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答辩”是一个围绕文史类新书展开对话的系列，每期邀请青年学者为中英文学界新出的文史研究著作撰写评论，并由原作者进行回应，旨在推动文史研究成果的交流与传播。

本期由香港树仁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何其亮与三位青年学人共同讨论其新著《人民的西湖》（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23年7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4年6月）。本文为评论文章之二。

一

何其亮教授于2023年出版的新书《人民的西湖》，意在透过“非人”的眼光，从自然环境的能动性、人民外交、社会主义日常生活的角度重新打量20世纪1950年代至1970年代（新中国前三十年）的西湖和杭州。这一独特的研究视角很有趣，不仅注意到当时包括水文、环境、园林、农业、林业、畜牧业等方面国家层面的宣传与地方之间的互动，观察到当时杭州人的日常生活、情绪和认同，还看见了被以往文化研究所忽视的其他地方“主人”，例如：水体、淤泥、微生物、树木、害虫等，以及人类与“非人”之间的纠缠。作者认为这些“非人”的存在和它们的能动性与地方历史、名胜古迹、以人类为中心的文化活动等在构成西湖的时代色彩上具有同等的意义，自然景观和社会文化心理互相影响。

在进入何其亮的著作之前，有必要对英文学术界的环境史、文化史研究脉络做一简要的回顾。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海外汉学家伊懋可（Mark Elvin）、马立博（Robert Marks）对中国农业、河流以及水利的研究，到夏竹丽（Judith Shapiro）对中国自然环境的研究，再到穆盛博（Micah S. Muscolino）、皮大卫（David A. Pietz）对黄河的研究，都以“自然环境”“生态”为方法，从不同的侧重点分析自然环境所折射出的中国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社会。近十年间，冯丽达（Krista Van Fleit Hang）对“十七年”文艺的研究，舒喜乐（Singrid Schmalzer）对北京人、科学教育和科学种田问题的研究，何若书（Denise Y. Ho）对展览文化的研究，从不同的切入点重新考察1950年代至1970年代文艺、教育、展览对普通人身份认同的形塑问题。

从这样的研究背景出发来看何其亮的这本著作，《人民的西湖》以“宣传”“自然”“代理”为关键词重新审视1950年代至1970年代之间的“绿化祖国”“大地园林化”，回到杭州地方，讨论人类与“非人”之间在“征服自然”“人定胜天”思想下的博弈，主体与代理的相互渗透，打破人类与“非人”二元对立的认知，发现社会主义自然景观的形成过程。

二

全书共五章。第一章从西湖水体的平均深度入手，讨论了1952年至1958年的疏浚西湖工程。何其亮认为这一杭州城市建设项目是国家宣传和普及新的“人民”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宣传意图有三，一是向国内外展示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在解决疏浚西湖这一历史难题上的制度优势；二是重新定义西湖的内政外交意义，即西湖不仅是自然景观，也是人民外交的文化符号，以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欢迎国际友人的态度；三是这个项目初期的运行模式采取以工代赈的模式，即将失业工人组织起来、改造成为劳动者，从而展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动员的力量。何其亮延续了高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杭州城市“改造”相关研究中如何塑造“东方日内瓦”的讨论，并进一步指出在通过改造自然景观来达到社会认同的过程中，水体、淤泥、微生物等“非人”具有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以及不受人类意志控制的特点。

第二章围绕“花港观鱼”公园，从园林设计者孙筱祥的设计理念、杭州居民逛公园的实际需求和体验，讨论了1950年代至1970年代杭州人的社会主义日常生活。何其亮回溯了民族文化传统中山水画的意境，花和鱼作为文化符码所凝结的情感寓意，以及周瘦鹃、郭沫若、沈从文等20世纪不同立场、不同风格的文人在花港观鱼公园对花和鱼的欣赏与书写，以表明文化记忆是不断地被加入时代情绪、不断变化着的记忆场地。

第三章讨论了1950年至1976年杭州的植树造林运动。何其亮认为松林、虫害等“非人”，对当时林业、农业、茶园的计划种植存在着“反行为”，或者说有许多超出可控范围的副作用。早期植树造林运动所选择的主要树种是马尾松，作者认为做出这个选择的考量有两方面，一是马尾松能够快速生长、忍受恶劣的环境，能够提供高韧性的坚固木材、还能产生松香，具有较高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二是出于杭州地方文化、东亚文化传统寄寓在松树上的文化品格、精神气质的考虑，选择马尾松意味着继承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精华，同时形成一种跨文化的连接。

第四章讨论了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杭州南山大队的养猪问题。何其亮通过养猪的政治意义来讨论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在杭州地方的复杂性，人民公社如何改变了养猪的模式，养猪的技术政治，作为模范的饲养员这一社会主义模范职业是如何诞生的，以及养猪带来的肥料与猪粪排污问题如何影响了西湖周边的文化遗产。

第五章延续第四章所讨论的文化遗产，指出历史记忆处于被不断地被书写、重新生产的过程中。文化遗产、自然景观在人类与“非人”的博弈、互相影响中，不再受到既有时间与空间概念的规范，创造出新型的流动的时空，文化与自然互为因果，形成了整部论著的首尾呼应。

三

何其亮在书中多次引用高王凌的“反行为”概念，并进一步指出“非人”也具有类似的“主观能动性”。本书还借鉴了珍妮·本内特（Jane Bennette）在《有活力的物：物的政治生态学》（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一书中的理论，认为在本体论上人类、有机物和无机物没有区别，以“物力”破除生命体与非生命体的边界。在方法论上，本书使用垂直视角和侧面视角的历史学研究方法，透视人类和“非人”之间的缠绕，宣传与个人的生活轨迹之间的差异，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互动。

作者使用了大量详实的原始材料，包括方志、档案、报刊，农业、林业、畜牧业方面的数据、图纸，现场考察的照片，多层次地体现了丰富的历史细节。但是，这一拼图游戏中是否有一些缺失的碎片——笔者略为补充一二，兼与作者商榷。

首先，人类和“非人”之间的博弈、纠缠是本书研究1950年代至1970年代西湖的独特视角。然而，不论是从水体、劳动力、微生物三个方面来考察1950年代的疏浚西湖工程中的参与者，讨论期间产生的机械化施工、出土、排泥和水体污染等等问题，还是分析植树造林运动中主要树木的存活率，当地村民的利益与冲突，茶园和林地的竞争，松蛾的感染等问题，占据当时环境问题舞台中心位置的仍然是人类的意志和行为，“非人”更倾向于作为结果出现。笔者认为相关的水资源、森林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地质、空气、气候，以及其他的“物力”对参与者的持续影响，以及这些工程与在世界史视野下的过去经验的比较，在当时和其他地方改造自然工程的比较，在未来的长时间的投影，或许也可以纳入考察的视野。

其次，考察西湖周边村民、杭州居民的生活和切身利益所表现出的宣传与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本书多重角度研究城市史的一种思考方式。作者提供了诸多不被刻板革命想象所理解的元素，而正是这些时代之中的随机性、日常生活气息，构成了富有张力的时代气氛。然而，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人既分享共有的时代记忆，也保有多样的私人的时代记忆。具体到花港观鱼公园，如何去还原这个1950年代至1970年代杭州人日常生活中的时间、空间场地，还需要更多具体的时人回忆，日记、书信、影像等私人材料，来与当时的报刊材料相互补充。报刊材料提供了时代情绪的印记，还需要补充更多的私人记录，以从情感的角度打开更加幽微的历史褶皱。再有，如果从鱼的角度（毕竟鱼不一定是被观看的对象）出发，研究花港观鱼公园或许将会更加有趣。

清代花港观鱼石碑

总之，何其亮教授对1950年代至1970年代西湖的研究，提供了人类与“非人”因素博弈、自然生态能动性的新视角，讲述了国家宣传与杭州居民日常生活之间存在缝隙与张力的故事，这一研究帮助我们打开了一种环境史研究与城市史研究、文化研究相交叉的可能性。此外，作者还根据新中国前三十年不断变化着的国际关系，来华访问西湖的国际友人的多面向（由社会主义阵营、第三世界国家、中美友谊等多条线索共同组成，这些线索之间此起彼伏），指出了人民外交的动态性。通过本书的研究，我们能够重新想象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西湖，当时在杭州生活的人，当时存在着的、未来可能会持续发生深远影响的“非人”因素，也能够对社会主义自然景观与人的认同之间的互相影响，文化记忆中观看者与被观看者之间能动性的流动产生新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