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一致有益于政治生态和社会治理，但却极大地扼杀了学术自身的理性思辨和多样自由，王阳明恰恰生活在朱子学制度化的特殊时代。

自元仁宗确立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时即已意味着朱子学成为学术界和思想界的主流形态。

所以，中期出现了学术僵化的局面，凡言学者无一不尊朱奉朱，对朱学的反思成了阳明构筑自我理论范式的必由之途。

阳明通过对朱子格物说，知行观和心与理关系的鉴别展开整体性反思，并进一步把这一结果聚结在对朱子“新民”说的驳斥上，认为朱子以“新”言“亲”偏离了先儒的精神本质、理论范式和现实关怀的基调。

实际上，阳明欲针对朱熹哲学体系的内在矛盾建立一套全新的哲学体系，从而解决阳明本人所谓朱子思想的内在困境，形上的理世界与形下的物世界的断隔，个体性原则与普遍性原则的间离，本体与工夫理论之间的失衡。

进一步对朱子心性论、本体论和工夫论发起挑战，并在此基础上为何以成己成物，何以安顿自我提出自己的见解。

对格物说的重思是阳明诠释思路展开的先导。据《年谱》记载：“先生始侍龙山公于京师，遍求考亭遗书读之。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必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圣贤有分，乃随世就辞章之学。”

据此可见，阳明对朱子学的信奉与尊崇，并且“先生自委圣贤有分”一语已然暗含阳明哲学反求诸己的特色，认为自己之所以难以契悟天理达道乃己之涵养不够，根器不敏。我们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年谱》对此一事例记载的象征意义大于本身历史意义。

此事件是阳明生命历程的转折点，意味着阳明格竹失败后其思想中埋下了对朱学合理性和普适性质疑的种子。

《传习录·下》有证，阳明在晚年对自己思想进行总结时说：“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着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作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其格物之功，只是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但自有担当了，这里意思，却要说诸公知道。”

可见，格竹失败是阳明对朱学质疑的端绪，更是其哲学建构的伊始。正式奠定阳明心学格局和立场则要等到若干年的“龙场悟道”，这是阳明思想与朱学明确判然分道的标志。

《年谱》载：“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阳明认为一切道德的现实的实践都绾结在心体上，心是最高的指挥者和统帅，脱离心而言向外求理于物是典型的心物二元论，是物与理的割裂，这样将导致理论本身陷入理事二元对立的两重世界，是经验世界与超验世界的断裂，是肉体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分化。

阳明认为理在于心并内在地涵摄本心，非心外别立一个理，故阳明说“吾性自足”。而认为朱子即物穷理乃“析心与理为二”，故阳明在《答顾东桥书》中说：“朱子所谓‘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即物穷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得所谓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事事物物之中，是析心与理为二矣。”

阳明认为求理于物的方式是内在性原则与普遍性原则的失调，是形上世界与形下世界的失序。

可见，阳明对朱子格物说的反思即是反对朱子把理作为超验的绝对实体。一旦理成为外物之上的另一重存在则理与心、理与事就裂变成两重世界。

进一步言之，外在的格物工夫所求之物理、事理何以作用于吾身心之德性的复归？何以促进吾德性的精进？阳明认为朱子读书穷理所格所穷乃物理，与身心性命之情理无任何干系，物理的体察并不能内化于德性和德行，此亦是身与心的割裂。

按照阳明的哲学逻辑，个体主体性的实现就是世界意义和理体复明的实现，二者具有先验的同一性。

所以这一实现的过程必须诉诸于本心，理体实在性地彰显必须借助主体意识的关切，而主体的意向性功能又是物之为物的内在性规定，故阳明讲“心、意、知、物”的通彻圆融，实质上也就是“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理念的再现。

如此一来，阳明认为道德实践与宇宙本源先验地同一，本体主体一源，本体工夫统一，对个体自我的内在规定就是天理的大化流行，二者本质地一致，这一理的转换就是阳明以正心言格物的真实意蕴。

阳明以“南镇观花”一例论述本心的绝对性和首要性，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可见，阳明认为物的本质规定是以吾心观照为媒介的，不存在脱离本心觉察孤立的事物，在此基础上阳明也就进一步肯定心外无物的理论基调，在这一意义上讲的格物顺势也就成了“正心”或者是“正念头”。

落实在“心外无理”上也就是说主体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是以道德行为为基准的，道德行为发生的根据就是本心的参与与关照。离开本心而言理只能证明理外于心独立自存的客观属性，这一思路无疑将导致理的先验世界与物的经验世界的分化。

职是只故，阳明认为任何道德的、生存的实践活动之所以可能皆是以本心为中心的，那么以“正心”训“格物”也就是伦理学意义上对格物实践进行的限定，故阳明说：“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其全其本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即是穷理。天理即是‘明德’，穷理即是‘明明德’。”

相对而言，阳明认为朱子所言“格物”乃是纯粹知识论意义上知识的来源、真理的标准和认识论意义上主客观关系的反应。

在此基础上阳明完成了对朱子外心以求理和格物穷理的工夫进路的修正，确保了哲学体系下各概念范畴的圆融性和一贯性，实现了本体主体一体化，本体工夫统一性的双重原则，奠定了阳明心学格局的总体性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