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日本京都，大家脑海里首先浮现出来的景象一定是古色古香的东方盛唐风格的建筑群，大街上穿着民族服饰的艺伎，和精美绝伦的和食美酒。

京都，在日本人心目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被称之为“永远的都城”。

古色古香的京都

历史上的京都，在平安时代，被称之为“平安京”。

在此后的千年历史长河中，京都都一直作为日本的首都而存在。

进入镰仓室町时代，京都逐渐成为全日本的政治和经济文化中心。

在德川家康建立江户幕府之后，京都失去了政治中心地位，但这并不能磨灭千年来京都积蓄的文化底蕴，此时的京都，仍与政治中心江户以及经济中心大阪并称为日本三大都城。

明治时期，在明治天皇的一纸迁都令下，京都再度回归到“无名都城”。

二战期间，由于中国建筑大师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向美军标注了京都著名古建筑的地理坐标，使得在全日本都受到剧烈空袭损失惨重的情况下，京都的大部分文化财产却幸免于难。

这个角度看，梁思成和林徽因绝对是京都文化财产的大恩人。

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

也正因为如此，现如今的京都已经成为外国人游客心目中的“代表了日本传统文化之城”，也是日本本土民众心目中的“文化之都”，是体验唐文化和唐建筑的理想旅游胜地。

讽刺的是，就是这么一个天生拥有各种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城市，却要面临在10年后破产的财政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因一：京都大基建。

这要从平成初年的“京都大基建”说起。

日本其实也有过一段大基建的历史，那是日本50-70年代，这种大基建的高潮是在田中角荣上台后达到了高峰，但是战后的京都其实比较“傲娇”，不屑于和其他城市为伍。

时间来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期，日本迎来了平成时代，这时候京都居然才发现自己的基础设施太落后，搞起了大基建。

京都大基建修建的车站

先是地铁，不管有没有足够的人流量，先修，地铁东西线就这么开工了，地铁这一项京都就花了967亿。

然后是电车的高架桥化，因为嫌弃横穿线路的横杆太老土，必须改成“高大上”的高架桥，于是不管能不能回收成本，在原线路基础上电车都上了高架。

于是近铁京都线高架桥花掉了280亿，山阴本线高架桥花掉了330亿。

都自诩是文化都市，公共设施不能不跟上，当地管理者于是又是一拍脑袋，各种公立图书馆和公园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起来了。

这些大基建都是需要花钱的，仅一个京都演艺中心就花掉了190亿，一处绿地中心花掉了510亿，梅小路公园这一个公园就花掉了530亿。

梅小路公园

非常悲剧的是，京都的大基建正巧赶上了上世纪90年代日本的泡沫经济，各种材料和人工成本都水涨船高，所有的基建项目都远超预算。

于是，京都发行了大量的市债，为京都的未来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原因二：大肆挥霍的积极财政政策。

为了刺激经济，京都开始了疯狂的积极财政政策，趁着泡沫经济带来的“货币幻觉”，本着“能花钱，能赚钱”的理念，不管三七二十一，什么花钱厉害来什么。

于是各种积极财政政策都来了，先是医疗设施和养老院，十年翻一番。

保育园设施也得跟上，先把保育园的教师工资涨上去，全国平均350万，京都468万，全国第一；保育园教师配置也必须全国第一，全国平均90个孩子配置12名教师，京都配置16人，这一项每年就得花掉68亿。

京都的保育园

把京都91%的桥梁和下水道都重修一遍，嫌弃电线杆太老土，61.4千米的道路的电线杆全拆了，改成地下管道。

当然好处不能全给了百姓，政府当官的也必须沾光，于是京都把公务员工资涨了好几轮；为了彰显京都的财力和文化底蕴，在市长办公室，花了3600万建了一个豪华的茶室，一个电梯的装饰花了500万。

就这样，在京都市政府的挥霍下，京都这个千年古都开始债台高筑。

京都未来债务负担在日本主要城市排第一

原因三：新冠疫情击垮支柱产业，蒸发一半消费。

从2002年度开始，作为世界屈指可数的旅游城市，京都市财政一直处于赤字的不均衡状态，甚至出现了一度险些沦落为“财政再生团体”，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状态。

正所谓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种大背景下，京都迎来了三年漫长的疫情。

曾经热闹繁华的景点都成了门可罗雀的空城，这对于把观光业作为城市主导产业的京都，打击是巨大的。

要知道京都每年外来游客消费1万亿，整个京都的一年总消费也才9357亿，等于说是这座城市52%的消费都是外来游客的功劳。

外来游客直接消费出了京都12.4%的GDP，这些还只是直接经济效益，间接经济效应至少翻好几番。

这也意味着疫情期间，最严重的时候，京都的经济要损失一半以上的消费。

在没了旅游收入的同时，因新冠疫情导致的紧急财政动员也成了京都市非常沉重的负担，因此京都频繁传出险些破产的传言。

疫情下的京都游客寥寥无几

原因四：人口老龄化，低出生率影响税收。

京都市在因为平成初期大基建发行的大量市债而濒临破产的同时，因为基础设施的维护导致了之前建设的很多基础设施的维护成本特别的高，所以政府财政每年都是超预算花钱，而每年不够的钱，只能挪用政府设立的还债基金。

另一方面，京都市民人均市税收入比其他政令指定城市少，国家的地方交付税交付金也有削减的趋势，这也是京都慢性财政赤字的原因之一。

在日本全国老龄化和低出生率的大趋势下，京都市也不例外。

30多年前的1990年，老年人口为1489万名（占总人口的12.1%），而到2020年，老年人口为3602万名（占总人口的28.6%），14岁以下儿童的数量在同期内减少了33.1%。

这件事严重影响了京都市现在和未来的税收。

京都人口老龄化的推移

从2002年开始，京都的慢性财政赤字一直持续，由于应对多发自然灾害等，京都市的财政调整基金已经见底，按照这个节奏，京都市最快会在2028年也有可能沦落为“财政再生团体”，也就是破产。

而从每年因为政府钱不够花，挪用市债偿还基金的情况来看，如果每年挪用100亿，10年之后，这个小金库将见底，到时候京都将没有钱偿还之前发行的市债，正式破产。

京都偿债基金10年内见底

那么城市破产了会怎么样？

其实城市破产和国家破产类似，比如欧洲的希腊破产。

而在日本，还真有城市破产的先例，那就是北海道的夕张市。

正所谓是“花钱一时爽，还钱泪汪汪”。

在日本的北海道，曾经是煤都的夕张市，因为煤炭产业衰落后，企图投资新兴旅游产业挽救城市经济，于是大肆举债，结果投资失败，被迫宣布城市破产。

京都市长向外宣布，10年内京都市可能破产

这种城市破产对于非常重视信用的市场经济来说，打击是非常巨大，甚至是毁灭性的。

1、人口剧减，截至2010年日本国情调查的结果显示，夕张市的人口只剩下了鼎盛时期的一成左右，也就是说一座城市流失了90%的居民人口。

2、解聘了48%的公务员，留下来的公务员和学校等事业单位员工的工资，降薪30%。

3、税收减少，导致没钱维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设施老化荒废。

4、居民税收沉重，为了还债，夕张市不得不设定比其他城市高得多的各种税费，这也导致了进一步的人口流失。

5、公共服务收费偏高，自来水水费等公共服务费用高于其他城市。

6、社会福利减少。

7、高税费低服务导致企业流失，城市就业岗位减少，城市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在这种环境下，整座城市的发展几乎停止，宛如一座死城，能走的年轻人都走了，只剩下走不了等死的老人，到处都是没人居住的破破烂烂鬼屋。

城市破产不是解脱，而是一座城市噩梦的开始，甚至可以说是一座城市的“死亡”宣判，一座城市会因为宣布破产而彻底失去希望。

那么对比陷入破产危机的京都市，和已经破产的夕张市，对于城市发展和治理有什么启示呢？

1：首先是要学会“壮士断腕”，在财政出现紧张苗条的时候，就要及时止损，把不必要的投资全部停掉。

因为建了也收不回成本，而且建成后的维护成本也会是未来城市财政的沉重负担。

2：要学会过“紧日子”，大肆挥霍的积极财政政策，西方经济学提倡的凯恩斯主义，与其说是天才的“挖坑理论”，不如说是个“凯恩斯陷阱”。

过度的城市债务，迟早是要还的，而这个“财政紧缩”过程会非常的痛苦。

但是对于城市未来发展的希望而言，是非常有必要的，可以说是保留了未来发展的火种。

3：要学会开源节流，避免“杀鸡取卵”的现象。

日本的夕张市就是一个典型，为了还债，采用沉重的课税课费，导致企业外流和人口外流，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丢了“下蛋的鸡”，陷入了恶性循环。

4：人口的稳健增长是根本，未来城市的竞争就是人口的竞争。

人口老龄化，和新生儿出生率低下是现代社会的城市通病，也是城市治理的疑难症。

如何解决人口结构问题，确保稳健增长的生产性人口，对于城市治理者的智慧，是一次非常严峻且认真的挑战和考验。

5：稳健的产业政策是摆脱城市破产危机的关键，不要过度依赖某一个产业。

比如京都过度依赖旅游业，就导致了疫情期间非常被动，让常年赤字的财政差点就触碰到了破产的底线。

而夕张市的破产，也正是因为过度依赖煤炭产业，在煤炭产业衰亡时，这种过度依赖必然会导致整个城市经济的衰亡。

而两座城市对于拉动城市未来发展的新兴产业的培育力度不足，未能做到未雨绸缪，也是非常值得深思的地方。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