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将不如激将”，毛主席建议将10纵司令员撤职

1948年7月7日，豫东战役结束。我军经过20个昼夜的激烈战斗，歼灭了区寿年兵团，打击了黄百韬兵团，削弱了邱清泉兵团，取得了歼敌九万四千人巨大胜利。

此战中，华野主力也付出了伤亡三万三千人代价，一些部队打得非常疲惫。粟裕计划让部队休整一个时期，恢复疲劳，补充弹药，以图再战。

毛主席同意粟裕进行休整，但他估计到敌人可能会利用华野主力疲惫的时机，集中力量发起进攻。

为了分散敌人的注意力，给华野主力赢得休整的时间，也为了拿下重镇济南，7月16日，毛主席在一天之内接连给许世友、谭震林发去四封电报，催促山东兵团趁着刚刚攻克兖州、泰安的节节胜利的形势，不顾疲劳夺取济南机场，争取在10天内拿下济南。

粟裕收到电报后，对主席的贴心非常感动，但他直言，华野的主力除4、8两个纵队外，大体已经恢复，如果军委命令山东许谭兵团准备进攻济南是为了帮助华野主力取得休整时间，“则我们意见不必如此”。

毛主席收到电报后，回电粟裕和许、谭，命令华野全军休整一个月。

在休整的日子里，毛主席和粟裕等人一起对“攻济打援”的具体方案进行了大量的交流。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粟裕等华野指挥员于8月20日前往曲阜，和山东兵团的谭震林、王建安、舒同等人开会研究济南战役的作战方案。

8月25日，曲阜会议正式召开，主要讨论攻济打援的问题。但在会议召开的第一天，就闹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插曲。

按照粟裕的计划，擅长打阻击战的宋时轮10纵原本担负“打援”的任务，但宋时轮对这一安排很不满意，坚决要求打主攻，负责“攻济”。

宋时轮的不满意是有原因的，去年10月，梁山阻击战后，由于敌人援兵突然赶到，陈士榘、唐亮下令10纵立刻抢渡黄河，在撤退的途中，部队出现了一些伤亡，损失了500匹骡马，还有一些支前民工未能及时渡河。

当时野战军总部并不完全了解战场上的情况，认为“10纵自动移至黄河边，致敌尾击，损失较大。”

中央当时不清楚有突发情况，来电指出：“宋纵自动北渡，致受损失，是一极大错误。”

陈毅、粟裕了解到实际情况后，给中央军委发电说明情况：“前次北渡的责任问题，此事由于敌情紧迫，且是按榘唐指示执行的，以后在西兵团经验检讨中，再详谈。”算是给宋时轮作了一个解释。

宋时轮将军性格刚直，黑白分明，对于这个“小尾巴”一直感到很委屈。

这次曲阜会议是47年七月分兵以来，华野两大集团领导第一次重新会合，他就想趁着这个机会澄清问题。

他采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提出了10纵兵员和弹药补充的问题，并说了“如无补充不能再打”的气话。华野首长向他作了一些解释后，宋时轮中途离开了会场。

宋时轮在作战会议上擅自退场，无疑是犯了错误，而且这是大战当前的特殊时节，纪律应该比平时更严一些。毛主席得知这一情况后回电指出：“宋时轮行为不当，应予撤职。”

对于宋时轮，毛主席是了解的，他1929年率部进入井冈山，毛主席曾笑着夸赞他：“宋时轮，你也是一方诸侯呀！”

他脾气大，性子急，责任感强，所以有时候很犟，但他没有私心，军事素养高，敢打敢拼，是一员不可多得的将才。大战当前，宋时轮能忍住不参加？

俗话说“请将不如激将”，毛主席直接宣布将宋时轮撤职，另一重用意就是要激将。

在和宋时轮详细交谈后，粟裕向军委建议：“宋时轮仍保留原职，如必须撤职时，战役结束后，再行调动。”

不久后中央军委回电：“准予保留撤职处分，以观后效。”

如此一番操作，宋时轮再无怨言，愉快地接受了攻城西兵团指挥的任务。

粟裕和许世友意见不同，毛主席一锤定音

济南，津浦路和胶济鲁的交汇点，北可进鲁中，南则屏障南京、上海，西又连接华中，一直以来都是蒋介石非常看重的战略要地。如何才能拿下这一要地呢？

据攻城东兵团指挥聂凤智回忆，在这次曲阜会议上，大家围绕攻济时间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大多数人都认为打下济南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也有少数人，比如聂凤智认为，我们已经对济南城防情况相当了解，拿下济南最多20天。

为了拿下济南，毛主席给粟裕、谭震林发报，要求让许世友出马：

“此次攻济，是一次严重作战，请考虑在许世友同志身体许可情况下请他回来担任攻城主要指挥员，王建安同志辅之。因王初到东兵团，不如许之熟悉情况。据饶漱石同志说，许休息若干天是可以回部工作的。攻济任务完成，他仍可去休息。”

但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攻济”的时间长短，而在于如何让“攻济”和“打援”并举。前者是战术问题，后者是战略问题。

在此前毛主席和粟裕的讨论中，粟裕认为最好的方案是“攻占济南和打援同时进行”，毛主席基本同意粟裕的方案，并进一步指出，只有真打济南，才能吸引敌人来援，这样才能“打援”。

在曲阜会议中，大多数同志都认为，应该“以迅速夺取济南为唯一目的”。8月28日，毛主席回电：“我们不是要求你们集中最大兵力，不顾一切硬攻济南，这样部署是很危险的。我们要求你们是以一部分兵力真攻济南，而集中最大兵力用于阻援和打援……”

根据这一意见，粟裕把阻援打援的总兵力增加到了18万人，占到了参战总兵力的56%。

部署结束后，粟裕来到了攻城西集团，因为按照曲阜会议的作战部署，攻济的重点在西集团，辅助为东集团。

粟裕和宋时轮一起讨论部署了西集团占领飞机场的任务，并要求许世友（攻城总指挥）将13纵和鲁中部队调往西集团，但许世友却来电要求将西集团一个纵队东调。

粟裕认为，西部是济南城防御薄弱的地带，这里主要是杂牌军吴化文的部队，而东部则由国民党中央军防守。而且拿下西部的机场，对于济南战役的进程至关重要。

许世友则认为，“从部署上看，我们兵力不集中，没有重点的使用……”

最后，毛主席回电一锤定音，决定在第一阶段的战斗中，东面不使用主力；第二阶段的情况视第一阶段的进展而定。

粟裕和许世友的不同意见，虽然并没有造成什么负面影响，但反映出的问题却是值得思考的。

济南战役的三种结果

济南战役最终进行了8天就以胜利告终了，攻济部队迅速攻克济南，而在南线负责打援阻援的部队，由于援军进展缓慢，一触即退，实际上并没能完成“打援”的预定计划。

有人认为，粟裕把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把兵力过多地投入到了阻援打援上，而实际上并未达到目标。但粟裕却不是这么认为的，他说：

“以往攻城失败的战例中，有些是守敌已经筋疲力竭，再也经受不住最后一击的时候，各路援军已经蜂拥而至，我军腹背受敌，只能被迫撤围。这种功亏一篑的事情，决不允许在战略决战即将到来的时刻重演。酗酒地区的敌人，正是慑于我军打援集团兵力强大，才不敢贸然进犯的。”

毛主席在战前预测济南战役可能出现三种情况：

1.援敌尚远，我军就攻克济南；

2.援敌已近，我军攻克济南；

3.援敌已近，我军尚未攻克济南。

这三种情况，最危险的无疑是第三种，最好的情况情况则是第二种，因为第二种才是“攻济打援并举”。

不管怎么说，济南战役的胜利是辉煌的，粟裕在战后说：济南战役的胜利证明，蒋介石的任何防御，皆挡不住人民解放军的进攻，人民解放军能够攻占任何坚固设防的城市。

中央也指出：“济南战役的胜利，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的最严重的打击之一。”

毛主席派饶漱石给粟裕撑腰：全军要服从粟裕同志的指挥

济南战役结束后，粟裕考虑到阻援打援集团已经进行了充分的动员和准备，却没有打上，他很快就谋划了“小淮海战役”报中央批准。

此时中央刚刚举行完“九月会议”，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上，将“军队向前进，生长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五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作为了全军的战略任务。

他收到粟裕“小淮海战役”的作战计划后，以战略家的眼光，为淮海战役设计了一个更大的方案，使得淮海战役不再是华野的单独行动，而是华野和中野共同执行的任务，其目标也不再仅仅是一个黄百韬，而是力求歼灭国民党在徐州的主力。

要执行这一庞大、复杂、精密的作战任务，首先必须要完成的一件事就是统一思想，加强纪律性。在九月会议上，毛主席在肯定华野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华野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不服从领导。

华野是一支复杂的部队，它既有新四军的力量，也有八路军的力量，既有华中的力量，又有山东的力量，名将如云，资历一个比一个老。早在城南庄会议后，毛主席任命粟裕为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时，他就百般叮嘱华野全军将领，要服从粟裕的指挥，但实际情况在执行中表现得并不如人意。

粟裕在城南庄辞去华野司令员兼政委时说：“华野离不开陈军长”，这话里固然有谦虚的因素，恐怕也有一些客观因素和难言之隐。在济南战役前后，这些客观因素进一步暴露了出来，毛主席意识到，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济南战役尾声阶段时，毛主席就考虑过让陈毅回到华野帮助粟裕解决内务问题，但因为中野政委在西柏坡开会，中野离不开，才暂时作罢。

眼下，一场真正的大战即将展开，这个问题再也拖不得了，于是毛主席就给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发了一封电报，让他去华野“帮助工作一个时期”，帮助粟裕理顺人事关系，传达九月会议“增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精神。

于是，这年的10月5日，第二次曲阜会议召开了，饶漱石主持了此次会议，并做了报告。

饶漱石在报告时严厉地指出：“此次打济南，我们估计这次战役将是空前的，中央对个兵团服从中央、服从前委领导有所了解，曾反复指示全军要服从粟裕同志的指挥，可是有些同志竟闹无纪律无政府的现象，不尊重前委的领导，不服从粟裕同志的指挥。中央责成华野前委要开这一次会议，就是要展开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斗争，加强纪律性来保证胜利。”

在这次会议期间，宋时轮向华野前委和中央军委作了检讨报告，“请组织给我严重处罚，俾正纪律”，宋时轮坚决表态，一定坚决痛改，保证在今后的工作中实现。

饶漱石、粟裕则在给中央的电报中为宋时轮作了辩护，说他在此次济南战役中积极努力，作用很大。经过此次会议，他已经意识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请求了处分并保证改正，有鉴于此，他们建议“可以不必给予处分，仍留任10纵原职。”

经过认真思考，毛主席对华野的意见和宋时轮的报告，采取了不予作答的态度。

据一位参加过这次会议的纵队首长回忆，曲阜会议，批评和自我批评搞得很深，每个纵队都写了决议，每个干部都写了保证书。这次会议的中心非常明确，就是反对无组织无纪律。

第二次曲阜会议，是华野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他再一次提高了部队的政治思想觉悟，将强了部队的思想建设，。

正是在曲阜会议上，华野确定了粟裕作为军事主帅的地位，在解开人事方面的束缚后，粟裕才得以火力全开，将自己的军事才华悉数绽放与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战场上。

由于许世友在济南战役结束后就回到了后方继续养病，不再在前线担任职务，在后来的日子里，粟裕和谭震林实际上承担起了华野全军的具体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