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8月21日，一位来自意大利的女记者问邓小平：“小平同志，1976年10月的那场事件，是谁的主意？是您吗？”

这位咄咄逼人的外国女记者名字叫作法拉奇，她被公认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记者之一。

她以尖锐犀利、言辞辛辣的采访风格著称，在那个时代，不管是如何位高权重的风云人物，他们的真实面目都会一一在她笔下展现。

女记者的提问让现场鸦雀无声，整个会客厅的气氛都变得凝重起来。那么，邓小平又是如何回答的呢？这场谈话最终结果又是如何？

对于奥莉娅娜·法拉奇这个名字，很多人可能都不熟悉。

但在上个世纪，这个名字却与许多站在世界顶端的著名人物频频出现在一起，被称为“政治采访女王”，享有极高的国际声誉。

法拉奇的文字常常极具主观画面感和冲击力，她曾在1968年墨西哥政府野蛮镇压学生示威活动时的报道中写道：

子弹在我们头上呼啸而过，人们的呼喊声此起彼伏，身边一根水管被子弹打穿，水柱立刻向我们喷射而来，而人们，就浸泡在水和血里。

法拉奇一直告诫自己，永远不要只作一架不加思考的记录新闻的机器。

法拉奇最开始在《晚邮报》担任驻外记者，1967年时又开始做战地记者，曾经亲自深入越南战争、中东战争、南非动乱等战场前线。

同时还采访过无数国家的领导和政要，包括基辛格、勃兰特、侯赛因、南尼、梅厄夫人等等。

在那些核大国的总理、将军或者国务卿等权贵面前，法拉奇手里拿着的不仅仅是记者的笔记本或录音笔。

而是化身为刀枪，代表所有在血腥政变与战争中遭受迫害的人民，她的发问是那个时代面向最高权力群体、最具激情与力量的声音。

法拉奇也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后，最早采访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外国记者之一，正是这场会谈，让法拉奇被中国人民熟知。

时间回到1980年那个夏天。

1980年8月20日上午，施燕华像往常一样经过办公楼走廊，这时英文处的领导叫住了她，告诉她明天要陪同邓副总理会见一位外国女记者，叫法拉奇。

这位记者言辞犀利，说话直接，要施燕华翻译时注意把握话题内容。又说，这位记者本人想让她下午的时候抽个空去见一面。

施燕华觉得有些奇怪，法拉奇是意大利来的记者，而外交部明明有专业的意语翻译，却还是要找她，难免有些多余。但领导却说，这是记者自己要求的。

施燕华是外交部的英文翻译专家，1975年从纽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奉调回国，开始在中央各大政治会谈上做翻译。

此前她并不认识法拉奇，领导也没有交代第二天要谈的内容，不过她并不慌张，因为邓公从来不照本宣科。

下午，施燕华如约赶赴民族饭店。那时候是80 年代初的北京，饭店当时正在改建。

酒店西翼已经装上了中央空调，大部分是外国人在住，东部的客房仍在用电风扇散热，住的人就比较少。

施燕华到时，法拉奇正在案头奋笔疾书。

她住在东面二楼一间光线阴暗的客房里，书桌上面堆满了报纸和笔记本，窗户即使大开着，屋里也热得像蒸笼一样。

法拉奇穿得很简单，一件黑色的针织衫，一条蓝色牛仔裤。看见施燕华来了，法拉奇马上招呼她坐下，然后就郑重其事地开始聊起了第二天采访的问题。

她故意选择住酒店东边没有空调的房间，虽然热一点，但隔壁不会有外国人，也就没有提前泄漏独家采访信息的麻烦和风险。

法拉奇本人很看重对邓小平的采访，另外有十家报纸也同样期待，早在她出发之前，就已经签订了合同。

其中包括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意大利的《晚邮报》、英国的《泰晤士报》以及南斯拉夫、德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各大报纸。

这些报纸还要求登载与邓小平的所有谈话记录，所以会谈需要全部使用英语。

其实法拉奇早已经对中国感兴趣，想要采访邓小平，想要让世界听到关于中国的声音；为此她曾多次向中国驻意大利使馆提出申请。

在多次遭到拒绝后，她也没有气馁，恰好她父亲和意大利总统是老相识，刚好总统先生即将访华，于是趁机让总统牵线。

经历一番波折，总算直接联系到了小平同志，这一次，她的采访申请很快就被小平同志亲自批复同意。

当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新时期，而邓小平正是这场伟大改革的总设计师。但世界并不熟悉如今的邓小平，也不知道他的下一步举动。

法拉奇认为，要想更好地弄清楚中国的情况，首先要读懂邓小平。法拉奇在来之前搜集了很多资料，此刻就堆积在房间的书桌上。

她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要在第二天问出自己心中所有想要知道的问题，再在世界各大报刊发表。

听完法拉奇的这些想法，施燕华心里就明白了。

明天将是一场备受瞩目的采访，这不仅是自己或邓小平的一次考验，同时也是整个中国面对全世界要交出的一份答卷。

此时此刻，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邓小平与法拉奇的这场会面上。

1980年8月21日上午，采访正式开始，法拉奇一坐下来，就把采访要用的纸笔和录音机等放了出来。

采访之前她已经阅读过邓小平的传记等很多资料，她知道第二天就是小平同志的生日，于是开口就祝邓公一句生日快乐。

小平同志听完马上就笑了，没想到自己都忽略了的生日，还能收到祝福。接着又感叹，自己已经76岁了，早已经衰老，法拉奇对此却非常不赞同。

她说，如果她如此形容自己同样年纪的父亲，肯定会被揍的。法拉奇很擅长调节气氛，场面一度其乐融融，可是紧接着，她就露出了“锋芒”。

进入正式的采访环节扣，她首先好奇的，就是逐渐减少的毛主席像。

这次北京之行，法拉奇敏锐地发现，中国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街上很少能看到穿制服的人了，随处可见的标语没有了，毛主席的像也减少了。

于是她直截了当询问，毛主席的画像以后还能不能看到。

邓小平听出了她的弦外之音，郑重其事地表示，永远都会保留毛主席像，这是不容置疑的。

邓小平还说，以前随处都有毛主席像，虽然是表达对伟人的喜爱，但这其实是不严肃的。

不管发生了什么，毛主席为国家和人民的付出一直都会在那里，不会改变，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毛主席永远都是党和国家的缔造者。

接下来法拉奇继续有意无意将交谈的内容往领导人方向上引，试图从邓小平的话语中挖掘出更多信息。

但是小平同志始终都从容不迫，平静地面对每一个刁钻的问题。

邓公在任何时候都能做到心口如一，也不避讳曾经的恩怨，这样的风范已经让法拉奇心生敬佩。

此法拉奇对邓小平的所有经历都十分好奇。

但邓小平却爽朗地笑着回答，总有人问他为什么能经受住这么多坎坷和考验，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

但是自己最后仔细想想，觉得还是因为本身比较乐观。当然了，这并不是全部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在邓小平的内心深处，始终对毛主席寄予了希望和信任。

另外，他还明确指出，除了毛主席，如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也做出了很大贡献。

法拉奇忍不住打断他的话说：“您为什么不说自己呢？”

邓小平笑了笑说：我算不了什么，不值得大费周章。当然我肯定也是做了些事情的，革命者哪能毫无作为呢？

法拉奇这时已经被邓小平的胸怀彻底触动，她很好奇，也很不解，像小平同志这样的人，为什么总是只处于二把手的位置？

一直很配合的邓小平，却意外地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在他看来，无论在哪个位置，只要没有影响到自己的工作就好了。

但是法拉奇还是很好奇邓小平对自己的评价，邓小平很谦虚，觉得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自己一生都问心无愧。

邓小平还告诉法拉奇，为了打破干部终身制，他将和一大批老同志退居二线，为年轻人提供更广阔的政治舞台。

接下来，又谈起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

邓小平说，先进的技术和生产管理是任何国家与社会都应该学习的，它们并不属于资本主义，它们是没有阶级性的。

谈到改革开放，他说，这项国策是为了更好地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

在这个阶段，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这三者的利益相结合，才能充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最终达成目标。

整场采访就在这样一来一回的对答中顺利进行着，面对法拉奇连珠炮似的提问，邓小平始终对答如。

法拉奇法拉奇终于问出了那个她一直非常关心的问题：“小平同志，您刚刚说了许多事，解答了我许多疑惑，但我还是有一点很好奇，1976年10月的那场事件，是谁的主意？是您吗？”

邓小平会见外宾一向都很喜欢准时，比如上午的会面，12点之前就会结束。但法拉奇临近中午才提这个问题，这显然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的。

本来这次采访就已经超时10分钟了，再谈下去会占用吃饭时间，但简单敷衍也不是邓小平的风格。

更何况，小平同志本人也意犹未尽，于是主动约定再谈一次。

法拉奇非常兴奋，这对她来说是意外之喜，她高兴地答应了。

8月23日上午第二场采访刚刚开始，法拉奇就抛出了上次那个问题，而邓小平也从容地应答了。

他告诉法拉奇，这不是他的主意，而是党和全体同志共同商议的结果。这不是任何人单独能做的决定，而是大家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共同完成的。

正是因为大家齐心合力，才能粉碎阴谋，把国家从不良企图的人手中拯救出来。

从始至终，作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邓小平都是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从广大人民的立场上看待问题。

法拉奇与邓小平的两次对谈加起来超过了4个小时。第二次谈话结束时，邓小平高兴地站起来，与法拉奇握手告别。

他幽默地说了一句俏皮话：“怎么样，我应该算及格了吧？”

法拉奇赶紧回答：“实在是精彩极了！”

采访结束后，法拉奇将这次对话的内容完完整整、不加修改地发表在了各大报刊之上，让全世界的人民都看到了邓小平，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真实面貌。

法拉奇后来发自肺腑地说，邓小平是个伟大的人，他对所有采访中的问题都很熟悉，每个回答都令人无限回味。

她甚至觉得，邓公就如同一位仁慈的父亲，无论她遇到什么问题，他永远是宽容的；而且还能保持幽默，让人觉得非常亲切、安心。

在她所有的采访对象中，从没有一个人能如此坦诚，超越个人恩怨，把历史问题慢悠悠地娓娓道来。

正是由于他既质朴又高尚，既真诚又不失幽默，才会让世界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中国领导人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