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5年的世界舞台上，随着二战硝烟的逐渐散去，一个全新的国际秩序正在缓缓揭开其神秘的面纱。在这个转折点上，一个重要的决策正在联合国的幕后悄然进行——是否让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这不仅是一个关乎国际政治格局的决定，更是一个测试各大国领导人智慧与远见的时刻。在伦敦，一场关于未来的辩论激烈展开。英国首相丘吉尔，这位铁血首相，以其一贯的锐利眼光和坚定立场，对中国成为常任理事国持明确反对态度。

他的理由似乎铁板一块，不可动摇。然而，在大西洋彼岸的白宫里，美国总统罗斯福却有着不同的视角。罗斯福，这位经历了世界大战洗礼的领导者，对国际政治的理解深邃而独到。他的立场与丘吉尔形成了鲜明对比，不仅支持中国的候选，更有着他自己的一番深远考量。

联合国的筹建与成员国选择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落下帷幕，带来的不仅是深重的伤痛，也是全球性的反思与重建的契机。在这一背景之下，联合国的筹建工作如一线生机般被提上了日程，目标是构建一个能够有效预防未来冲突、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组织。

各国代表齐聚一堂，共商大计，希望通过这一新的国际平台，解决由战争带来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人权等一系列问题，同时铲除导致国际冲突的根源，避免历史的重演。在筹建联合国的过程中，细节与准则的制定显得尤为重要。

这不仅涉及到组织结构的设计、权力的分配，也包括成员国的资格与选择标准等关键问题。为此，各国精心研讨，力求构建一个公正、有效的国际机制。确保联合国能够真正成为促进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的强有力平台，成为了各国代表共同的目标。

在讨论成员国的选择时，各国代表意识到，为了保证联合国的权威性与执行力，选定的理事成员国必须是在国际舞台上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国家。这些国家不仅要在经济、军事上占有一席之地，更重要的是要有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意愿和能力。

因此，各国在讨论中都表现出了极高的认真与责任感，希望能够通过合理的标准，挑选出最合适的国家加入联合国的核心圈层。

理事成员国的选择标准

各国代表普遍同意，二战中为维护和平做出显著贡献的国家应当获得理事成员国的资格。这一共识基于一个简单而又深刻的认识：那些在最黑暗时期挺身而出，为正义和和平付出巨大代价的国家，更有能力和责任在未来引领世界走向和平。

这不仅是对这些国家在战争中所付出努力的认可，也是对它们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潜力的肯定。在讨论过程中，代表们深入分析了各国在战争中的角色和贡献。他们不仅考虑了军事贡献的大小，也考虑了政治、经济和人道主义方面的贡献。

例如，有的国家虽然军事力量不是最强大的，但在提供人道援助、接纳难民或在外交上寻求和平解决方案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这些贡献同样被视为宝贵的，值得在选择理事成员国时予以考量。

在讨论和评估的过程中，各国代表展现出了高度的责任感和合作精神。他们意识到，选定的理事成员国不仅代表着对过去的认可，更关乎于未来世界的安全与发展。因此，每一次讨论、每一次投票都充满了严肃和慎重。

然而，这一过程并非没有争议。不同国家基于自身的历史经验、地缘政治关系和未来的战略考虑，对某些候选国家的支持程度不尽相同。

中英美三国间的角力

决定其常任理事国身份的讨论和投票是一个充满紧张和戏剧性的过程，尤其是关于中国是否应成为常任理事国的问题。英国首相丘吉尔对此持明确的反对态度，这一立场立即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

丘吉尔的反对基于多种考虑，包括对当时中国国内局势的评估以及对未来国际政治格局的预测。在许多人的预期中，美国作为英国的密切盟友，在这一问题上会与英国保持一致立场，共同对中国的候选资格持保留态度。

然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反应却与众不同，他的立场令国际社会颇感意外。罗斯福没有跟随丘吉尔的步伐，反而公开表示支持中国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

这一立场的转变，不仅展示了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独立性，也反映了罗斯福对于未来国际秩序构建的深远考虑。

罗斯福的支持并非毫无根据。作为二战期间联合国主要缔约国之一，美国深知在构建新的国际秩序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到全球的平衡与多样性。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承受了极大的牺牲，不仅在战场上对抗侵略，也为亚洲乃至全球的和平与正义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罗斯福认为，中国应当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不仅是对中国贡献的认可，也是对未来世界秩序的一种投资。

罗斯福的私下说服

罗斯福对中国的支持并不是一时冲动的决定，而是基于对后战争世界秩序深远的思考和规划。尽管他在公开场合多次表达了对中国成为常任理事国的支持，但丘吉尔似乎并未因此而改变自己的立场。

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决定采取更加私密的方式，亲自找到丘吉尔，希望能通过直接对话来影响丘吉尔的观点。在他们的私下会谈中，罗斯福以一种直接而坦诚的方式向丘吉尔展示了自己的考虑。

他没有绕弯子，而是直击要害，指出苏联作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其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的美国和英国存在根本差异。这一点，对于处在冷战初期阶段的国际政治环境来说，尤其重要。

罗斯福认为，苏联的崛起和其所代表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于资本主义世界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罗斯福强调，将中国纳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不仅是对其在二战中作出贡献的认可，更是在国际政治版图中寻求新的平衡和支点。

他向丘吉尔明确表示，如果能够将保持中立的中国拉为盟友，那么在未来与苏联的对抗中，美英就能够拥有更加坚实的基础。这不仅能够加强美英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也能为对抗苏联提供更多的筹码和选择。

罗斯福的这番话是基于对未来国际关系演变的深刻洞察。他清楚地看到，随着冷战格局的逐渐形成，美英需要在亚洲找到一个既能够提供地缘政治优势，又能在意识形态上形成制衡的伙伴。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的国家，不仅在地理上占据着重要位置，其在战后世界秩序中的潜力和作用也不容忽视。

丘吉尔的态度转变与中国的常任理事国地位

在与罗斯福的私密会谈之后，丘吉尔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对于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立场。罗斯福的分析深刻触及了冷战初期全球政治格局的核心，指出了在对抗苏联这一共同的挑战中，美英与中国合作的战略价值。

这一认识让丘吉尔作为一个资深的政治家，重新评估了自己的立场和策略。丘吉尔深知，在这个充满变数的国际环境中，英国以及西方阵营需要更多的盟友，特别是在亚洲这一关键地区。

中国的地理位置、人口规模以及其在二战中所展现出的抗争精神，使其成为一个潜在的重要盟友。罗斯福的观点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认识，即在全球力量对抗的大棋局中，拥有中国这样的盟友将对维护西方的利益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因此，丘吉尔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对外政策立场，特别是对于中国的态度。尽管他过去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对中国持有保留意见，但在全球政治版图发生重大变化的当下，调整立场以适应新的国际关系成为了必须考虑的事项。

丘吉尔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清楚地意识到，在面对苏联这样的共同威胁时，固守过去的偏见将不利于英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长远利益。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内部讨论之后，丘吉尔决定改变自己的立场。

他不再公开反对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一转变标志着英国对于中国以及整个亚洲地区政策的重大调整。丘吉尔的这一决定，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对冷战格局的战略考虑，但也反映了他对国际政治局势变化的敏锐洞察以及适时调整策略的能力。

随着丘吉尔的态度转变，英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中国成为常任理事国的投票中采取了更为中性的立场。这一变化为中国最终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铺平了道路，同时也为后来的国际关系发展增添了新的变量。

丘吉尔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在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即使是最有经验的政治家也需要不断地重新评估和调整自己的策略，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全球政治格局。

参考资料：

钱文荣.联合国应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和平与发展,2015(3):78-89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