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这个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备受争论的朝代。在民族斗争之中，他是被钉在耻辱架上的；在民族林立的时代里，宋朝基本上都处于一个守势、经常被其他民族欺凌、压榨。但在商业文化领域，宋朝却又是一个发展浪潮的浪头。

国际上有些学者认为，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便是在宋朝诞生，这远远早于西方。商业发展繁荣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打破了“坊”、“市”的界限；同时自主完善的市场体系也造就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带来了一轮市场化的浪潮，促进了远洋商业的发展。但是，在这样的商业发达的朝代，同时也是“行滥”盛行的时期。

一、何为“行滥”，历史上劣质产品的代称

商业发达固然能够带来相应的善果；但是事物总是矛盾的，有善必有恶。商业发展过程之中的自发性便是带来恶果的诱因。不法商家为了减低成本、牟取暴利，以次充好、销售劣质产品。这个问题自然是在商业发达的宋朝所无法避开的问题。

那么，什么叫“行滥”，它是怎样出现的呢？《唐律疏议》中记载到：“不牢谓之行，不真谓之滥。”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产品的质量差、并不符合正规的生产标准，是劣质产品的意思。

深究这里面的原因，我们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那时就已经有了劝诫商人的文章；而后在后世学者的著作之中，也都有提到一些这方面的概要。

时间随着历史的进程在流逝，经历了千百年的发展，这样的观念应该早已深入人心了。人们也早已经知晓这“行滥”所带来的害处。千年前的周朝到千年后的宋朝，这样的现象非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是愈演愈烈、“行滥”盛行呢？

二、从事商业的人在内外因素的交织下，选择了错误的道路

（1）官商集团的出现，压榨小商贩的生存空间；他们被迫只能选择生产较低水平的产品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资料；这使得一些有着雄厚财力的世家地主投身商业，并且能够凭借自身强大的财力迅速崛起；更重要的是，宋朝朝廷政策的特殊性，使得一些人群拥有了双重的身份。

和前面朝代所采取的“抑商、贱商”政策不同，宋朝对于这一政策进行了适当的放宽。商人得以入朝为官，社会地位得到有效的提高；与此同时就产生了前面提到的拥有双重身份的人；他们即是官员，又经营着商业。

自然而然，这些人就会凭借着自己的政治地位，为自己谋求商业发展上的优势。这种亦官亦商的群体迅速崛起，并围绕封建时代的盐铁专卖制度，实现了钱生钱的目的。

不过封建时代的官商勾结所建立起来的利益集团又将带来一轮新的盘剥压榨。这一次的矛头则是直接指向了那些小商贩、弱势工商业者。

面对这些有财有势的商业巨贾，他们这些处于下层的从业者并没有实力与之较量。他们在很多时候都是处在不利地位的。为了改变自身的这一情况，他们有着或生或死的选择；一是选择破产、退出市场，这样全家人因为没有收入饿死。

第二种则是昧着良心生产一些低成本、质量较差的次品。同时作为底层数量较少的贫下工商业者之间也默许了这样的潜规则，使得“行滥”屡禁不止。

（2）宋朝政府机构臃肿、税收的加重这“行滥”一情况

宋朝作为一个重文抑武的朝代，向来主张的是文人政治；在这一治国理念的推动下，文人在朝内能占据一席之地，但多为言官，这使得朝廷机关不断变得臃肿，往往出现一职多人的情况。这样过分的扩大国家的官员队伍，使得国家需要养活更多的官，增加了国家财政的压力。

这使得国家不得不把增收渠道放在了蓬勃发展的商业上。那时候的宋代，城市之中都可以开设店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里所反映的三百六十行、行行俱全；我们足可见那时候商业的繁华。针对国家财政紧张的情况，宋朝统治者开始着手税制改革；在更改一些税种的同时也增加了新的税种。在这样的操作下，国家的税收从四百万贯增加到了一千二百万贯。

然而，羊毛出在羊身上。这样转嫁危机式的做法也加重了工商业者的负担；政府稽查收税的机构臃肿，税官构成复杂，成为了商人挥之不去的噩梦。商人为了缴纳这些税款，便把目光转向了自家商品身上。为了减少生产成本，无论是富商巨贾，还是贫民商贩都选择了生产次品的道路。

不完备的工序结合缩减版的生产技术所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无疑也是大打折扣的。虽然有些商贩是为了生活迫不得已走上这一条路的；但是更多的商人则是真正为了利益不择手段。药商为了谋求更多的利益而不择手段，甚至是视人命如草芥。

虽然那时的税收是繁重的，但这并不能成为不顾一切追求利益的动机。我们不能确定是不是税收是真正的原因，不可否定的是税收确确实实影响到了这一情况的发展。

除开奸商不说，这些从事商业的人确确实实在内外因的交织下，选择了错误的道路，使得“行滥”变多、甚嚣尘上！哲学上讲到：外在因素会引起内在的质变，那么这“行滥”在宋代盛行的外因又是什么呢？

三、拜金主义和宋代特殊的政治、经济因素助长了“行滥”的盛行

(1)工商业者受拜金思想的侵蚀，唯利是图理念根深蒂固

宋代经济迅速发展，商业繁荣一时；人们的生活受到了来自商品经济的影响，渴求追寻财富、过上纸醉金迷的生活。对此人们的在思想领域上确定了未成雏形的“拜金”思想。而此时，市民阶层的扩大，文化中心下移，适合市井生活的文学作品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空间。

一些文学作家在作品中称赞富人、详细描述富人发家致富的过程，进一步冲击了人们的价值观。从事商业是发财的最好途径，并且这些作品也让人们产生了追求金钱的强烈欲望。

随着这些扭曲价值观和思想观念的发展，在市场自发性的发酵之下，“行滥”情况层出不穷。不得不说，这样过分的拜金思想侵蚀了市民的价值观，催生出了唯利是图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是“行滥”产生的精神土壤。

（2）宋代不一样的政治、经济制度，助长了“行滥”

“行滥”在宋代得以盛行，这使得我们不得不去考虑当时朝代的政治、经济条件。宋代的“三冗”情况严重，国家机构臃肿、官员人数过大，极大增加了政府的财政压力。这使得宋代统治者不得不改变当初对于工商业者的税收政策，从前期较为宽松的税收政策，加收税率、增加税收。

宋代中期商税发生率巨大改变，税收的项目不断增多。时人评价为“匹夫匹妇之利皆征之。”我们也不难看出这时候税收的多样，基本上是什么税都收。

这对于从事商业的人来说，无疑是又一难以承担的负担。不仅仅是养活国家庞大的官员队伍需要，军费和战争赔款也是从国家税收这里面出的，这样使得税收的压力倍增。

众所周知，宋代是处于一个民族林立的时期。金国、西夏、女真都和宋朝发生过战争。但在战争对决中，宋朝一直处于落后挨打的形势。然而战争自古以来就是烧钱的，每一场战争都是对于国家财政的一次考验。加上对于经常吃败仗的宋朝来说，战争赔款是一项不可承受之重。

宋朝皇帝将这些转嫁到了百姓的身上，进一步加重了工商业者的负担。而放松“抑商”政策，鼓励经商虽然能够起到增加财政税收的作用；但是这也使得那些不堪税收重负的人走上销售劣质产品的道路。在宋朝这不一样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因素的影响下，进一步加重了“行滥”的问题。

结语：

事实上说明，商业市场不能完全放任自流，是需要国家对此进行干预。市场自身存在的自发性是“行滥”存在无法避免的原因之一。宋代鼓励人们经商，却没有和唐朝一样很好地制定规则去维护这一商业行为。

唐朝在《唐律疏议》里对于违反市场规范的行为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这恰恰也是宋朝应该学习的。“行滥”的盛行虽然这是众多因素交织下的非正向发展，并不是无法解决的难题。

围绕当时的社会环境，遏制这一行为的方式可以从源头出发，合理调整商税是可以很好的治理“行滥”的问题。以古为鉴，可以知得失；宋代商业产生的情况无疑也为现在的我们提供了很多的经验教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我们的发展更加需要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