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吏治腐败，各类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加上干旱饥荒，百姓流离失所，也是在这时，民间涌现出一批农民起义军，其中，以闯王李自成最为出名。

张献忠，作为和李自成齐名的明末农民领袖，也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他出生于贫困家庭，年幼时跟随父亲贩卖过红枣，也当过捕快，更是有戍边经历。

可拥有这些经历的他，在历史上，不仅没有受到农民们的夹道欢迎，甚至还有人因为他建立了反起义军。

张大王所带之兵为流贼

明末农民起义和现如今大家想象中的不尽相同，虽然他们洗劫官宦富豪，但却不劫富济贫。

甚至，对待贫农，他们不仅抢夺有价值的财物，还会残忍地掳掠人口来壮大自己的势力，迫使青壮年成为他们的军队一员，而老弱和不从者则会被残忍地杀害。

尤其是张献忠所带领的大西军队，所到之处，更是“房屋烧遍、骸骨遍地”。

譬如，史书上记载，张献忠在攻陷泸州后，起先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大开杀戒。

但第二天，由于在城楼上发现了大量火药，而俘虏并未事先告知自己，便大怒，认定了俘虏的不忠，立刻命人进城杀人放火，来了一通“补杀”。

实际上，明末农民起义大多如此。

在崇祯八年初，张献忠便和李自成一起攻杀到了朱元璋老家凤阳县。

他们在这里烧掉了明皇陵周围三十万棵的参天巨松，大火连绵数日不绝，更是屠杀了数万士民，生剖孕妇，把婴儿全都扎死。

撤出凤阳后，他们又奔向六合，抓了几千名妇女，让她们去城墙下叫骂，但凡叫骂得不尽心尽力，就会被乱刀碎尸。

只不过，李自成在经历了崇祯十三年的大挫败后，痛定思痛，打出了“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的鲜明口号，开始只劫掠大户，并把带不走的粮食留下，救济灾民。

而张献忠始终我行我素，他抛弃了其他起义军在攻城掠地之后稳固后方的做法，依旧热衷于流动和游击。

这样一来，他既不需要花费时间和人力去构建复杂的防御工程，仅依靠流窜就可以抵御住官兵的追击。

而且每到一座城池，他就可以带走城内所有的粮草、财物和女人，并可以及时补充兵力。

但在后来，张献忠的心态发生了变化。

一直弱于他的流寇小弟李自成开国建府、占地为王，张献忠自认为自己处处比李自成强，在这件事上，自然不允许自己落于下风。

再加上他戎马半生，年近四十，找个地方歇下来成了他的一个念头。

在几番思索之下，他选择落定在四川这个天府之国，这里历代都是政权割据的安乐窝。

为了定居于此，他甚至还难得地仁慈了一段时间，没想到的是，后来这里也成了人间炼狱。

在张献忠撤离四川后，当地曾出现无数野狗和猛虎，而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从“天府之国”到“人间炼狱”

在进入四川后，张献忠建立了大西国，他也是大西国唯一一个皇帝。

他一反常态，约束手下，要求部下除抵抗者外，不得滥杀无辜，要善待百姓。

于是，四川各地的秩序开始走向正轨，惶恐度日的百姓确实过上了几天不一样的日子。

可惜这样的好日子实在是太过短暂。

作为流寇，张献忠始终就是大粗人一个，他从来都反感文人雅士脑子里那些大道理，更不懂得如何建立和巩固政权。

他发行了西王赏功钱，却不会上位者管理国家的那一套制度。

最致命的一点是，他始终不相信读书人，大西国全都一群大老粗在管理国家，治理国家的手段照搬的是从前管理流寇的那一套。

可想而知，这个大西王朝必然乱象丛生。

最初的国家财政是依靠最开始没收而来政府和当地豪强的财产来运行，这一批钱用完后，因为没有合理的赋税管理制度，也没有其他来钱的路子。

为了充盈“国库”，张献忠还是只能依靠抢。

张献忠一点也不认为自己是在抢，他管这一套制度叫做“打粮”制度，每五天或十天就派出一个小队出去抢粮。

而惩罚措施也极为严苛，只要小队中有一个人没有回来，那么小队的队长就要被剥皮，余下成员都要被斩首。

一开始大家的目标确实都是那些大户人家，但时间一久，一切就都变味了。

为了提高效率，打粮小队开始朝普通民众下手，见粮就抢，见人就绑，这样的政权注定得不到百姓的拥护和信任。

于是在四川，出现了农民起义史上最为奇葩的一幕：百姓自发组建了起义军，以反对张献忠的暴政。

南充落魄举人联合顺庆豪强打出“中兴”的旗帜，几日内便集结了一支十几万人的军队，原来明朝的军官在川西开始割据一方，十六岁的黎州土司开始起兵反抗……

张献忠发现，自从他建立大西政权后，要面对的就不仅仅是明朝士兵，周围也出现了数不胜数的敌人，甚至有的百姓为了活命，转而投奔大明军队的也不在少数。

大西眼看就要覆灭，他觉得自己被蜀地百姓背叛了，在撤出四川之前，他做了一件事，那便是屠城。

根据记载，张献忠在四川屠城，是因为年少时跟随父亲牵驴到四川卖红枣，那只驴在当地一乡绅的石牌坊拉屎拉尿。

尽管赔了不是，但乡绅家的奴仆始终不依不饶，于是他父亲忍气吞声把那驴的屎尿收拾干净了。

张献忠在离开便放话：“我复来时，杀尽尔等，方泄我恨。”

关于张献忠屠城的原因，史书上众说纷纭，甚至有人认为，他屠城是为了祭告上天。

胜利者书写的史书上有记载，屠城之时，张献忠立下七杀碑，上书“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现在有说法称，这个七杀碑在1914年，被提倡破除旧思想的学生破坏了，从此七杀碑无从考证。

也有考古学家认为，所谓的七杀碑就是早已被发现的圣谕碑，后面根本不是七个杀字，而是“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无论如何，作为佐证史书的重要物证，圣谕碑的存在确实证明了，张献忠在四川屠城一事实有发生。

张献忠借助上天之说，把自己的无能归咎于蜀地人民的忘恩负义，认为这是一群悍民，是蜀地人民辜负自己在先，想要让悍民臣服，只有继续用武力镇压。

于是，他率领马队进入人群，不顾无辜百姓的哭嚎，数万士兵一起动手，在人群中乱踢乱踏。

蜀地的哭嚎之声越来越小，河面上漂浮的尸体甚至堵住了行船。

能逃跑的百姓全都躲进了深山老林之中，城里长满了荒草，无人饲养的家犬成了野狗，和狼群虎豹一起扑咬路过的行人，锦绣蓉城成为无人居住之地。

在屠城后，张献忠仍旧不满足。

他发布了“除城尽剿令”，命令部队深入山林，屠杀躲在山林之中的百姓，山林、崖洞通通不被放过，而论功行赏的唯一标准，便是杀了人后，要砍下双掌回去验工。

士兵、官员对待这一条政令，无不战战兢兢，因为有士兵在郫县抓到一个峨眉县逃民，负责查剿峨眉的官员洪都督被剥皮处死。

根据史料记载，仅川中便在这一场人间灾祸中死去了四十万余民众，其中四万贡生的死去更是让蜀地文明留下了一段空白。

明朝巡抚李乾德来到这里，记载下了这一人间惨剧，说这里尸山成堆，幸存者不人不鬼，被削去了双手、鼻子或耳朵，像极了在人间苟延残喘的孤魂野鬼。

2014年，有村民在田间劳作时，意外发现了有一个酷似人头骨的石头，而玉家洞中，堆积的人骨多达成千上万。

老一辈口口相传，说张献忠在进入四川之后，杀人成疯，所经之处皆有死伤，从侧面佐证了屠城一事。

在张献忠大举屠城之时，有老妇人为了劝他放下屠刀，试图用自己的悲惨遭遇去打动他。

结果他听到之后竟然大笑，直言活着这么痛苦，不如死了算了，便挥刀杀了她。

他从来不肯放过任何老弱妇孺，还经常把孩童召集在一起，百人为一群，放火烧杀，甚至还让手下朝孩群里投掷矛戟，只为了看孩子们四处溃逃的惨样。

此外，他还钟爱香冢，更是创造出了“草杀”、“天杀”、“骑木驴”等诸多酷刑，有人认为，满清十大酷刑便是沿袭了他的做法。

乡绅、士人和僧侣，是张献忠最感深痛恶极的三个群体。

从前他在攻打豹子洞时，遭遇了千余僧人的奋起抵抗，差点在此丧命，因此得势之后，他连外国的传教士都不放过。

有个悲壮的典故说，张献忠在攻打重庆时，在城外的庙里驻扎，遇到了当地的和尚，逼迫他们吃肉。

有个叫破山的和尚声称，只要他攻城之后不屠城，自己便答应他吃肉。

张献忠答应了这件事，于是破山和尚留下一句“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表示自己是为了保护数万的百姓才破戒的。

当然，张献忠最后也没有履行他的承诺，还是选择了屠城。

大概是杀人无数，张献忠心里扭曲得厉害，他开始朝自己人下手。

某天有名文官吸烟太多，杀了；某天有七名太监不向自己报告朝中官员议论自己的事，杀了；要离开蜀地了，三百名妃嫔无法全都带走，杀了……

甚至在开会时，会议进行到一半，张献忠会放出十几条獒犬，獒犬嗅到谁，他便会要走谁的命，还说不是自己要杀他，而是天不容他。

他自己残暴不仁，也不允许手下做个善人，但凡发现有谁心生怜悯，他便会杀了那人的全家。

开国一千多名官员到了顺治三年，只剩下了二十五人，朝不保夕的日子太过难熬。

于是十一月，清兵在凤凰山与张献忠相遇，他中箭身亡，一代枭雄总算落下了帷幕。

在他死后，关于大西王朝遗留下的宝藏，成都有这么一句民谣：“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有认识的破，买尽成都府。”

说的是张献忠率领大军退出成都时，把大西王朝国库里所有的财宝沉在了岷江江底，并用了石牛和石鼓作为标记。

这一说法在2005年得到了证实，彭山县施工队在老虎滩使用挖掘机时，挖到了十枚银锭，文管部门认为这是“千年沉船之谜”的重要证物。

在不懈努力之下，在2015年，沉银遗址出现在了众人面前，出水文物多达一万余件。

四川成为“人间炼狱”的其他原因

固然张献忠屠城，是四川从天府之国成为人间炼狱的原因之一，但其实，在张献忠离开四川后，蜀地人口数量依旧在持续减少。

专家学者认为，明朝末年，正值小冰河期，自然灾害频发，饥荒蔓延至四川。

而张献忠的存在，更是破坏了蜀地的农耕活动，大量土地变成荒地，在张献忠率领大军离开四川后，饥荒更加严重。

而且，张献忠离开后，清军和明军也都有进入过四川。

在饥荒的影响下，军纪被严重破坏，正经军队靠着抢粮维持行军粮草的也不在少数，兵就是贼，贼就是兵，蜀地人民只会更加艰难。

除此之外，四川本土也出现了十几支起义军，分别被称为“争食王”、“夺食王”、“闯食王”等。

他们纠结在一起，组成了一支部队，又被称为摇黄十三家，所作所为远比张献忠更为酷烈。

加上瘟疫、虎灾等，到了康熙二十四年，四川境内百姓还不到十万人，这才有了后来的湖广填四川。

虽然史书记载中的张献忠是个杀人成瘾之徒，但解放后，史学界挖掘出了许多材料，逐步还原出了张献忠的真实面貌。

不少人肯定了他的军事才能，认定他是个爱国将士，是起义领袖，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只可惜他的理性丧失在权力之巅，在四川的统治更是没有给任何一个阶级带来好处，彰显出了人性极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