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汉语大词典》对于“送故”一词的考据，解释其一便是魏晋南北朝时期, 州郡长官迁转离任, 其属僚随之迁转, 是谓之“送故”。《晋书·范宁传》就有记载:“方镇去官, 皆割精兵器仗, 以为送故。米布之属, 不可称计。”

还有《梁书·文学传上·庾于陵》:“齐随王子隆为荆州, 召为主簿 ……子隆代还, 又以为送故主簿。”其二为赠送财物助办丧事。引《南史·刘 湛传》:“[湛] 父柳亡于江州, 府州送故甚丰, 一无所受。”本文所提的“送故“主要是针对第一种解释。

一、何为“送故”制度？

“送故”制度源于西汉时期，因汉代选官制度为“举孝廉”，士人进入仕途 ,需要地方官吏的举荐，从而被举荐者成为举荐者的“故吏”、“门生”，所以“送故”之说正式通用起来。“送故”举孝廉制度下特有的官场腐败形式，经历了西汉时期的“礼仪性送故”到东汉时期的“财务性送故”，并在魏晋时期达到顶峰。

于是东晋时期，政府特别出台了专门针对“送故”做出限制的规定。由此可见，此时，“送故”已由汉代的潜规则发展为官员公开的收益来源。汉晋、南朝时期的官场上，“送故”活动绵绵不绝，与此相应的，官场腐败非常严重，并由此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魏晋时期，官员离职送故，可分为送钱、送物、送人力三类。其中送钱这样的行为，根据史料记载最早可追溯到东晋初年。

二、金钱“送故”

据《晋书·良吏·邓攸传》载，东晋元帝时邓攸为吴郡太守，“后称疾去职。郡常有送迎钱数百万”， 吴郡太守邓攸因病辞官时，吴郡当地就送了送故钱达数百万之多。还有《晋书·孔愉传》也有记载，孔愉为会稽内史，弃官后，“送资数百万，悉无所取”。由此可以推断，在当时，地方官员辞官时，都会有“送迎钱”，并且此种行为业也已蔚然成风。

到了南朝时期，这种“送迎钱”的风气并未加以遏制，《宋书·王僧达传》载，“兄锡罢临界海郡还，送故及俸禄百万以上”，这时辞官后送故钱加上自身俸禄可达百万以上。“送故钱”愈演愈烈，因此国家专门出台了政策，齐武帝永明六年颁布了“省州郡县送故输钱诏”，针对此种行为做出了限制规定，此后，以金钱“送故”的事例就较为少见了。

但是此项规定并未对“送物”之事做出明确限制，前文中提到的“刘佑”和“许劭”在收受钱财的同时，皆“改易舆服”，也就是收了地方给的车马、衣服。除了送“舆服”，魏晋时期送故之物还有兵器、米布等内容。

《晋书·范汪传附子宁传》文中记载：“又方镇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为送故，米布之属不可称计。”方镇在魏晋时期，镇守一方，多为刺史，方镇辞官顺便带走了大量的兵器、仪仗，以及粮食、布匹等重要战略储备物资，甚至将国家的兵员转为私人部曲。

三、为何“送故”之名改为“还资”

还有刘宋初年的皇室刘道怜，曾为荆州刺史及军事长官，等到他“去镇之日，府库为之空虚”，此时，连荆州府的库房都被搜刮一空，实属夸张之极。官员们收到得到物品，在离任前或是还京后加以“评直”变卖，其实这跟“送钱”并无区别。因“省州郡县送故输钱诏”的缘故，齐梁以后，“送故”之名改为“还资”。

实则只是换了一个名称而已，但是“还资”是一种国家允许的聚敛形式。《宋书·萧惠开传》载，萧惠开曾任益、宁二州刺史，“自蜀还，资财二千余万”，所收受物品的价值就达两千万以上，齐高帝萧道成之子萧嶷任职荆州“评直三千余万”张欣泰父张兴世，“拥雍州还资，见钱三千万”。

由此可见“还资”数额远超“送故”的金钱数量。究其原因还是“还资”包括包括官员正当俸禄所得，还有在任期间通过各种方式所搜刮的物资，还包括很大一部分的“送故”之资。那是官员离任，“送故”乃至“还资”收入要远远超出正常的俸禄。

第三种形式就是送人力，因为魏晋时期，离职官员并非独自还京或赴新的履职地，而是由原官府安排其昔日的掾属、兵卒随行。《晋书·虞预传》记载东晋时期官员普遍心理是，“受迎者惟恐船马之不多，见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也就是说被迎接的官员唯恐车马少，被送走的官员又嫌弃吏卒随行太少。其中船马与吏卒都是送故的主要形式。

此文中的“吏“，又被称为“送故吏”，是离职官员的原属吏。卒，则是在送行途中承担安全保卫工作。以人力送故，自三国曹魏开始流行起来，到了两晋时期便有史料为证，如西晋李矩“及长，为吏，送故县令于长安”，李矩就把当时离任的县令送到长安，还有《东晋褚裒》从章安县令任上离职，“东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数人，投钱塘亭住”，离任之时，乘着送故的客船，其中送故吏就好几个。

到了东晋时期，当时封疆大吏去镇时竟要带走数量不等的兵户。“送兵多者至有千余家，少者数十户。既力入私门，复资官廪布”，这无异于占有国家资源，拥兵自重。针对这种现象，范宁上疏提出“送故之格宜为节制，以三年为断”的建议，“以三年为期限”送故的原则被采纳了，之后的史料中便出现了很多送故吏逾期不还，被予以严惩的例子。

结语：

“送故”现象在魏晋时期如此盛行，其原因不能简单地以人性的“趋利”本能加以解释。“送故”现场之所以这般盛行，本质上还是因为汉代以来“举孝廉”的官员选拔制度的影响。与此同时，当“送故”成为一种文化习惯时，它又对官场人际生态产生了影响， 这与“送故”活动对人际关系的重视是一脉相承、互为因果的。

这一时期的中国官场，就像一张由各种人际关系纵横交织而成的弥天大网，主客之间互相成全，相得益彰。这种特定的“人情”文化在官场上的膨胀化发展，并非是中国文化中的精粹，而是危及社会安定和阻碍政治健康发展的一颗毒瘤。

参考资料：

《晋书》

《宋书》

《南齐书》

《汉语大词典》

《魏晋南北朝史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