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臣党争是国家政治的毒瘤，但却屡禁不止。历朝历代的朝臣们总会争论点什么，有的为意气而争、有的为政见而争、有的为利益而争，争论的程度也各有不同。其中唐朝牛李党争和宋朝新旧党争最为激烈。巧合的是两场党争中都有一个两面受气的倒霉鬼，这俩人还都是大文豪，一个是李商隐，一个是苏东坡。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晚唐诗人，与杜牧合称“小李杜”。李商隐的父亲李嗣曾任获嘉县令，在李商隐三岁时又后到江南赴任观察府幕僚。这时的李家家境殷实，小李商隐无忧无虑，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五岁诵经书，七岁弄笔砚”。但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在李商隐十岁时，父亲病故于镇江。

父亲死后，母亲一人带着几个孩子回到荥阳老家，生活困苦。为贴补家用，少年时期李商隐为别人抄书挣钱。但即使如此，李商隐依旧勤学不断，跟随一位精通五经的堂叔受经习文。至十六岁，便因擅长古文而得名。

大和三年（829年），李商隐移家洛阳，结识白居易、令狐楚等前辈。白居易读到李商隐的诗后，赞赏不已，对李商隐说：“我这辈子是不可能写的这么好，来生投胎做你儿子吧”，巧合的是，后来白居易去世不久，李商隐就喜得长子。为感念白居易对自己的提点，李商隐给长子取名白老。

令狐楚是当朝重臣，对李商隐的提携更多，他让李商隐与其子令狐绹等交游，并亲自授以骈俪章奏之学。后又聘李商隐入幕为巡官，带着李商隐郓州、太原等地赴任，增长见识。在此期间，李商隐积极应试，却屡战屡败，一连五次才考上进士。

唐朝进士及第后大宴于曲江亭，又名曲江会。届时，寻常百姓纷纷赶来参观游宴，一睹新科进士的风采。王公大臣们也纷至沓来，挑选佳婿。新科进士们在曲江会宴后，再到大雁塔题名留念，好不风光。

金榜题名后，李商隐徜徉于曲江池畔，先前屡试不中的灰暗一扫而空，大好前程在望。然而，少不更事的李商隐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迈入政坛的第一步就卷进了党争漩涡。

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看中了李商隐，将其聘为幕僚。王茂元有一小女小李商隐十岁，贤惠貌美，李商隐一见倾心。而王氏也对一表人才的李商隐芳心暗许。但苦于双方门第悬殊，李商隐只好言诗传情。“闻道阊门萼绿华，昔年相望抵天涯。岂知一夜秦楼客，偷看吴王苑内花。”即写于此时。后来老丈人看出二人你侬我侬，就招了李商隐做上门女婿。婚后，夫妻二人恩恩爱爱。然而，生活的甜蜜的代价就是仕途受挫。

岳父王茂元是李德裕一党，恩人令狐楚是牛僧孺一党。牛党认为李商隐忘恩负义，昔日好友令狐绹也与之划清界限。李党认为李商隐里通外贼，也不把他看做自己人。搞得李商隐两边不是人。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李商隐空有一身才华，却无处施展，只得辗转各地幕府中漂泊谋生。大中五年（851年），妻子王氏在春夏间病重，李商隐火速从幕府赶回长安，却终究没能见到妻子最后一面。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有人认为这首诗写于王氏生前，也有人认为这是李商隐悼念亡妻所写。事实究竟如何，已不再重要。透过这首诗，我们看到，在巴蜀的秋夜寒雨中，仕途坎坷的李商隐困顿不堪。但他不后悔与妻子结缘，绵绵秋雨，相思不断。

在牛李党争两百多年后，北宋朝臣就变法还是守旧展开了激烈论战。王安石主张变法，对守旧的司马光等人嗤之以鼻。司马光则还以颜色，变法内容无论好坏，一律反对。朝臣们为了个人前程，纷纷站队。但有一人，既不是新党，也不是旧党，既不支持激进的变法，也不支持因循守旧。他认为要从实际出发，新旧结合，造福于民。此人就是苏轼。

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京应试，这年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试卷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当得知真相后，欧阳修懊悔不已，又对苏轼文才赞叹不已，对人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在欧阳修的赞誉下，苏轼声名大噪。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正当苏轼准备大展拳脚之时，母亲程氏、父亲苏洵接连病逝。等苏轼守丧期满，再回朝堂之时，王安石已经开始变法。反对变法的欧阳修、富弼等老臣都被贬退，苏轼失去了提点栽培他的老前辈。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在奏章中，苏轼坦诚国家需要变法，但欲速则不达。他打比方说：不能从严冬一下进入酷暑，气温变化太大，人会受不了。苏轼的话还是比较中肯的，可王安石对此颇感愤怒，认为苏轼就是想给变法使绊子。于是让御史谢景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苏轼只好请求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

元丰二年（1079年），四十三岁的苏轼被调为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利用，说他妄自尊大、讽刺政府、对皇帝不忠。又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肆意曲解，制造倒苏舆论。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苏轼名气大，素来被新党忌恨。此次下狱，新党们趁机痛打落水狗，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但旧党们也在紧锣密鼓的组织救援，搬来了许多元老站台。就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

面对突如其来的欲加之罪，苏轼百口莫辩，整日惶惶不安。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所以早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做准备。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送饭一事委托远亲代劳，却忘记告诉远亲暗中约定之事。偏巧那个远亲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大限将至。眼泪哗哗的吃完了鱼，然后给弟弟苏辙写下两首诀别诗。

当苏轼坐等去菜市口的时候，新法派领袖王安石发话了。当时王安石已经辞相退居江宁，看不惯朝中新法官员如此玩弄权术，就替苏轼仗义执言，上奏仁宗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最终，在蹲了一百零三天的大牢后，苏轼逃出生天。但死罪能免，活罪难逃，出了狱的苏轼立马被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

团练副使级别很低，是一个有名无权的散官。由于俸禄微薄，穷的苏轼只能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苏轼在这时起的。当时黄州人不喜食肥肉，价格轻贱。苏轼穷啊，嘴馋想吃肉的时候只买得起肥肉。买回肥肉后，苏轼亲自下厨，别出心裁的烹制出了有名的东坡肉。除了东坡肉，苏轼还常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作。

元丰八年（1085年），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被征召回朝。在任职地方期间，苏轼亲眼见到过新法的利弊，故而当司马光要全盘废除新法的时候，苏轼极力劝谏，不可完全罢黜新法，要去弊存利。可司马光不听，一意孤行，对不同意见者也一并清洗。苏轼毫不畏惧，与之据理力争，甚至怒骂：司马牛！司马牛！结果又被旧党清理门户，踢出了朝廷。而新党也不把他当自己人看。于是苏轼就成了新旧两党的公敌。无奈谁上台，贬苏轼都是基本操作。

尽管一贬再贬，苏轼都豁达面对，不像李商隐那样过的凄风苦雨。贬到惠州时，苏轼对岭南的荔枝赞不绝口，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诗句，想呆在岭南不走了。后来又贬到了更远的海南，苏轼又垂涎于牡蛎的美味，写信给儿子说海南的牡蛎实在是太好吃了，你千万不要告诉朝里官员们，我怕他们争着到这里跟我抢……瞧瞧这态度，简直把贬官当成公费旅游了，走一路吃一路，就是这么豁达。

作者：汉唐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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