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拯救当时水深火热天下和社会，希望那个时代，平民百姓可以拥有一个更好的生活，或者说，希望华夏的未来可以变得更加辉煌而美好。

也就是说，他们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在努力，但是关于如何达到这个目标，他们的分歧也相当之大，凭借的东西也各有不同。所以，诸子百家也就产生了不同的“救世”观念和不同的学派主张。

其实他们所谓的“思想”和“道理”，究其根源，就是治理社会的一种凭借，换句话来讲，就是他们认为应该靠什么拯救天下。

道家、儒家、墨家、法家拯救世界方法不同

对此，道家认为应该依靠“道”，而这个“道”并不是我们后世所指的“道德”，也不是“君子之道”等等，而是一种天地万物所自然运生而出的道理，这个概念比较抽象，是从天地诞生那一刻起就已经存在了。

或者说，是自然社会所有生灵的生存之道，又或者是天地万物的运转之道，这个大道不受任何人、任何事的约束，是一种顺其自然的发展方式，顺应这样的“道”，是道家的根本观念，也是道家核心思想“无为而治”的根基。

儒家则希望，凭借“仁爱”或者“王道”来拯救社会，所谓“仁爱”和“王道”，都是希望能够通过“礼仪”和“道德”去约束众人，让人们自觉地遵守阶级观念，要求君主要爱自己的臣民，并且要从养、生、丧、死等各个方面为平民百姓谋划，让他们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

也就是说，要从改善平民百姓的生活方式出发，改善国家的发展状态，他们认为，只有让平民百姓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来自领导阶层的温暖，真正让他们从内心里服从领导者的安排，那么一个社会才能够稳定发展。

用孟子的话来讲，就是“五十者衣帛食肉，七十者不饥不寒，民众养生丧死无憾”，而做到了这些还没有称王的人，必定是未知有也。

墨家则认为，治理社会要依靠“兼爱”，这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平等，要求“人爱自己和爱他人一样”，为他人谋取利益要像为自己谋取利益那般，将天下各级平民百姓，都划分到同一个等级上，大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能力的区别和认知的不同。

而君主或者各级领导的诞生，也是因为能力的不同，比如，就要由最为圣明的人去担当天子，其次圣明的人担当国君，而他们这些人，之所以能担任领导阶层，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的百姓要高贵，而是因为他们自身的能力有区别于其他人，这就否定了周王朝以来的阶级观念。

除此之外，法家则认为要依靠“制度”，并且，他们还认为，制度比人更加可靠，认为，人其实并不能从根本上约束自身的行为，或者说，大部分人在没有规章制度的要求之下都有僭越的可能，所以，强制性的约束和要求，可以为人的行为规划一个底线，从而保证国家的最低发展要求。

法家认为制度比人更加可靠

易中天先生，在讲述春秋战国历史的时候，就曾经说过，看出了制度比人更加可靠，是法家最为深刻的地方。那么，制度到底比“无为而治”、“仁爱”和“兼爱”这些观点高明在哪些地方呢？它又深刻在何处呢？本篇文章，我们就来重点分析一下这个问题，看一看，为什么说法家最为深刻的地方，就是看出了制度比人更加可靠。

首先，是因为它可以保证君主的地位和权利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当中，世袭制度是传承权利的主流，家天下的统治方式，也是被当时所有人所认同的，因此，这就需要有一种治理的方式或者理念，能够保证世袭的君主坐稳江山，而恰恰法家的观点就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

法家的弟子都很清楚，在世袭制度的前提下，君主的个人资质其实是靠不住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家族，能够保证他们在世袭传承的过程中，每一任君主都是聪明伶俐、仁爱道德，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保证，他效忠的国君能够与尧舜一样贤明，但是在当时的时代，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是绝对不可能离开君主的领导的。

这就说明，哪怕君主的个人资质不高，哪怕他们不聪明，不“仁德”，但是，治理天下也依旧需要他们，所以，必须要采取一种方式，让治理国家不受君主个人资质的太大影响。对于这一点，法家认为，应该将君主当作普通人来看待。

而既然要将君主作为普通人，那么，就必须要实施赏罚政策。因为一个普通人来讲，他们比不上先王，也比不上圣人，甚至比不上普通的贤德之人，作为先王，必定是有丰功伟绩的，而圣人也肯定有高风亮节，贤人虽然没有这些，但也有聪明才智。

所以，如果是这些人做君主，那么，他们往往都有崇高的威望，自然就能够镇得住下属的臣民。但是，如果是一个普通人做君主，就没有这些本钱，自然而然的，也就没有靠得住的东西，那么，这样的人来治理天下靠什么呢？

韩非认为，一靠权势、二靠手段、三靠威逼利诱、四靠严刑峻法，究其根源，还是要靠体现了这一系列要素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所以，法家的观念首先能够保证当时的时代里，各种能力水平的君主能够安稳地坐稳江山。

这样的观点，将治理天下跳脱出了个人能力的层面，把国家的体制设计成了一架可以自动化运转的机器，而君主的任务则是掌握按钮，只要一打开开关，体系就可以自动运转，如此一来，就算是再笨的君主也可以做得到，所以，也就避免了君主才德缺失之后对国家的影响。这是制度的第一大好处。

其次，制度也可以约束官员的行为

我们知道，君主是通过世袭来确定的，既然是世袭，那必定是出自于同一个家族，如此一来，就无法对君主的个人能力进行约束，只要他是这个家族的人，或者说只要他是嫡长子，又或者说只要他能够取得自己父亲的欢心，那么，他就有极大的可能性成为下一任的君王，在个人能力这方面约束性并不强，所以，世袭的君主可能是个庸才。

但是，那些非实习的官员却并不如此，能够身居高位的官员必定有他自己独到的地方，他可能没有道德，但是他一定在某方面有很高的才华，那么问题来了，一个既缺德又多才的人，他往往会成为治理天下最大的麻烦，而这样的人，如果再遇到一个世袭的庸才君主，那么，整个天下的情况可想而知。

而在当时的时代，在当时那种社会制度的作用之下，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因为整个天下需要的官员成百上千，甚至成千上万，可是一个国家，又哪里去找那么多德才兼备的人呢？

所以，一定不可能所有的官员，都是有德又有才的，其实，如果所有的官员都必须德才兼备，又同时都能够做到德才兼备的话，那么，这个天下其实也就不需要治理了。因此，为了防止官员有德无才而影响国家发展的情况出现，那就需要将官员也当作普通人来看待。

赏罚制度更有利于约束官员

普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理，那就是趋利避害，这是人性的本能，因此，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高压之下，必有良民，这是屡试不爽的，官员自然也不例外。

也就是说，通过赏罚制度来约束官员，要比单纯的要求做官要德才兼备有用得多，毕竟，单纯的要求并不能够真正地约束什么，因为要求到的却不一定就能够做到。

但是，有制度保证的赏罚政策就不一样了，一个人如果做了某种好事，那么，肯定就能得到奖赏，而且这种奖赏一定会赏的他没齿难忘，而如果做了某种坏事，也肯定会受到惩罚，而且会罚的他魂飞魄散，这就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了那些道德上是普通人的官员。

但是，如果君主的赏罚机制是随心所欲、因人而异的，那么，不少的官员一定会耍心眼、钻空子、投机取巧，毕竟他们除了是道德上的普通人，也是智力上的聪明人，所以，一定要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来给他们形成威慑。

如此一来，就会让他们认识到，只有遵纪守法、克己奉公才是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方式，而久而久之，当习惯成自然，各级官员也就会下意识地遵守国家的制度和规则，君主不就可以高枕无忧，垂拱而治了吗？

所以，通过制度来治理天下也可以很好地约束官员的行为，让君主拥有把控臣子的能力。当然，这一套也不是对所有人都有用，比如，大隐士许由就收买不了，大侠客盗跖也恐吓不了。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人，他们本身就是德才兼备的，像墨子、孟子那些人，心系天下、心有大爱，自然也不需要这些条条框框来进行约束。

但是问题在于，无论是许由、盗跖，还是孟子、墨子，这些人都是个别人，是少数人；可是治理国家、设计制度应该考虑的绝对不是少数人，而一定是大多数人。

韩非说过，政治是针对普通人，所谓“治也者，治常者也”，规则也是针对普通人的，所谓“道也者，道常者也”，并且，他认为，不针对普通人就根本没有办法治理国家。所以，政治家应该：用众而舌寡，因此，要依靠适合普通人的制度，而不是个别人才有的道德，毕竟，能约束得了普通人的制度，约束起圣人来则更加自如。

由此可见，法家的制度观念并非是万无一失的，但是却可以称得上是十有八九，就像我们上面提到的那，有些人不需要约束，而有些人也约束不了，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不运用制度，造成的局面就可能是大多数人都约束不了。

所以，在设计制度的时候，法家从来都没有指望官员或者老百姓是圣人，也并不寄希望于人人自觉，他们只着眼于平民百姓不干坏事，或者怎么防止平民百姓们干坏事，对此，他们设计了一整套切实可用的制度和政策，让人们不敢作恶，不能作恶，想做也做不了，如此就能够很好地治理天下了。

再者，制度可以比较好地调动各大阶层的积极性

在当时的社会里，领导阶层、各大贵族基本上把控整个国家的权力和资源，平民百姓的生活并得不到保证，要知道，虽然后世很多的人批判法家的政策制度，认为法家制度苛待百姓，但是，实际上在法家制度没有实施的时候，平民的权利一样得不到保证。

因为，权利掌握在君主手中，百姓只有被领导的义务，如此，只要君主不给予百姓利益，老百姓也没有门路，这样的社会依旧不是理想的，依旧是充满苛待的，只不过法家的制度是摆在明面上的，因此被很多人不满。

想来也是，如果当时的社会没有这样的苛待，儒家还需要提出什么“仁爱”吗？墨家还需要用什么“兼爱”来要求别人吗？自然不用。而既然当时的社会不缺少苛待，那就必定会产生问题，问题在于，既然利益得不到保证，那么，平民百姓又为什么要为国家发展出力呢？靠一腔热血吗？

热血也有凉的时候，并不靠得住，所以，百姓的生产积极性、战争积极性都不高，毕竟费尽心思也得不到多少好处，谁还会那么拼命呢？可是，法家的制度则就不同了，制度是一种硬性要求同时也是一种规定，它明确表示，如果百姓达到国家要求的某种程度，那么，就会赏，决不食言！

比如商鞅的奖励耕战政策，农业劳作突出的，战功卓著的，都会给予很大的奖赏，要么是金钱，要么是爵位，而且战争中如果军功卓著却不幸牺牲，那么，这个奖赏的受益人就会转移给自己的亲人，如此，百姓没了后顾之忧，付出的有了回报，有了保证，积极性也就提升了起来，国家的发展自然可以蒸蒸日上，这也是为什么秦国可以迅速崛起的原因。

结尾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法家看出了制度比人更加可靠确实是十分高明的，它顺应了当时的社会背景，不再是像儒、墨、道，那样追逐虚无缥缈的自觉，其实，儒、墨、道、等大家的理念在当时来看都是理想化的，人要是真的可以兼爱，那么还会出现僭越吗？还会有诸侯不听王命吗？

所以，儒、墨、道家的观念正确也有价值，但是难免有不贴合社会实际的地方。可是，法家的制度却是十分顺应当时的社会潮流，不再追逐人的至善纯良，而是设计了一条能将绝大多数人包含在内的制度体系，用来让国家发展的更加顺遂。

当然，制度不是万能的，韩非也说过，治理天下也不能单纯地运用制度，还要有“术”，有“权谋”，只不过相对于“权术”、“权谋”，韩非认为制度更加根本，也更加可靠。

其实也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很多的人凭借自身的条件是不可以保证行为底线的，就是有了制度之后，还有那么多违法乱纪的人，可想而知如果没有制度的约束，社会会有多么的混乱。

所以，法家的制度理念是深刻的，它跳脱出了人的层面，让社会变得更加自主化，当然，法家的制度政策并不成熟，也不可以与现在的制度理念相提并论，但却是后世制度发展的根基。#图文万粉激励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