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从古至今，人类总是对于星辰和大海有着无尽的憧憬。

在科技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古代，直上云霄揽星辰无疑是一种浪漫主义者的奢望，而与之相对的大海看上去便显得并没有那么遥不可及。

早在上古时期人类就已经学会使用木筏和枕木等简易船只，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明朝初年就已经出现了长四十四丈，阔一十八丈的巨型宝船。

然而拥有如此“大国重器”的明朝却没有在地理大发现时代拔得头筹，反而在后来被倭寇频繁骚扰，甚至被葡萄牙人攫取澳门，令人唏嘘！

云帆沧海——郑和七下西洋

从永乐三年（1405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这接近三十年的时间里，郑和指挥船队累计七次远航太平洋和印度洋，累计访问了30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了非洲东部及红海沿岸一带。

这几次航行，无疑是中国古代最大规模的航海行动，郑和船队的船只之多、船员之众、航行时间之久、航行路程之远，即便是放眼全世界也是极为震撼的。

但是为何这次超大规模的航海行动却没有开启中国的大航海时代，这还要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谈起。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说法不一，到如今也尚无定论。《明史》中是这样说的：

“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

意在说明成祖朱棣怀疑明惠帝在靖难之役后的去向，害怕他流亡于海外企图东山再起。

所以派郑和去寻找他的下落，顺便向着沿岸国家展示明朝强大的武力，展现中国的富饶与强大，所以郑和下西洋主要还是出于政治和经济两个目的。

《明史》中记载郑和走遍了各国，向他们宣读天子的诏书，在下西洋途中恩威并施，不仅对夹道欢迎的各国君主及首领大加赏赐，帮助战乱国家重归和平，而且对于沿途劫掠的乱军加以打击。

到了明永乐十四年，已经有十九个国家派使者来明朝进贡，极大的宣扬了中国的国威。

这与古代中国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以宗主国的身份维持周边国家的正常秩序的对外政策相符合。

经济方面，则在重农抑商的中国古代及明太祖朱元璋的海禁政策的背景下，相比于小国寡民的欧洲诸国，地大物博的中国缺乏参与大规模海上贸易的动力。

郑和船队主要以丝绸、瓷器、茶叶等中国特产来交换各国的珍奇异宝，以服务于皇家的官方贸易为主，所以无法形成大规模的海上贸易。

《明史》中说：

“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费亦不赀”。

由此可见，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以明朝为核心的朝贡体系，而不是以明朝为中心的经济体系。

维护统治、宣扬国威才是主要目的，所以无法形成大航海时代也是理所当然的。

不少人喜欢将郑和下西洋同近一百年后的哥伦布发现美洲相提并论，认为郑和在船队规模远超哥伦布的情况下却没有产生超过哥伦布的作用和影响。

这是因为他们都忽略了两次航海行动的根本目的，哥伦布那种改变世界格局的“地理大发现”是建立在流血与战争上的，他带给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是掠夺与战火。

这与归来时多国遣使，真正进行文化交流的郑和有本质上的区别。

伏海平波——戚继光抗击倭寇

说起戚继光抗倭，还得从明朝初期说起。虽然在中国古代，大陆贸易长期以来占据更大优势，但海洋贸易的发展也从未停息，直到明太祖朱元璋明令推行海禁政策。

明朝初立之时，张士诚余党流亡海上企图东山再起，而当时明朝的战略重心主要倾斜于北方，所以为了对东南采取守势而采取海禁政策。

后来，在胡惟庸案中明太祖认为其通倭，故对海防更加严苛。为遵祖训，明朝长期施行海禁政策。

其实倭寇在东南沿海作乱，从元朝起就有了。明朝由于海禁政策使得日本到富庶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合法贸易路线被切断，使得不少人铤而走险，愈发壮大了倭寇队伍。

到了14世纪，日本进入战国时期，各路军阀割据，战争不断。为了转移国内政治经济矛盾，大量战败的武士、浪人出海成为倭寇侵扰东南沿海。

由于当时明朝内部官员腐败，克扣军饷，而军队也是良莠不齐，武备废弛，沿海卫所空虚，明军战斗力极低，甚至还有少数游民奸商勾结倭寇，里应外合。

所以经过多次的围剿，倭寇的入侵之势却并没有得到遏制，反而越发猖獗。值此危难之际，戚继光临危受命。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七月，戚继光被任命为参将，负责驻守浙江沿海一带以抵御倭寇进攻。

戚继光就任参将后，积极改变明朝边军松弛的武备和羸弱的海防。

他严明军纪，加强海防，整顿卫所，并从义乌征召了三千新兵来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他加强训练，并投入军费重新建造各种新战船，建立舰队开启海上巡逻。

通过这一系列措施，他创建了一支训练有方的部队——戚家军。戚继光通过研究江浙一带的地形以及倭寇的作战特点，改进武器，创造了“鸳鸯阵”和“三才阵”这种针对倭寇的作战阵法。

后来他与胡宗宪合作一边剿灭倭寇，一边安抚海商，双管齐下很快便击溃了倭寇的头目王直以及倭寇第一大将徐海，从此倭寇便陷入了群龙无首的的境地，分分合合，各自为战。

戚继光着眼于大局，争取战争的主动权，以攻代守，主动出击歼灭剩余倭寇的有生力量。

他看出了倭寇的弱点便是流窜各地，分兵四散，于是将他们分割孤立，各个击破，在多地大破倭寇，威震海疆。

在东南沿海地区军民奋战下终于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初才基本扫除了倭寇，使东南沿海地区的社会秩序回归于平静。

有明朝官员说道：

“倭寇和海商是同类人，当海市开通时他们就从倭寇转变为海商，而当海市关闭时他们则从海商重新变成倭寇”。

虽然此话过于绝对，但也使明庭内部了解了倭寇肆虐究其根本原因是海禁政策，倭寇平息后，大量有识之士都深刻体会到了海禁的危害之处。

即使抗击倭寇的胜利鼓舞人心，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抗击倭寇所耗费的人力物力不计其数，富庶的东南沿海也由于战争肆虐变得满目疮痍。

值此时刻，明朝政府也明白了解决海商及倭寇问题的方法不在于武力镇压而是开放海禁政策。

1567年，明朝政府部分放开了海禁政策。东南沿海并没有再次发生动乱，反而愈加繁荣，明朝后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与开放海禁不无关系。

七子悲歌——葡萄牙攫取澳门

与倭寇侵扰东南沿海类似，葡萄牙攫取澳门也是内外两方因素导致。

作为享誉世界的大航海家，达·伽马固然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打通了西欧到达亚洲的新航路，对发展亚欧的海上贸易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也发展了葡萄牙人的罪恶殖民，给各地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十六世纪初，葡萄牙人进入中国便开始掠夺财富。最初,葡萄牙人只是用不平等的掠夺手段收购中国的黄金、茶叶、大黄、丝绸等。

直到1517年葡萄牙国王委派托马斯·佩雷斯向中国提出通商要求，在明政府以海禁政策拒绝后,葡萄牙便开始与海盗及沿海的富豪巨室勾结，在沿海地区进行走私贸易和海盗劫掠。

1553年时，葡萄牙以商船遭遇风暴为借口，到岸边晾晒货物，乘此机会占据澳门海滩。

此时的明朝政府忧心于倭寇问题而无心顾及，葡萄牙乘此机会便进一步蚕食澳门领土，从登陆时的暂借小片海滩，演变成勾结当地长官，缴纳地租从而取得留澳权。

明朝中后期国家内忧外患，国力日益衰弱，根本无力顾及澳门。而葡萄牙又是欧洲小国，所以无力占领大片领土，加之部分官员的斡旋之下这种平衡一直到了清朝中后期。

1887年葡萄牙在英国的支持下，以为清政府增加收入为名，迫使中国方面同意将澳门划归葡萄牙永居管理。自此，澳门直到1999年才回归祖国怀抱。

结语

从郑和下西洋、戚继光抗倭到葡萄牙攫取澳门，纵观明朝海洋这些事儿就可以明白，明朝想要开启大航海时代永远有一个绕不过的话题——海禁制度。

正是由于海禁制度使得郑和明明组建了极大规模的远航舰队，却并没有发展出巨大规模的海洋贸易；

正是由于海禁制度使得日本、葡萄牙等国无法进行正当合法的海上贸易而促生了无尽的走私和劫掠。

因此，海禁制度弊大于利，放到如今四通八达的现代社会更不合适。

但无论如何，历史的存在无疑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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