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直以来，提起周总理，人们的印象里多是他温文尔雅、和蔼可亲的一面，就连反映周总理的众多影视、文学作品和回忆录中也是如此。但实际上，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周总理从来不缺少严厉的一面。

如果问一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部长们最“怕”谁，他们的答案一定是周总理。许多老部长都曾不约而同地表示：“我这辈子只怕两个人：怕主席的威严，怕总理的认真”。要是有谁想要在工作中糊弄、打马虎眼，那一定会遭到周总理严厉的对待。

部长们最“怕”的一件事：向周总理汇报工作

周总理对工作极端认真负责，不仅对下属要求极其严格，他本人更是率先垂范。所以，部长们对周总理的“怕”中渗透着更多的是“敬”。

一些老部长回忆起周总理时，曾表示：“我们这些部长最怕跟总理汇报工作了，他记忆力太惊人，我们拿着材料念都不如他脑子记得准确。”

无论是国外的各项资料，还是国内建设的相关情况，这些都被周总理原原本本地装在了脑子里，除此之外，他还记了些什么，没有人知道。但是，从一些与周总理有过交往的各阶层人士的回忆、文章里可以窥见一斑，那就是周总理记忆惊人。

一次，周总理宴请外国专家，有关方面汇报了在京的专家人数在250到370人之间。由于给出的范围太大，招待部门一时间不知道要如何安排席位，相关报告被送到了周总理的办公桌上。

周总理仔细看过后，稍作思考，在文件上批示道：“至多280人。”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招待部门准备了280人的席位。当天的宴会上，出席人数为270多人。从这件小事中可以看到，周总理对外国专家的情况也十分了解，他能够精准掌握出席宴会的人数，这让招待部门的工作人员震惊不已。

周总理在贵阳视察工作时，曾对当地负责的干部们做过一个即席讲话。会后，工作人员根据会议记录整理出了一篇文章，由周总理审阅批准后发往北京。

然而，当天晚上，周总理却突然提出了要修改稿件内容的建议。工作人员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因为他们已经将文章发往北京，没有留底稿。

没想到的是，周总理不紧不慢地交代道：“没事，不要紧，我来默诵，你们记录。”

于是，周总理先背诵了一遍原稿，随后又向工作人员说明了需要改动的一些地方。

原稿是由当地的工作人员整理写成的，周总理只看过一遍，这篇将近千字的文章，就连整理的工作人员都没能复述出来，周总理背诵的到底有多准确呢？

当地的同志拿着根据周总理背诵出来的文章和改动的文章，将信将疑地给北京方面打去了电话。经过核实发现，周总理背诵的内容跟原稿竟然一字不差。

人们只听说过“过目不忘”这个成语，但曾一直认为是文学夸张。周总理让他们知道了世界上真的存在“过目不忘”的人。

周总理有着“过目不忘”的惊人记忆力，加之他对工作极端负责，因此，当他发现部长们对本部门的工作情况不了解，或是工作不认真时，一向温文尔雅、好脾气的周总理总是毫不留情地批评。

一些部长送上来的材料里面有时会出现一些错误，尤其在数据方面。周总理看到后，便会当场训斥他们：“数字都是错的，这就是你们弄的文件吗？……这句话不通……这件事还没说清楚……这文件写的是什么？难不成还要我来给你们当秘书？”

这还只是周总理在查看文件时的情况，遇到要当面汇报的情况，部长们就更怕了，尤其怕周总理问数字、问具体情况。为避免自己答不上来，他们便叫上了有关的司局长甚至是处长一起去。

看到汇报个工作都要带这么庞大的班子，没等他们开始汇报工作，周总理便会沉下脸来：“你们这是在做什么？搞祖孙三代同堂吗？胡闹。”

见有的部长身后还跟着个助手，周总理也会当面批评道：“汇报工作还要问一问二排议员，这是不允许的。”

周总理在听取工作报告时总能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的错误，正因如此，这些部长们汇报工作时总想要带个帮手。

一次，周总理主持国务院会议，到会者来自几十个部委，百十号人出席。会上，一位部长在汇报工作时磕磕巴巴，或许是因为不熟悉材料，也或许是因为太过紧张。

越听，周总理的眉头皱得越紧，当他念到一个数据时，周总理没好气地打断了他：“不对，看清楚了再念。”

那部长的脸唰地一下红透了，他眯着眼睛又念了一遍。

“不对。”周总理毫不留情面地说道。紧接着，周总理在手边没有任何材料的情况下，准确说出了具体的数字。其他部长见状，立即翻着手边的资料找了起来，会场顿时响起了一片翻纸的声音。

“对，对，是这个数字。这里印得不是很清楚……”汇报工作的部长似乎醒悟到了什么，说着说着突然住了嘴。

“这些文件送到国务院的时候都是盖过章的，说明是经过你们审阅的，为什么还是念错了？”

“这项工作是由副部长主持的，文件是办公室主任签的字。”那部长红着脸解释道。

周总理毫不客气地质问道：“那这里的问题到底是制度不健全，还是责任心不强，搞官僚主义？”

那部长没有作声。

周总理提高声音说道：“有制度问题。现在，我宣布一项规定：凡向党中央国务院送文件，不能只以盖章为准，要有部负责人、各委办直属局负责人签字才能送。谁签的字我找谁。”

紧接着汇报的另一位部长见这阵仗，还没开始说话便浑身冒着冷汗。好不容易强装镇定念完了材料，周总理便开始了提问环节，他又忙前忙后地开始翻材料回答。尽管问题都答上来了，但周总理却严肃地指出：“对于自己主管的工作，没了材料就说不清楚了，这是不允许的。”

事后，部长们感慨周总理的记忆力：“部委办、部长主任都不记得不知道的事情，总理却都知道，都记得。”

周总理怒火中烧，教“炮筒子们”外交礼数

除了是让部长们“怕”的总理，周总理还是我国优秀的外交家，周总理的外交风范让世界重新认识了新中国，使得新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并赢得了国际上的普遍尊敬和赞扬，不少外国政要称赞周总理是“世界上罕见的伟大外交家”。

周总理曾说：“外交无小事。关于涉外工作要更加注意，丝毫不能马虎。”因此，在外交方面，他更是认真负责，对外事人员严格要求。

20世纪50年代，有一次，周总理去机场送西哈努克亲王离京，前往送行的还有一些将军，如罗瑞卿、刘亚楼等高级将领。

巧合的是，飞机3点起飞，而同一时间，先农坛体育场有一场中国队对印尼队的足球出线比赛，将军们想去看球，都有些心不在焉。

西哈努克进了机舱，门还没有关上，罗瑞卿和刘亚楼便互相递了个眼神，迫不及待地往机场出口赶。见他俩带头，其他将军们也多紧随其后。

周总理原本安静地站立着，等待着西哈努克亲王的飞机起飞。然而，察觉到身后异常的气氛，他回头一看，突然发现了将军们的举动。

周总理勃然大怒，对身边的卫士吩咐道：“你跑步去，告诉机场门口，一个也别放走，谁也不能离开，都叫回来。”

卫士赶紧赶到门口，将周总理的话转述给将军们：“总理还有事，叫你们回去。”

“哎，看来开场是看不成了。”

“没关系没关系，精彩的还在后面呢。”

“还是要看比分咬得紧不紧，有时候越往后越精彩，有时候又越没意思。”

虽然充满遗憾，但得知周总理有事，将军们又说说笑笑地重新往回走，并齐刷刷地站在了周总理的身后。

周总理见将军们返回，马上镇定了情绪，一直目送飞机起飞并绕空中一周后渐渐远去。

随后，周总理也与前来送行的外国使节告别，等到外国使节都离开后，周总理一声喝问打断了将军们轻松的情绪：“你们学过步兵条例没？”

直到这时，将军们才发现周总理脸色不对，立即立正站好。

紧接着，周总理严厉地质问声传了出来：“步兵条例里有哪一条规定，总理还没有走，你们就能走了？你们当将军也是这样？在部队里，首长还没走，下边就全走了，可以吗？”

机场上静悄悄的，没人敢吭声。

只听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说道：“客人还没有走，机场就已经没人了，人家会怎么想呢？你们是不是不懂外交礼节呢？根据外交礼仪，主人不但要送外宾登机，还要静候飞机起飞，飞机起飞后不能立即离开，因为飞机还要在机场上空绕圈，摆动机翼……”

随后15分钟时间里，周总理不厌其烦地给他们讲了一遍参加外事活动时的礼节。实际上，这些将军们曾多次参加过外事活动，至于外交礼节更是清楚，周总理这样做就是为了让他们记得更深刻。

这时，周总理表示：“我知道你们今天为什么着急走，因为你们是想看足球赛。我叫住你们给你们讲外交礼节，就是为了让你们少看点球赛，这样印象才能更加深刻。好了，咱们现在一起去看球赛吧，还能看半场球。”

周总理通过这样的方式“教训”了将军们，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这些将军们在回忆起当年被周总理上了15分钟的课程时，没有人生气或抱怨，大家只是忍不住地发笑，或许是笑自己“罪有应得”吧。

周总理十分重视外交礼节，在外事活动中，他更是注重仪容举止。

1954年8月，正值炎热的夏季，时任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访华，由于天气太热，艾德礼都穿上了短袖衫，而周总理却依然整整齐齐穿着一身制服，并且认真扣好了每一颗纽扣。

长期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摄影师们都知道周总理在参加外事活动时十分重视仪容举止，于是，他们也都很注意自己的穿戴。

一次，陈毅陪同周总理会见外宾，正式见面开始前，陈毅穿着一身中山装，脚上蹬着一双球鞋就来了，原本笔直的裤子因为没有跟的球鞋显得有些拖沓。

摄影师见状，心里暗笑道：“陈老总这回一定挨尅”。

果然，周总理见到陈毅后，立即问道：“哎呦，我的同志哥，你怎么穿着球鞋就来了？”

陈老总不以为意，笑着说道：“没办法呦，我脚疼。”

周总理也毫不客气，吩咐陈老总：“脚疼也要忍耐忍耐。你身为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穿球鞋见外宾不礼貌，快回去换鞋去。”

陈老总倒是很听话，赶紧回去换上了皮鞋。

周总理曾对摄像师说过这样一句话：“你们拍的照片外宾是要带回国内的。你们的镜头就是对外介绍中国领导人的窗口。”

确实如周总理所说，当世界不了解中国之前，人们更多的是从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形象上来认识这个国家的。从这一点上可以说，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形象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

而周总理作为共和国总理，他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一直为国际人士所尊敬。

周总理办公室里的故事：没给自己安排吃饭时间

周总理工作起来极端认真负责，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工作。

周总理起床后一般先会去卫生间，为了利用好这段时间，周总理总是会带上许多报纸和文件。此外，秘书们还会将收到的文件按照轻重缓解送到周总理手中，有时还会进行口头汇报。

从卫生间出来，做一会儿保健操，洗漱后便会坐到餐桌上。周总理吃饭时也在工作，可以说，工作是持续进行，而吃饭才是见缝插针。

1981年1月20日，邓颖超将周总理留下来的20多年的工作日历交给了中共中央。从1950年1月1日开始，到1976年1月8日，翻开日历，上面一小时接着一小时，一天接着一天，记录的全是工作内容，丝毫找不到上面有吃饭时间的安排。

秘书们都知道周总理的个性，因此，他和邓大姐吃饭时，秘书们都默契地尽量避免找周总理汇报工作。但是，总有避免不了的情况。

一次，有篇关于农业政策的文章要发表，定稿的时候做了几处改动，需要经过周总理审定。当秘书拿着改动后的稿件来找周总理时，恰好他正在和邓大姐吃饭。秘书一下陷入了两难，等一会儿再来？但报社又着急等着发稿。他便在门口纠结着走来走去，时而忍不住探头看看里面吃完饭没？

就在秘书探头的时候不小心被周总理发现了，周总理立即对着门外喊道：“有事就进来嘛。”

秘书听到了周总理的声音，尴尬地挠了挠头，走了进来。

邓颖超似是调侃地说道：“唉，吃个饭你们也不绕过他。”

秘书更觉得尴尬了，脸都红了，周总理笑着瞥了一眼邓颖超，看着秘书，笑着说道：“没关系，你说。”

秘书这才赶紧把手里的稿件递给周总理。

一般来说，周总理白天大多时间都不在办公室里待着，他经常要出去开会、作报告、接待外宾等。但在忙完一天的行程后，大约从晚上十点后，周总理便会走进办公室里。

当年搞地下工作的时候，周总理便用咳嗽声用作暗号叫门，传递信号，如今，这一习惯也得以保留下来。一听到周总理的咳嗽声，秘书们便会拿着文件、材料等送到办公室里，等待周总理审阅批示。

批阅文件时，周总理更是严谨认真。每个数据他都要亲自查阅核对。一次，见周总理已经连续工作了一天，还在核对文件里的数据，秘书忍不住劝道：“总理，别人都算过了，差不多总理可以不要再算了……”

周总理生气地说道：“怎么又讲差不多的话？”

秘书尴尬地闭上了嘴，不说话了。

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说道：“这是多余的事情吗？要是只让我签个字很容易，拿笔一画就行了。但是，这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是国家的资金，人民的血汗呀。我是提笔千斤，不敢不慎之又慎呐。”

从少年时立志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周恩来，到后来成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任总理，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人一切最优秀的品质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的、集中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