首次充任朔方道行军大总管，标志着朔方军的正式出现。

第二步是魏元忠至沙吒忠义，这期间一般称之为灵武道或灵武军，前后接任呈现连续性，表明该军向常驻军或镇军体制转化；这里的“行军大总管”一词到后来则去掉了“行军”二字，直接冠以“大总管”，也反映出军制的这种变化。

第三步是张仁愿充任该职后，则标志着朔方军的正规化，原来的“朔方”、“灵武”混用，到他的任内则统一到“朔方”称号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