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魏晋文学，就不能逾越建安文学。即便考察中国文学的发展，依然绕不开建安文学，建安文学值得我们大书特书。这一时期不仅仅有“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还有蔡琰、路粹、繁钦、吴质、杨修、丁仪、邯郸淳等人。他们以自己的才智，从事文学的创作，为建安文学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文学的历史长河考察，建安文学是短暂的，我们从汉献帝建安元年算起，到魏明帝太和末年结束，也只不过三十余年。时光如此短暂，不免让人感叹。不过，不管时间长短，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与其他文学时代一样，自有其演变发展的进程。我们不妨把这个时期分几个阶段，这对于我们了解、分析这段文学史是有所帮助的。

一、发轫期——建安文学由两汉转向魏晋的一个重要时期

于是个社会动荡的时期，“中平以来，天下乱离，民弃农业，诸军并起”，这个时期是个田地荒芜、万里萧条、百姓流离、饿殍遍野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也只能铤而走险反抗政府。

黄巾军拉起了规模宏大的反抗；紧接着军阀割据，拥兵自重，中原大地进入了割据混战的局面；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战争的持续不断，使得本就遭到破坏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

战争的频繁对固有的社会形态造成了摧枯拉朽式的破坏，这不仅让外戚与宦官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且持续两汉的伦理道德与儒家经学也不复往日的光彩。一切都在变化，尽管这样的变化让人感到非常的沮丧。有了战争，有了割据，就有要统一天下的人，这是一种政治抱负，也是一种情怀。

曹操就是这样的人，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在道义上、法理上具有了统一中国的合法性。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在充满巨大痛苦的大动乱状态下，孕育出了建安文学。它显得有些步履蹒跚、但却是艰难前行。我们把这段时间划分为建安文学的形成时期，其主要代表人物为曹操和王粲。

任何一个作家都离不开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一方面他们要与动荡的社会抗争，一方面也要去反思这个社会，反思人生。尤其是在个人经历了不间断的磨难之际，更是有对自由、和平的渴望，对光明与生命的礼赞，对黑暗与残暴的唾弃。

个人的天生禀赋，在多灾多难的社会里，对社会的观察更为敏锐，对生命体现更真实，这激发了他们表达的欲望，产生了如实自由地抒发自己情感的作品，作品情感炙热。

例如曹操的《苦寒行》、《薤露行》、《蒿里行》、与王粲的《七哀诗》，均以感伤、慷慨为写作主题。这些主题固然与社会的动荡有关，也与人们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变化有关联。长达几百年的儒家教义严重式微，人们的思想不再受传统意识的束缚，以心灵解放的姿态挣脱礼教的牢笼，寻求心中的解放、呼吸清新的空气，自由抒发情感，自由创作成为了时代的主流。

这个时代的主流中，曹操无疑是文学新风尚的开拓者，借助自己外定武备，内修文事的政治地位，他积极网罗文士，营造出“彬彬之盛”的建安文学局面。他的作品包含真实的情感，以记实的手法描述着他的所见所闻。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真实记录了民间疾苦和作者当时的感伤；“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描绘了一幅行军艰难的图景，这种对汉末社会的真实描写，明人钟惺给予的评价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即使社会如此动荡、人们生活如此悲惨，但是他们依然相信希望还在，未来是好的，应该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去应对这个动乱的年代，并努力去改变它。这方面曹操自然做得最好，在他的《短歌行》、《观沧海》、《龟虽寿》等诗篇中，我们看到，“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现他并吞宇内、求贤若渴的心情和并吞宇内、统一天下的雄心；“老骥伏枷，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表现了他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在《观沧海》中，曹操用饱蘸浪漫主义激情的大笔，刻画了高山大海的壮阔，表达了他以景托志，胸怀天下的进取精神。

即便王粲在《七哀诗》中描写了大量社会动乱，现实悲惨的场面，但也有“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的渴望，对未来他依然充满憧憬。既有悲痛感伤的诗句又有慷慨壮怀的篇章，正是建安文学的“慷慨悲凉”风格的体现。

二、鼎盛期——邺下文人集团正式形成。

当此之际，曹操在军事混战中已经非常强大，最终进驻邺城。他以邺城为霸府之地，集结天下文人。曹操继续打破常规，力推“唯才是举”的政策，广泛招揽治国能人，逐渐形成了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为核心的邺下文人群体，主要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当然，由于曹操在军事与政治的措施得当，使当时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发展，社会环境也不像以往那样，相对得以稳定。这些因素，无疑对文学的发展有促进作用。

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演变有个显著的特征，在以往对现实的社会动乱、百姓疾苦的真实描写，自由抒发个人情感的基础上，作家的创作范围进一步拓展到社会、人生、情感等各个领域。或描绘社会动乱、或写百姓疾苦、或写战争破坏、或写妇女不幸、或颂扬曹氏、或写曹府趣事的，可谓题材广泛，风格多样，多角度、全方位地了反映现实生活的丰富多彩。

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如曹丕作的《燕歌行》、《短歌行》；曹植作的《白马篇》、《送应氏》、《弃妇诗》；王粲作的《从军诗》、《杂诗》；刘祯作的《赠五官中郎将》；陈琳作的《游览》；应玚作的《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徐幹作的《答刘公干诗》，等等。

这些作品中有的依然延续前期的感伤慷慨的主题，但是也从其他方面开始了文学题材的开拓，有写男女相思的情绪，有写朋友离合的悲欢，有写朋友的互赠互答。其中，把写作的视野延伸到妇女的不幸生活。

在徐幹写的《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这首诗中提到“与君结新婚，宿昔当别离”。用新婚女子的口吻抒发新婚燕尔，却被迫长期长期分离的哀怨；曹丕在他的《燕歌行》中写道：“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

用哀怨的笔调，诉说了一个女子对长期在外的丈夫的思念，和自己孤独寂寞，难以排遣的哀伤，构成了一种千回百转、凄凉哀怨的风格；王粲的《寡妇赋》描写婚姻不幸给女子带来的悲惨命运，“提孤孩兮出户，与之步兮东厢。顾左右兮相怜，意凄枪兮摧伤”。以大量的笔墨去书写妇女，体现了建安文学对人的自觉和人的价值的重视。

建安文学的兴盛期是肯定离不开曹植的，从建安十三年到建安二十五年，这十三年，曹植得以流传下来的作品十余首诗，二十来篇赋。在这些作品中，一部分是描写他自己生活的，重点在他与邺下文人的文学生活。比如《公宴》、《斗鸡》、《迷迭香赋》、《酒赋》等，这些诗作记录了他的日常生活，但这并不是全部，对于曹植而言，只有安顺的生活是不能体现自己的抱负与价值。

由于在政治上的不得志，他的部分作品中还是有自己壮志未酬的“慷慨之言”，例如《送应氏》，描写了战乱之后洛阳的荒凉景象，“步登北邙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泰山梁甫行》中“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野。妻子象禽兽，行止依林阻”，叙写了边海百姓的贫困生活。《白马篇》表达了曹植建功立业的壮志。

《赠徐幹》中“亮怀玙璠美，积久德愈宣。亲交义在敦，申章复何言”，发自内心关切朋友，体现了友谊的真挚与深厚。可以说，这一起时期的文学作品能够保持建安慷慨悲凉风骨特征的，并加以发扬，恐怕只有曹操、曹植父子的部分诗篇了。

三、没落期——建安文学继往开来的重任落到曹植肩上

这一时期的文学没有太多出色的作品，像《大魏篇》、《受命述》、《龙瑞赋》、《魏鼓吹曲》等十二首诗赋，无非是歌颂功德、粉饰太平的吹捧庸俗之作。如果说，还能支撑起文学大厦不倒的，那只有曹植一人。他以犀利的笔触反映了社会的真实，文学史家一般以建安二十五年的曹丕登基为界，将曹植的文学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前期，曹操对曹植具有的才华很是赏识，一度有立他为太子的考虑。

故此，曹植也是志满意得，作品也就多有对理想抱负与建功立业的歌咏，如在《薤露篇》中，他写道：“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而在《白马篇》中，他更是塑造了一位武艺高强，希望建功立业，“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爱国壮士形象，充满了豪壮的乐观精神。简而言之，此时的曹植作品是他雄心壮志的写照，继承了建安文学的慷慨风格。

总结

不过，随着曹操去世，曹丕践位，曹植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虽有王侯之名，但六次变更爵位，三次迁徙封地，乃至到了“衣食不往继”的地步，其内心之苦痛也显而易见。在《吁磋篇》与《浮萍篇》中，他以转蓬与浮萍为喻，悲叹自己孤独寂寞、飘泊无定、受人冷遇的遭遇。而在《鹞雀赋》与《野田黄雀行》中，曹植以象征与寓言的方式感叹自己身处危险境地，寻求摆脱困局，重获自由的愿望。

尤其是《赠白马王彪》中，他更是直抒胸臆，把“恨”与“愤”真实地流露出来，“鸱鸟鸣衡扼，豺狼当路衡。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这是愤恨之辞，直指这个豺狼当道的社会。“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归。孤魂翔故域，灵枢寄京师”，这也是表达自己个体的无奈。

这首诗可谓作者直抒胸臆，毫不掩饰，既抒写了自己的情感，也揭露了政治权力罪恶的现实，是建安风骨的具体表现。因为曹植的存在，即便是处于建安文学的没落期，依然让我们看到建安文学的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