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千多年前尧、舜、禹三代以天下为己任，以其崇高的个人品德，建立、形成了华夏文明的基础，在夏朝时期终于形成了以高度夏文化为影响力，得到四方各氏族部落广泛文化认同的中国第一个世袭制的国家形态。以此为基础，中华大地原始氏族部落逐渐形成了统一文化认同的华夏民族，华夏民族也以仁、义、礼、智、信，成为各历史阶段的立国根本。

虽然华夏文明是唯一传承不断的中国原生文明、历史悠久，但正因为中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朝代变更频繁，统治中心频繁更迭，使得关于华夏文明发源地的夏朝统治与文化中心代表的夏朝国都，在中国幅员内的具体地理位置，成为困扰中华悠久历史的一个未解之谜，也成为华夏悠久历史地位受到国际学术界质疑的一个主要原因。

“过去数十年的考古实践表明，学术界对于夏文化的认识不但没有形成共识，反而有渐行渐远的趋势，甚至有学者开始怀疑历史上夏代是否真的存在。”“在古代文献记载中所见夏商两族活动范围内，即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已经不太可能再发现什么新的考古学文化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教授孙庆伟）

做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其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应是毫无疑问的，没有夏朝就没有华夏文明，也就没有华夏民族。夏朝的历史事关中华民族之根，绝不是个可有可无，无足轻重，可解决就解决，没有经济利益就可以不去解决的问题。但现实很残酷，从中国学界的相关言论来看，关于夏朝的许多重大问题，国家投入巨资，各学术机构、高等院校中国的高精尖人才，在夏朝历史的问题上还无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为华夏民族的历史提供让中华民族、世界人民由衷钦佩、信赖的成果。

不仅承载华夏民族精神家园的夏朝问题无法解决，做为中华儒家思想来源的《诗经》发源地问题，也是中华文明的未解之谜，成为困扰中华文明文学历史研究的重大问题。为何这两个重大问题，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的谜团，迟迟得不到解决，成为中华历史与学界“哥德巴赫猜想”？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必然联系？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根据笔者近年的潜心研究，笔者可以负责任地说，夏朝国都问题与《诗经》发源地的问题，具有文化沿袭的关系：没有夏朝国都形成的高度文明与文化，就没有《诗经》的诞生；没有《诗经》的问世，就没有中华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成为华夏文明的主导思想。

夏朝国都与《诗经》发源地为同一遗址，不同的历史时期；做为夏朝的中心，夏朝国都地区的文化积累与沉淀，为千年后《诗经》的诞生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基础、文明思想。

而这一地区，就是位于淮河流域北淝河下游的四方湖地区，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就是夏朝国都遗址、《诗经》的发源地。

笔者的这一断论，具有十分的把握与证据，可以面向海内外学者专家的质疑与考问，经得起各方面专业领域的检验。笔者愿意与各界人士、社会力量共同将这一事关中华民族本源的问题，在短时间内完整地、彻底解决，重现一个文化自信、文明自信、民族自信的丰富多彩的华夏世界，让神话走向现实。

淮河流域的北淝河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为夏朝国都遗址，笔者通过四个方面的证据来加以阐述确认：文史记载、文化传承、遗址、文物。

一、中国文史记载

对于夏朝历史的研究，学者专家和社会人士基本以《竹书记年》与《史记》的记载为蓝本，进行求证研究。但只要细心地分析司马迁《史记》中的记述，就可发现司马迁对夏朝的历史记述，只陈述历代夏后帝王名称的沿袭，对夏朝国都只记载一个“阳城”。在古代，水之北山之南的城池，皆可以称为“阳城”，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有数个“阳城”或“某阳城”的原因。因此，“阳城”不能作为夏朝国都的名称来考量，只可作为参考，夏朝国都位于水之北或山之南来解读。而《竹书记年》关于夏后帝王的居地记载，司马迁完全没有采用，经过历代的学者各方面的研究，也完全没有得到相关研究成果，而且误导了对夏朝国都范围的判断。因此，基本可以排除《竹书记年》记载对夏朝国都研究的参考价值。

在中国最早的编年史《左传》中，对华夏之地有三处记载值得我们重点研究，可以确定华夏之地的区域。“楚人伐徐，徐即诸夏故也”“吴犯间上国（越国）多矣，闻君亲讨焉，诸夏之人莫不欣喜”“楚失华夏”。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华夏之地分别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徐国、楚国、吴国所占据，为三国的一部分，说明华夏之地远小于徐、楚、吴任何一国的地盘，一场战争就可以将华夏之地为另一国占领。因此，

综合判断，华夏之地应位于历史上徐、楚、吴三国交界的地带。而淮河流域北淝河四方湖地区，正是位于这样一个区域，是历史文献记载中的“华夏”“诸夏”之地。

北淝河，古称夏水。夏水也是历史学家寻找中，判断夏朝国都地位的一个重要指标。古夏水的地名与夏朝的历史，具有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也是笔者确认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为夏朝国都的重要标志。

二、文化传承

根据笔者研究，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不仅是四千年前的夏朝国都遗址，而且是西周末期与春秋时期产生的《诗经》的发源地。是夏朝时期形成的高度文化，在近千年后，在夏朝国都地区结出的文化果实，成为底蕴深厚的华夏地区文明的又一硕果，发展为中华儒家思想的来源。

土生土长在夏朝国都地区形成的高度文化与文明，不会因为夏王朝的倾覆而消亡。文化与文明的生命力正在于此，在合适时机又会结出另一朵奇葩，带给后世人们一个新的精神境界，延续、展现华夏文化与文明的辉煌。

《水经注·阴沟水》记载:"北肥水又东南径向县故城南。《地理志》曰：故向国也。《世本》曰：许、州、向、申，姜姓也，炎帝后。京相璠曰：向，沛国县，今并属谯国龙亢也。杜预曰：龙亢县东有向城，汉世祖建武十三年，更封富波侯王霸为侯国，即此城也。

《竹书记年》载“诗皇甫作都于向”；兮甲盘铭文载：“王赐兮甲马四匹、軥车，王令甲政（征）司（治）成周四方责（积），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帛畮（贿）人”。

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在西周时期为向国，被认为《诗经》采集者的尹吉甫，正是在向国度过了后半生，收集、采集、创作了大量的《诗经》作品。四方湖畔的向国为《诗经》的发源地也是毫无疑问的。有人会说，春秋向国被历史学界考证为位于山东半岛的莒国南，那就只能去咨询中国历史学家是如何考证的春秋向国位置了。

夏朝国都的文化底蕴，不仅体现在《诗经》的产生地上，四方湖地区流传的民间舞蹈花鼓灯，更是直接来源于夏朝的大禹欢迎招待万国诸侯的文艺表演。花鼓灯独特的舞蹈动作，给万国诸侯留下了深刻印象，成为对夏都人民的美好印象，以此产生了“夏”字的不同异体字。

因此，《诗经》的产生与花鼓灯舞蹈的流传至今，是夏朝国都地区人民对夏朝文化传承的结果，显示了夏朝时期形成的华夏文化深厚文化底蕴。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也形成任何其他考古学定位的文化遗址无可比拟的华夏文化传承优势。

三、古迹遗址

做为夏朝国都，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有何规模、遗存可于传说中高度文明的华夏国都相匹配呢？夏朝国都有多大的规模，文史上有记载吗？

在《孟子》中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论述中，孟子对前朝天子失国的情景进行了如下描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孟子所述的天子只能是夏朝的夏桀失国情景，文中的“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就是夏朝国都的规模，“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正描绘了夏朝国都的宏大规模；“米粟非不多也”说明了夏朝国都富足的物产，米粟显示了夏朝国都既盛产南方的水稻，也盛产北方的旱粟，这正符合淮河沿岸南北分界的稻粟皆可种植的地理优势。

笔者个人自费对古城遗址进行了考古调研，在古城遗址的东、西、北分别有三条沟宽池深的大沟，与四方湖共同构成了城池的护城河体现。护城河体现东西长四里，南北长七里多，与“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的宏大规模高度吻合。因此，笔者可以确认，这就是传说中的夏朝国都遗址，孟子文中的“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天子失国城池。

四、文物年代证据

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其年代历史地方文物部门的考证仅为汉代的向县遗址，距今也仅两千年的历史，西周时期的向国与四千年前的夏朝国都遗址，完全超出了国家文物部门与专业人员的考量范围。因此，古城遗址的文化遗存年代，只能通过笔者的个人考古发掘，找出答案。

今年，笔者个人专门自费对古城遗址进行了几天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陶瓶，以及包含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具有代表性的陶器陶片。这些陶片将中国远古文化的陶器文化年代全部包含在内，是其他具有特定鲜明时代时期特点的文化遗址，所无法比拟的。这些陶片，即使经验丰富的考古人员，也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发掘出中国全部遗址文化年代的陶片。这些对于一个业余者来说，却可以信手拈来，说明了什么？不是本人拥有的超人能力，而是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具有丰富的文化历史内涵。其文化遗存、内在文化价值，只要用心发掘，关于夏朝的历史文化，都可以迎刃而解。

在笔者个人自费考古发掘出的二里头文化红陶壶柄，最具代表性。其与二里头鸭型陶器手柄纹饰，完全相同，但年代要远于二里头时期，显示了标准的夏朝年代特性。为古城遗址确认为夏朝国都提供了文物证明。而6000-2000年前文化的传承延续，说明了华夏远古文明在古城遗址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发展，远古文化在此从没间断，文化一直在延续。这种不间断的文化延续，造就了华夏文明的形成与高度发展，是夏朝文化形成的基础，造就了夏朝国都这一代表性的朝代形象。

也许很多人会对笔者考古发掘出这些陶片，数量太少，文化内涵不明，无法证明与夏朝国都的文化遗存相匹配。要知道，这些仅是独立个人自费考古发掘的成果，如果是国家相关部门有心认真负责地去考古发掘，以泱泱大国的财力发掘出与夏朝国都相应的文物与遗存，定当是超出个人发现的千倍万倍成果。如果仅是通过笔者个人的财力物力精力，去解决整个华夏民族的问题，虽义不容辞、倾力而为，但资源有限，时间漫长，道路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