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汉作为两晋南方唯一的少数民族割据政权，其建立与两晋之交动荡的社会局势分不开。大成国建立后，首任统治者李雄在侨旧矛盾、政教建设、民族关系及对外关系等方面都采取了适中的政权建设方案，加之当时社会局势混乱，其余割据政权难以入侵巴蜀，故大成国能屹立于巴蜀，并兴盛一时。

而大汉国时期的外部局势与大成国时期截然不同，东晋政府经过二十余年休生养息，国力已有所恢复和发展。而大汉国统治者却骄奢淫逸、贪婪残暴，在侨旧关系、民族关系及对外关系处理上都有失当，统治者失衡的政权建设导致大汉国内部叛乱不断，国力遭到严重削弱。加之统治者并未重视外防军事部署，东晋攻陷多个郡县也未能引起其警惕，最终为东晋所灭

一、大成国的兴盛与原因探析

六郡流民能够在蜀地建立流民军政府并在之后建立大成国，与两晋之交动荡的社会局势分不开。因西晋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八王之乱，国力严重削弱，北方又有众多少数民族叛乱，导致西晋无力派遣大量军队征讨流民。而大成国建立后，统治者李雄在侨旧矛盾、政教建设、民族关系及对外关系等方面都采取了适中的政权建设方案，故大成国能屹立于巴蜀，并兴盛一时。

1.西晋末年及东晋初期动荡的社会环境

东汉以来，北方众多少数民族不断向中原迁徙，至汉末逐渐生活在长城内外。魏晋时期，北方内附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匈奴、氐人、鲜卑、羌、羯等。西晋武帝司马炎执政时期，中央政府尚能基本控制北方少数民族。少数民族虽有叛乱，但都被政府镇压下去。

西晋元康四年并州上党郡（今山西东南部）爆发了匈奴人郝散领导的反晋运动，之后秦雍二州爆发了其弟郝度元叛乱及氐人齐万年叛乱。尤以齐万年叛乱规模为大，秦雍二州都陷入了混乱。加之元康七年，“秦、雍二州大旱，疾疫，关中饥，米斛万钱”，兵祸天灾相连，秦雍二州更加动荡。二州许多百姓被迫成为流民，迁徙至巴蜀就食。賨人李特、李流兄弟在流民中威望较大，成为流民集团的首领。

永宁元年，李氏在绵竹建立了流民军政府。太安二年，李特进攻成都后遭益州刺史罗尚与蜀地地主联合设计，大败。但此时西晋政府正处于河间王司马顒、成都王司马颖联兵攻洛阳，与长沙王司马乂争夺权力的关键时期，无暇外顾，只派荆州兵前去支援益州刺史罗尚，李特之子李雄抓住机会突围成功，趁势攻入成都，建立大成国政权。

大成国正式成立于光熙元年，这一年西晋政府正处于八王之乱末期。东海王司马越攻入长安，“迎惠帝反洛阳”。惠帝封司马越为太傅，进入司马越专政时期。同年十一月，晋惠帝死，豫章王司马炽继位，是为晋怀帝。司马越掌权后，诛杀异己，群臣“大失众望，而多有猜嫌”。西晋政府内部争斗不断，国力大大削弱。

北方的少数民族也趁机建立割据政权，如匈奴刘渊建立的汉国政权。因北方少数民族割据政权距离洛阳更近，威胁更大，所以直至西晋灭亡都未曾大规模派兵讨伐大成国，只是在永嘉二年因益州刺史罗尚镇压李特有功，“加散骑常侍、都督二州，进爵夷陵侯”，并未实际增兵。同时距离蜀地很近的南中地区又发生了南中大姓夷帅叛乱，使南中也无法大规模派兵，这给初建的大成国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

建兴五年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登基，重建晋廷，是为东晋。东晋政府初建之时十分不稳，建立仅6年就爆发了王敦之乱，紧接着又爆发苏峻、祖约之乱，故东晋早期无力进攻大成国。但苏峻、祖约之乱平息后，王导与郗鉴联合执政，努力调和各方矛盾，东晋国力有所恢复。此时大成国也处于国力最强盛时期，《晋书》载：“时海内大乱，而蜀独无事，故归之者相寻。”且此时对东晋政府威胁最大的还是北方的前赵、后赵等割据政权。故李雄在位时期，东晋只进攻了大成国巴郡，并未与大成国发生大规模的战争。

咸康元年李期继位，因李期滥杀宗亲且“政刑失错”，引起大成国臣子、百姓不满。东晋趁机进攻大成国汉中、南中等地。《资治通鉴》载：咸康二年，“冬，十月，广州刺史邓岳遣督护王随等击夜郎、兴古，皆克之。”大成国失去夜郎、兴古二郡。《晋书》载：同年十一月，“（晋成帝）遣建威将军司马勋安集汉中，为李期将李寿所败。”这一时期，东晋在汉中、南中等地主动进攻大成国，并成功收复夜郎、兴古二郡。

西晋末年至东晋初年整个社会十分动荡，因中央政府不稳，故无法大规模派兵讨伐大成国，给了大成国一段休养安定的时间。东晋政府稳定下来后开始派兵进攻大成国，但规模也不大，未威胁到政权中心——成都。故大成国能够在蜀地维持三十三年，最后为同族李寿所灭。

2.大成国折中式的政权建设方案

大成国能在西南割据三十三年，除中央政府不稳、未有强敌之外，还因大成国建立者李雄在地区管理、侨旧关系、民族关系及宗教文化方面采取了适当折中的政权建设方案。大成国疆域主要在巴蜀及南中地区。巴蜀早在秦国灭古蜀国、古巴国时就已纳入中央管辖，实行郡县制，对中央管理制度接受程度高。南中地区在秦统一后修筑了五尺道并置官吏管理，后汉武帝开南中时又将其纳入郡县管理，属“边郡”。

方国瑜先生界定“边郡”主要有四个特征：“其一，郡县区域大都以部族联系范围为基础；其二，既设郡县任命太守、令、长掌治之，又任命土长为王、侯、邑长，实施两重统治；其三，边郡出赋，由土长解纳土贡，无定额赋税；其四，边郡太守主兵，兵由内地遣戍。”即南中地区是由地方势力与中央势力共同管理的，不同于巴蜀等内郡，南中地区地方势力十分强大。

李雄建立大成国后在巴蜀地区实行郡县制，但李雄攻下南中郡县后，多任命南中大姓夷帅来管理南中地区，给予南中大姓夷帅实权。李雄曾有意以李寿为宁州刺史来管理南中，以加强对南中的控制，但遭到南中大姓夷帅的强烈反抗，只得退步，仍以南中大姓霍彪、爨深任刺史。李雄能因地制宜，根据巴蜀与南中地区的不同环境实行两种制度，故大成国时期巴蜀与南中地区维持了相对的稳定。

因建立大成国主要依靠的是六郡流民，故大成国中掌握实权的多为六郡大姓。但李雄吸取了之前李特兵败的经验，明白要安抚拉拢巴蜀大姓，于是任用部分巴蜀大姓参政，但多数都为政治点缀，并无实权。故侨旧矛盾虽有所缓解但仍存在。

大成国的民族政策与北方许多少数民族割据政权实行的胡汉分治不同，李雄并未区别对待某一民族，故“其馀附者日月而至。”且李雄能因地制宜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特殊官职来管理民族事务，也极大地调和了民族矛盾，促进了民族融合与发展。

在宗教文化方面，李雄也双管齐下，一面将天师道设为国教，以范长生为丞相，以此笼络巴蜀信奉天师道之人。一面也未荒废儒学，“兴文教，立学官”，以此安抚巴蜀儒学世家。李雄的政策大大促进了巴蜀天师道与儒学的复兴，为之后南北朝、隋唐时期巴蜀天师道与儒学融合提供了条件。

但李期继位后未能继承李雄折中的政权建设方案。既未处理好与六郡大姓的关系也未能处理好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李期继位后对少数民族也是任意诛杀，引起“内外凶凶”。李期继位后因与六郡大姓关系及少数民族关系都处理失当，导致大成国内部矛盾十分严重。但李期在位仅4年就被李寿所废，大成国也随之灭亡，所以李期行为的后果在大成国时期尚未完全展现。

大成国首任统治者李雄在地区管理、侨旧关系、民族关系及宗教文化方面采取了适当折中的政权建设方案。之后，其子李期继位后虽未能沿袭李雄折中的政权建设方案，但因李期在位时间极短，其行为的后果在大成国时期尚未完全展现，故大成国总体来说是兴盛繁荣的。

二、内外交困的大汉国及其衰亡原因

大汉国时期的外部局势与大成国时期截然不同，东晋政府经过二十余年休生养息，国力已有所恢复和发展。而大汉国统治者却骄奢淫逸、贪婪残暴，在侨旧关系、民族关系及对外关系处理上都有失当，统治者失衡的政权建设导致大汉国内部叛乱不断，国力遭到严重削弱。加之统治者并未重视外防军事部署，大汉国最终为东晋所灭。

1.东晋中期社会局势的变化

大汉国时期，东晋已立国二十余年，经过王导努力调和各方矛盾的“愦愦之政”，东晋国力已得到恢复和发展。大成国在短时间内经历了李期夺位和李寿叛乱，国力遭到削弱。李寿称帝后因骄奢淫逸、滥用酷刑使许多人离心。此时东晋抓住时机，多次主动进攻大汉国巴地、南中等地，江阳失陷，大汉国失去对长江南岸的主导权，内外交困。

李势继位后残暴程度更甚其父，导致内外离心，大汉国内部叛乱不断，国力衰落。东晋与大汉国交战更加频繁，郡县相继失陷，但依旧未能引起李势警惕。此时东晋将领桓温看出大汉国的虚弱，立志灭大汉国以建立功勋。在桓温之前，东晋将领多以北伐为务，并未对大汉国进行大规模的进攻，但桓温顶住了朝中极大压力，选择先灭蜀再北伐。永和三年桓温顺利攻入成都，李势投降，大汉国灭亡。

大汉国与大成国面对的是两种外部环境。大成国时中央政府尚未稳定，社会一片混乱，大成国又处于西南一隅，未有强悍对手大规模进攻。而大汉国时期东晋已经立国二十余年，国力有所恢复和发展，又有桓温这样渴望立功、有军事才能的将领。大汉国的君主却毫无警惕之心，奢靡残暴，引得内外离心，故为东晋所灭。

2.大汉国政权建设方案的调整与失衡

咸康四年，李寿攻入成都废黜李期，而后称帝，改国号为“汉”。侨旧关系方面，因李寿夺位称帝得到了巴蜀大姓帮助，且李寿忌惮李雄一脉势力，故不得不重用巴蜀大姓，巴蜀士人地位有所上升，侨旧矛盾大大缓和。但李寿虽重用巴蜀大姓，因其未履约向东晋称藩仍令部分巴蜀大姓不满，侨旧矛盾并未消弭。

且李寿为了巩固自身权利极力排斥李雄时重用的六郡大姓，“于是成都诸李子弟无复秉兵马形势者，雄时旧臣及六郡人皆斥废也”，也激怒了六郡人士，导致六郡人士欲废李寿，虽并未成功，但可见大汉国此时内部矛盾已然十分严重。

建元元年，李寿去世，其子李势继位。李势继位后奢靡残暴程度较其父更甚。李势继位后处死巴蜀重臣解思明，“士民无不哀之”，侨旧矛盾严重激化。而后一直支持向晋称藩的李奕举兵反李势，一路大捷，直逼成都，在成都城门外被射杀，李奕虽被镇压，但大汉国此时已“中外离心”。因李寿、李势既未能处理好与巴蜀大姓的矛盾又一味排斥六郡大姓，导致大汉国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巴蜀大姓与六郡大姓都十分不满李寿与李势统治，叛乱频繁，国力严重削弱。

大汉国统治者在民族关系的处理上也多所失当。在南中地区李寿未能沿袭李雄重用南中大姓夷帅的政策。李寿称帝后就“以从子权为镇南、南夷、宁州。”企图从南中大姓手中夺回南中管理权，引起南中大姓夷帅不满，导致咸康五年“建宁太守孟彦率州人缚宁州刺史霍彪于晋，举建宁为晋。”虽孟彦最终为李寿所镇压，但还是引起了南中的混乱。

总结

在蜀地，李寿与李势都未重视引入蜀地的僚人，导致僚人群居于山谷，未编入民户。而李势继位后残暴奢靡，致使先前引入蜀地的僚人“自巴至犍为、梓潼，布满山谷，大为民患。”巴蜀许多地区都陷入獠人叛乱。此时大汉国“加以饥馑，境内萧条”，国内民族矛盾、侨旧矛盾都十分尖锐，国力严重削弱。而东晋逐渐强大，从大汉国手中夺去不少郡县，但大汉国统治者仍未重视，在防御东晋进攻时还频频出现战略失误。最后大汉国为东晋桓温所灭。

大汉国的灭亡除外部局势的变化外更重要的原因为统治者未能沿袭李雄折中的政权建设方案，大汉国两任统治者在处理侨旧关系与民族关系上都有极大失当，统治者失衡的政权建设导致大汉国内部叛乱不断，国力严重削弱，最终为东晋所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