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以来，八旗铁骑和前明降将迅速消灭了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和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南明弘光、隆武、绍武、永历诸个小朝廷也是节节败退，满清定鼎中原、统一南北的形势逐渐清晰明朗。

为巩固满人对汉人的长久统治，在局势较为稳定的中原地区，满清摄政王多尔衮开始着手推出剃发易服等民族同化政策，用女真的金钱鼠尾取代明朝的网巾发髻，让满人的长袍马褂替代汉人的峨冠博带。

对于珍视华夏衣冠、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汉人来说，自然难以接受剃“猪尾巴头”的剧变，由此引发的各地反抗运动此起彼伏。满清将剃发与否视为汉人是否归附顺服的标志，为此多尔衮不惜推出“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血腥政策，制造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一系列残酷事件。

不为人熟知的是，除了直观的发型、衣服外，清政府还尝试过用满文取代汉字。为保持本民族特性，满人在勤练弓马骑射技艺的同时，也十分注重于满文满语的学习，并且刻意地在政府行政、档案公文等领域提升满文的官方地位。比如，紫禁城各个宫殿的匾额上，就是满文、汉文并列书写。汉族出身的官员若想获得满洲亲贵的认同、跻身高级官僚队伍，对满文的掌握也就成了必不可少的一项“套近乎”技能。

尽管满文被清政府升格到了官方文字的地位，但处在17世纪驿站书信、私塾讲学等不发达的信息通讯技术和教育体系条件限制下，满清的这场“普通话运动”注定只能以失败的结局告终。

汉字的存在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相比于满文这种在蒙古文基础上创建的文字体系，汉字的产生是由华夏先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大自然万事万物的象形符号演化而来。经历“甲骨文——钟鼎文——大小篆——隶草楷行”的一步步演变运用，才得以形成一整套成熟实用的“表意”文字体系。

“表意”文字的特点，在于一个汉字代表一种意思。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又受深山峡谷、江河湖泊等地理阻隔，于是形成了一个个相对封闭、人口流动较少的聚居区，各种各样的区域性方言也随之产生。彼此之间光靠语言肯定无法交流，比如陕西关中的粗重秦腔，就与江南地区的吴侬细语差异巨大，摆在一块无论如何也听不懂。

这样一来就需要一个超越所有区域差异、地理阻隔的“表意”文字体系，来承担起统一文化传承、规范信息交流的重任，秦始皇统一文字的重大深远意义正在于此。只要共同使用汉字，无论是大江南北还是黄河两岸，虽然各地方言口音千差万别，但只要书写汉字就能实现相互间的畅通交流。

反观满语，如果站在全国性的高度来看，满语只是辽东地区女真部落间使用的“区域性方言”。相对于汉字，满文也只是停留在较浅层次的“表音”文字，与由26个英文字母组合单词连接成句子的英语差不多。

这就意味着，如果在整个清朝统治版图推广满语，就有些类似于今天在全国推广英文书写、英语对话。放在交通技术发达、信息通讯先进的今天，即便是国家增加高考英语权重，各种英语培训机构满天飞的情况下，真正熟练掌握英语口语的也没几个人，更别提是清朝初年的满语推广了。因而，满清用满文替代汉字的尝试，终究只能以失败告终。

既然如此，转变政策积极融入汉民族文化，也就成了难以避免的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康熙、乾隆、慈禧为代表的满人群体，在汉字书法、诗词歌赋日益精通的同时，对满文、满语的掌握反而逐渐退化。到了清朝末年，能够讲一口流利满语的满人，简直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