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不论是山陕商人的合作关系，还是山陕会馆这一山陕商人合作的正式制度，在相当程度上都是依靠着非正式制度而建立。

因此，关公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内化为山陕商人思维与行动的精神动力，长期影响着他们日常的思想认识和行为选择，约束两帮商人合作制度的变迁。

01文化传统的渗透

文化传统影响着人们对社会生活的理解和解释，提供了一种道德和认知的框架，规范了人们的行为选择。在社会生活中，文化传统通过决定个体的自我认同和其在社会中角色定位，进而决定着个体的行动偏好。

因此文化传统在制度变迁中是一种内生变量，甚至可以决定行动者的行为。在这种文化传统的作用下，人们可能会由于心中的伦理道德，在不受外界约束的情况下约束自身行为，甚至放弃个体的经济利益。

由此可以认为，“文化在决定社会制度结构的形成，在导致制度的路径依赖和阻碍制度成功建立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历史意义”。

格雷夫在对热那亚和马格里布人的研究中，发现了文化传统对其制度演化路径的影响。关公文化是山陕商人共同的文化基因，在山陕商人的合作历程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因为山西是关羽的诞生地，而相传陕西是关羽的改姓之地，在地域上关羽和山陕两省的商人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作为山陕商人合作的非正式制度，关公文化寄托着商人们对于家乡的思念，关公忠义仁勇的品格完美匹配了商人们异地经商的需要，因而成为了山陕商人合作的精神纽带。

从本质上说，关公文化是山陕人民通过代代相传的熏陶，潜移默化形成的共同的文化信仰。

这种自古以来长期形成的信仰具有相对稳定性，渗透于山陕商人合作的方方面面，在发展中不断自我强化，很难进行变迁。

关公文化在山陕商人内心的强化主要是通过山陕会馆的祭祀活动。

山陕会馆其实一直是封建商会组织，宗教祭祀活动是山陕会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山陕会馆会被当地人称为关帝庙，甚至因为对关羽太过崇拜而从会馆转变成关帝庙。

也有一些会馆本身就是在关帝庙的基础上改建的。如据史料记载，为了祈福求财、祐神免灾，“山陕客商在会馆大殿中供奉关云长塑像，在大殿内祭祀神像，雇请和尚、道士看守会馆和义园”，山陕会馆成为山陕商人进行祭祀活动的场所。

山陕商人还为关公创立了一些特殊的日子，分别设正月十三、五月十三、九月十三为接武财神日、关公诞辰日和祭关公日，并在这些日子里大演关公戏，形成了一种民间习俗。

这种固定的节日庆祝代代相传，使关公信仰更加稳定，并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山陕商人类似关公的思维习惯和行为选择。正如孟祥荣先生所言：“关庙、神像、戏曲、小说，都是实实在在的，真实的存在着的。关公崇拜的盛行，离不开这些有形的东西。”

山陕商人把对关公的崇拜通过建神庙铸神像的方式表现出来，从中可以看出，关公文化如何影响了山陕会馆的建立和发展。

同时，山陕会馆也强化了商人们对于关公文化的信仰，它们的相互加强就使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容易被惯性地锁定在原来的路径之中。

另外，文化传统中的习惯、习俗往往来源于实践，很难孤立地传递给不属于该文化的人们。

因此山西商人和陕西商人如与其他商帮合作，就容易因为文化的不同遇到种种困难而难以达成。

比如说徽商，它是明清时期非常重要的商业集团，有过非常繁盛的时期，他们和山陕商人的经营地也多有交叉，明明可以强强联手，却没有形成广泛的合作。

究其原因之一，就是文化传统的不同。徽商受程朱理学的影响，聚族而居，以壮大宗族势力为使命，即便是要外出经商，往往也是在商铺初具规模之后，其他族人跟随而至，不断维系和巩固宗法制度，并不重视乡土关系。

山陕商人则更注重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人际关系形态，形成一种“拟家族”式的乡土观念，在商帮内部形成和谐牢固的关系。

因而山西商人和陕西商人在异地的经营中，与其他商帮的商人很难达成合作。面对激烈的竞争，只会因为共同的文化传统而与彼此合作地愈发紧密，以致在制度变迁中陷入路径依赖。

02重义的价值观念

价值观念是非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传统的价值观念会影响制度路径的选择。一般来说，价值观念包含于文化传统之中，但是明清山陕商人合作的价值观念有一个特别之处导致了其合作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那就是重义，它是非正式制度黏性阻滞的一大成因。

重义在秦晋两帮商人的主观信念中根深蒂固也是源于关公文化。众所周知，关羽是重情重义之人，在历史上，他对主公刘备一片忠心，与好兄弟张飞亲如手足。据《三国志》记载：“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

关羽为了效忠主公，不仅可以舍弃荣华富贵，甚至愿意舍生取义，牺牲生命，是忠与义的杰出代表，引得了后人的无限推崇。

山陕商人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壮大，离不开他们的勇于开拓和经营有方，更离不开他们坚持遵守职业道德。

作为信奉关公文化的山陕商人，也会学习关公对兄弟的重情重义，在外地经商的时候相互帮助，并不单纯追求商业利益。

这种价值观念，不仅体现在做生意的时候对消费者讲求诚信、遵守契约，也体现在山陕商人的合作中，守望相助，讲求义气。

首先，关公文化作为山陕商人的共同文化基因，成为商人们构筑地缘和信仰共同体的媒介，双方建立起了彼此都认同的职业共同体。

在经营的最初，山陕商人为了在外地树立心灵的依托，将关羽塑造成了地域神，借助其对晋陕商人的号召力，认识到山陕两省亲如一家，同气连枝，两省的人民互为彼此的知己，应该成为相互合作的朋友。

在这个基础上，商人们发出“既为山陕之人，应预山陕之事”的号召，倡议山陕商人精诚团结，患难与共，群策群力，从而在协作的基石上更深一步地加强了地缘认同感和文化认同感，进而增强了商人们对山陕会馆组织的依赖。

所以从价值观念来看，作为共同体的山陕商人，即使合作绩效降低，也一定会以义为先，以加强合作为先。

所以山陕商人的理念一直是个体价值要依附于群体价值，他们的群体意识与近代资本主义对个体价值的追求是有冲突的。

此外，山陕商人的合作也源于最初起步经商时资金的缺乏或面对与其他商帮进行激烈竞争的需要。在没有资金的窘境下，一方面，官贷的归期过于严格，另一方面，民间借贷的利益太高，山陕两帮的商人不得不相互借贷筹措资本，或是合资经营，进而共同致富、共担风险。

如乾隆年间，有一位叫贾有库的陕西商人，由于个人资金不足，联合山西商人张鸾，两人共同出资一万两，从新疆阿克苏买玉石运到苏州贩卖，一年后，他们合营的资本规模就达到了两万三千两。

又如乾隆年间，四位陕西商人加一位山西商人，共同出资一万四千两，也去阿克苏采购玉石后运往苏州售卖。

这些资金的往来加强了商人们的合作关系和人情关系，虽然容易存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弊端，但是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也使两帮商人彼此之间更加信任和依赖，从而不断加强合作，造成制度的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