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上半年太平军在江、浙仅有的重镇相继陷落，年初杭州被占，苏福省的太仓、昆山、常熟等地也相继陷落。

苏州、常熟等地也在李鸿章和戈登的炮火范围之内。

苏州周围的各个据点全被敌军占领。

这时候，又遇城中太平军守将郜永宽、汪安钧、周文嘉等八个将领策划降清。李秀成当时正好来到苏州，他已经知道太平军中郜永宽等人在策划叛变，却未加阻止，他在“自述”中写道：

郜永宽这帮人，久悉其有投大清之意，虽悉其所为，我亦不罪。闻时与及谈及，云郜永宽、汪花班、周文嘉、汪安钧、张大洲、汪有为、范起发云：“现今我主蒙尘，其势不久，尔是两湖之人，皆由尔便，尔我不必相害。

李秀成对郜永宽等人谋叛不但不加以劝阻，反而公开表明“皆由尔便”，同意他们降清，条件只是“尔我不必相害”，郜永宽等对李秀成履行了诺言，没有执行李鸿章部将程学启关于擒李秀成、斩谭绍光的命令，放走了李秀成。

但绍谭光作为守城主将，他并不知道郜永宽等已决定投降清军，仍在作积极的守城准备。在李秀成走后，郜永宽等人便杀了谭绍光。

苏州守军广大士兵对郜永宽等人的行为十分愤慨，奋起反抗，但群龙无首，力不能支，退出苏州城后，大部分被清军诛杀，其行为十分悲壮：

守军中广东人约五千，并未参与这个阴谋，只得奋战，夺路出城。他们把自己的妻儿编在队伍中部，准备由西门突出。可是势如潮涌的清兵不断地攻击他们，使他们无法携带家小通过狭窄的道路冲出城去，于是他们只得被迫采用可怕的手段，杀死自己的女眷和儿童，以免他们遭到敌人的污辱和酷刑的恶运”。

苏州陷落后，无锡、吴江也相继陷落。李鸿章和外国侵略军便开始进攻常州，守将陈坤书进行了英勇抵抗，场面和苏州陷落成为鲜明对比，呤唎在其书中记叙了这段悲壮的历史：

残存的太平军奋勇力战，壮烈地牺牲了许多人，活着的仍死战到底，他们虽被迫退下城墙，穿过街道，但始终作着顽强的抵抗，寸土必争。最后只剩少数兵士，一直抵抗到统帅王府。护王这些部下虽然无法战胜，但是他们坚决面对敌人为效忠于自己的高贵事业而死，这些人一个接着一个在护王周围倒下去了。这时他单独一人和一大批敌人鏖战，他仍未被杀害，因为敌人悬赏活捉他。终于排山倒海的敌人把他击倒在地，可是在他倒下去之前，许多敌人已死在他那柄大刀之下。我曾经与这位英勇坚强的首领相识，是我一生之中的光荣。

常州陷落了，陈坤书被俘后壮烈牺牲了。天京成了一个孤岛，四面失去屏障。李秀成当时在丹阳，他虽然对叛降的部将过于宽大，甚至丧失原则，敌我不分，但他对洪秀全还是一片忠心的。

他决心回到天京和洪秀全共商决策。当时，天京不能保住已成定局。

清军对天京的包围正在层层加固，李秀成回去诚然包含着极大冒险性。

所以，其族弟李世贤极力劝阻，叫李秀成前去溧阳，别作他谋，并说要出兵强迫李秀成去溧阳。

李秀成还是不听，毅然回到天京，向洪秀全提出“让城别走”的建议。

理由是：京城已被清军围困，而城内又缺少粮草，城外又没有救兵。如果不“让城别走”，全城生命都难保住。

因为南门外雨花台有清军驻守，西门外的江东桥也被清军占领了，东门外的七桥瓮也驻有重兵。城外的粮道断绝了。

而且城中人心不固，朝官、文官占多数，能作战的军队不多，如不及早撤出，“绝灭定矣”。李秀成的具体方案是：“不如舍天京，尽弃苏、浙两省地，御驾亲征，直趋北方，据齐、豫、秦、晋上游之势以控东南。其他为妖兵水师所不至，洋鬼势力所不能至，然中原可图，天下可定也。”

洪仁玕当时也认为：“安庆之失，天京已危，及苏州一陷，得救之望绝矣。”

洪秀全大约也看到大势已去，突围未必能成功，加上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不愿再作更多的努力，是一种缺乏信心的表现。

其实，在李秀成提出“让城别走”时，突围还是可以成功的，当时至少有如下几个有利条件

共一，突围是能够获得成功的，当和清军虽然严困天京，但由于南京城大，战线过宽，清军只据守在城外各个据点上。据点与据点之间还有相当宽的间隙，如果天京太平军选择其薄弱环节，乘其不备，突围是可以成功的。事实上，天京陷落时，南京城已被清军围困，李秀成率幼天王等一千余人突围还能获得成功；

其二，清军围城部队，除湘军之外，已调集各路兵马。他们在镇压太平军上目标是一致的，但互相之间矛盾重重。英国侵略军头目戈登攻陷苏州时，未能入城和清军一起抢劫，便和李鸿章闹翻，向李鸿章勒索大量银两。而曾国藩和李鸿章，即湘军和淮军之间也存在着矛盾；

共三，从全国形势看，农民起义还在继续，如云、贵的苗民起义，四川的蓝二顺、郑永和起义，陕、甘的回民起义等等，如果太平军突围后能在这些地区发展，也仍然有复兴的可能；其四，当时在江西、安徽、福建、湖北还有几十万太平军在活动；陈得才、赖文光在豫、陕也拥有几十万人的实力，太平军突围之后，可以以洪秀全为旗帜，纠合这些部队，声势也还可观。

但李秀成的建议却被洪秀全拒绝了，他指责李秀成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苏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园独一真王，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尔欲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

李秀成对洪秀全毕竟还是愚忠的，对洪秀全这种近乎梦呓般的指斥，作为臣子，他没有反驳的余地，也没有弃而不顾的想法。洪秀全的固执应当对太平天国的迅速陷落负有责任。从此，太平天国进入了天京保卫战的艰苦时刻，李秀成负起天京保卫战的总指挥。

1864年初，天京形势日趋险恶。2月间，太平军城外的两个重要据点之一的天保城为清军所陷。这样一来，清军便可以到天京城下直接攻城，为清军沿城墙挖地道提供了条件。南京城墙牢固，凭借当时的武装是很难攻下的，只有挖地道用炸药轰城，才有可能攻进城里。所以，自清军攻下天保城之后，便致力于挖掘地道，没有从军事上作正面进攻。

在这期间，即1864年5月初旬，洪秀全因天京缺粮带头吃甜露（即用草制成的）而得病，此时病越来越重。李秀成在

“自述”原稿说：“此时大概三月将尾，四月将初之候。斯时我在东门城上，天王斯时已病甚重，四月二十一日而故。”

又说：“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天王之病因食甜露病起，又不肯吃药方故而死也。”

洪福瑱在“自述”中也说：“本年四月十九日，老天王病死了。”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士日记》中说：“闻探报禀称，逆首洪秀全已于四月二十八日病死（彼中四月二十日）。三个材料都记述了洪秀全是病死的，时间上略有出入，是当时各自获悉有先后。洪秀全死于天历四月十九日，清历四月二十七日，公历6月1日本当无疑。

但因曾国藩在刻印《李秀成自述》时，把上举李秀成自述材料隐去，篡改成“天王斯时焦急，日日烦躁，即以四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

这样一来，洪秀全便从病死变成自杀，直到李秀成“自述”原稿发现之后才真相大白。那么，曾国藩为什么要作这样的篡改呢？因为清军在攻破南京之后，即于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的奏稿中说：“首逆洪秀全实系本年五月间，官军猛攻时，服毒自杀。”

进入金陵后，在一奏稿中又说：“有伪宫婢者，系道州黄姓女子，即手埋逆尸者也。臣亲加讯问。据供，洪秀全······因官军急攻，服毒身死，秘不发丧”。

显然，后一个奏稿是为了证明他六月二十三日所奏洪秀全“服毒自杀”是确切的，并以此向清廷报功。

他看到李秀成的“供词”之后，觉得与前奏事实不符，怕败露真相，便把送给军机处的李秀成“供词”改定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