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浦子口城位于今南京市浦口区，修筑于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依山傍水，共有五门，是长江北岸拱卫京师的最后一道防线。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四月，浦子口巡检司、浦口驿等衙门归江浦县管辖。

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5月9日，燕王朱棣率领的靖难大军和建文朝廷大将盛庸在淮河隔江对峙。燕军大将丘福、朱能率数百精锐向西行二十余里，悄悄渡过淮河，并对盛庸所部发动突袭。在此前的灵璧之战中已经心胆俱丧的官军，在燕军的冲击之下一溃千里。盛庸单骑逃走，淮河上的官军舰船尽归燕军，朱棣遂率大军渡过淮河，占领盱眙。

5月17日，燕军至扬州，扬州卫指挥王礼等率众出降。5月19日，燕军至六合（位于今南京市北部长江以北六合区），官军再次败北。5月20日，燕军驻军江北，朝廷派朱棣堂姐庆成郡主前往燕军大营求和，朱棣不允。

此时，浦子口成为了朝廷在长江以北的最后一道防线。盛庸、魏国公徐辉祖等率领朝廷最后的一支精兵驻扎与此，准备做出最后的抵抗。

神秘的浦子口之战

对于浦子口的那场战斗，《明太宗实录》上只字不提，这本身就是非常反常的现象。之前发生在建文二年（公元1400年）十二月的东昌惨败，实录虽遮遮掩掩，通过描写朱棣的勇武来淡化失败的惨痛，毕竟还是写了“上旋师，命步军辎重先行，上以百余骑殿后。”委婉地承认了战败退兵的事实。相对来说，《明史惠帝本纪》算是对此战透露信息最多的史书了。

（四年）六月癸丑，盛庸帅舟师败燕兵于浦子口，复战不利。—《卷四·本纪第四》

也就是说，浦子口之战实际上分为两个阶段。官军在第一阶段战斗中获胜，但却在第二阶段的战斗中落败。那么对于此战，是否还有其他史料可以佐证呢？还是有的。

徐辉祖败燕兵于浦子口，高煦引蕃骑来。成祖大喜，曰：“吾力疲矣，儿当鼓勇再战。”高煦麾蕃骑力战，南军遂却。—《卷一百十八·列传第六诸王三》

从《明史朱高煦传》透露的信息可以知道，浦子口之战的第一阶段是由朱棣亲自指挥的，而盛庸和魏国公徐辉祖已经率领官军占据了上风。从朱棣的话中可以看出，在朱高煦领兵来援之前，朱棣已经濒临崩溃。所谓的蕃骑，并非指朵颜三卫，而是燕军中的蒙古骑兵。换句话说，没有朱高煦奋勇杀敌，朱棣在浦子口的失利将不可避免。

而在明末清初历史学家谷应泰所著的《明史纪事本末》中，对朱高煦救驾这一事件提供了更多细节性的描写。

（四年）六月癸丑朔，兵至浦子口，盛庸诸将逆战，败之。燕王欲且议和北还，会高煦引北骑至，王大喜，遽起按甲，仗钺抚煦背曰：“勉之！世子多疾。”于是煦殊死战燕王率精骑直冲庸阵，庸军小却。—《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

从谷应泰的记录来看，当时朱棣所面临的形势极其窘迫，甚至到了议和北还的地步。即使朱高煦在朱棣那句“勉之！世子多疾。”的激励之下，也只是使盛庸所部“小却”而已。同时由于朝廷方面拥有绝对的水军优势，盛庸的小却，是渡过长江退往了高资港。

高资港位于今镇江市丹徒区，在南京市东面偏北方向。盛庸之所以退往高资港，可能是因为镇江乃是南京咽喉，还能与巡防江上的右军都督佥事陈瑄互为支援。按照方孝孺和皇帝朱允炆所定下的作战方略，静以待变，未尝没有翻盘的机会。

建文君复问：“今奈何？”孝孺徐曰：“长江可当十万兵，江北船已遣人尽烧之矣。北兵能飞度？况天气蒸，易以染疾。不十日，彼自退。若遽度江，祇送死耳。”—《明太宗实录卷九上》

渡江的胜负手：陈瑄

陈瑄字彦纯，直隶庐州合肥县人。从小就机警有智略，善骑射，曾经在魏国公徐达麾下效力（这一点可能是陈瑄最终倒向朱棣一方的间接原因）。一路从成都右卫指挥同知、四川行都司都指挥同知一直到右军都督佥事。燕军驻军江北之时，被建文帝赋予总舟师防御江上的重任。

6月1日盛庸率部退守高资港之后，朱允炆立即派陈瑄率舟师进行增援。结果没想到的是6月2日陈瑄就在浦子口向朱棣投降。大喜过望的朱棣当天祭祀大江之神，第二天即率军渡江。

6月3日当天微风飘扬，长江不波。盛庸所部看到原本“舳舻相衔，旌旗蔽空，戈矛耀日，金鼓震动”的陈瑄所部水师，突然亮出了燕王的的旗号，无不“惊愕不敢动”。盛庸措手不及，只能指挥部队仓促列阵，结果在朱棣本人亲自率领的精锐骑兵冲击之下迅速溃散。南岸官军几乎全军覆没，盛庸本人再次单骑逃脱。镇江守军看到长江之上水师舰船尽为燕王所有之后心胆俱裂，说了一句“海舟皆已降，吾何能力？”6月6日，指挥使童俊开城投降，镇江失守。

6月8日，燕军驻军龙潭，南京已近在眼前。后面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6月13日，燕军从金川门进入南京，朱允炆在皇宫奉天殿内殉国，方孝孺等死忠大臣被悉数族灭。

战后，为燕军渡江立下不世功勋的陈瑄授官奉天翊运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封平江伯，食禄一千石。赐白金、钞币，追封其三世。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10月17日陈瑄去世，追封平江侯，谥恭襄。

结语：

从笔者对史料的梳理，我们大致可以明白为何《明太宗实录》会在建文四年六月癸丑、甲寅和乙卯这三天的记载中，对浦子口之战及陈瑄投降这两件事略而不提。笔者以为，原因无非有以下几条：

第一、浦子口之战第一阶段，朱棣亲自带兵，却在和官军的对抗中落于下风，故而实录对此讳言。

第二、浦子口之战第二阶段，救朱棣于水火之中的人，又是日后因叛乱而被彻底否定的汉王朱高煦。对于他在靖难中的功劳，《实录》一向是能不提就不提。综合这两点因素，浦子口这一场差点让朱棣议和北还的重要战役，竟然凭空就从《实录》中消失，也就令人可以理解了。

第三、盛庸所部整建制地退往高资港，镇江城内朝廷守军没有受到任何损失，长江之上又有陈瑄率领的水师巡逻，官军完全可以依托长江天险坚守待援。对于朝廷严密的布防，《实录》也做了如实的记录：“缘江上下二百余里，尽列海艘严备。”此前方孝孺已经组织人手烧掉了长江北岸所有的渡船，如果没有陈瑄的叛变，朱棣所部只能望江兴叹。当朱棣一方粮草告急，疾病丛生，而朝廷一方养精蓄锐，勤王之兵四处云集。退兵，不是不可能的事。

第四、叛变之后的陈瑄由于在漕运上的巨大功劳，在永乐、宣德两朝都混得非常好。《明太宗实录》修纂于宣德年间，以陈瑄当时的声望，虽然所有人都知道就是因为他的叛变才导致了燕军的渡江，但为了替尊者讳，《实录》中在甲寅和乙卯这两天中抹去了陈瑄的记录，使得他的背叛看上去可以不再那么扎眼。

总之，因为朱棣在浦子口打了败仗，又由于汉王和平江伯这一正一反两位人物的影响，最终浦子口之战和陈瑄背叛这两件足以影响靖难战争结局的事件在《实录》上消失不见。我们后世之人阅读历史，务必不能拘泥于一本书的记录，需得多方比较，尽力还原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