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2日,北京中南海突然收到一封紧急电报,电报上写着这样的内容:斯大林同志已经同意周总理来莫斯科,共同签订“新的条约”,中共中央务必在5天之内准备完毕,周总理尽快赶到莫斯科。
发电报的人正是在苏联进行访问的毛主席,放下电报,周总理喜忧参半。喜的是中国和苏联的新条约终于有眉目了,新条约将会极大地改善中苏之间的关系。
忧的是这次条约签订兹事体大,自己远赴莫斯科的时间会比较长,走了之后,国家的大小事务又怎么办呢?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国家百废待兴,从上到下都有很多紧急事务需要处理。毛主席和周总理都远赴莫斯科的情况下,必须要有一个人站出来主持大局。
远在莫斯科的毛主席早就考虑到了这一点,他提出一个办法,可以在周总理离开的这段时间推举一位代总理处理国事。
总理作为政府的首脑,不但要能力出众,而且还要德高望重,那么毛主席到底推举谁做了代总理呢?
事情还要从毛主席出访苏联开始说起。1949年12月6日,毛主席应邀前往苏联进行访问,这是毛主席第一次以新中国领导人的身份出访外国。
他乘坐专列从北京出发,一路西行,到达了莫斯科。此次访问主要有两个目的,一个是给斯大林祝寿,另一个则是和苏联签订新条约。
说到中苏之间的条约就要说到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份条约是1945年8月14日,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一天,国民党政府和苏联签订的。
条约的内容主要包括:中国和苏联对长春铁路实行“共管”方式,为期30年;中国旅顺为中苏海军共享基地,为期30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苏联居然还继续加强对长春铁路的管理和旅顺的驻军。
这就显得很不友好了,本来这个条约就是国民党政府和苏联签订的,现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理应和苏联重新签订条约,双方应该在平等的原则上进行友好商讨。
毛主席抵达苏联之后,与苏联领导人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最终双方同意签订新的条约。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新条约涉及到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很有可能对未来产生持续而重要的影响,所以新条约签订之前必然会经历持久的谈判与磋商。
这时,就需要专业的外交人才前往莫斯科。而当时,新中国的外交部才刚刚成立,专业外交人才极度稀缺,外交部长也长期由周总理担任。
在这关键时刻,周总理是前往莫斯科的不二人选。所以,毛主席就发出了开头提到的那封电报,让周总理紧急前往莫斯科。
当时,新中国成立仅仅3个月,国内的事务异常繁忙,周总理经常熬夜处理公务,他每次出国访问都是来去匆匆,没办法,国家需要他。
但这次去莫斯科的时间必然会很长,他走之后国内的事务该怎么办呢?正当周总理犯愁之际,他翻开了电报的背面,上面赫然写着几个字:我建议,由董必武出任代总理。
周总理这才放下心来,安心前往莫斯科商谈中苏新条约事宜。无论是从资历还是能力来看,当时最适合担任代总理一职的都是董必武。
一直以来,毛主席都尊称董必武为“董老”,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比毛主席年长,还因为他参加革命的时间很早,对革命事业有着卓绝的贡献。
董必武于1886年出生在湖北黄安的一个书香门第,从小就接受了非常良好的教育。本来家境优渥,他完全可以满足于安稳富足的生活,但胸怀大志的他却不甘心做一个富家公子。
他从小看惯了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恨透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华大地的烧杀抢掠。他立志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要拯救黎民百姓于水深火热,要把国家从帝国主义的魔抓下解脱出来。
辛亥革命的彻底点燃了董必武心中熊熊燃烧的革命火苗,25岁的他毅然决然抛弃了自己的秀才身份,投身了革命事业。
然而,辛亥革命虽然将腐朽的清王朝彻底推翻,却没能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局面。军阀割据,连年混战,老百姓的生活依然艰难。他开始思考到底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救中国。
在遥远的俄国,一场十月革命让他在漆黑中看到了一丝曙光,他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摧毁了俄国的旧势力,建立了崭新的苏维埃政权。
董必武认识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他把共产主义理想作为了自己终身的奋斗目标。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得知这一消息的董必武兴奋不已。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久之后,董必武就和陈潭秋等人成立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董必武在这里结识了一众积极投身革命的热血青年,其中就包括毛主席。从此之后,两人建立了坚实的革命友谊。
抗日战争爆发后,董必武领导我党的地下工作,他一直潜伏在国民党势力盘踞的地区,先后在武汉、重庆和南京等地领导地下工作。
他培养的地下党员为我党提供了大量重要的秘密情报。其中一人就是被毛主席盛赞的熊向晖,熊向晖的表面身份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实则是董必武安排在国名党内部的秘密特工。
他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传递了出来,包括胡宗南的“闪击延安”计划,为我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还有一位重要的特工就是沈安娜,她被董必武安排在了国民党的秘书处。国民党的大部分高级会议都是由她负责记录,掌握了大量国民党内部绝密信息,被称为是“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
得益于董必武卓越的情报贡献,我军在战场上才接连告捷。陈毅元帅不无感慨地说到:“董老的一句话、一封信,抵得上十万大军。”
解放战争期间,随着被解放的地区越来越多,由于国民党之前的腐败管理,导致各地金融市场一度十分混乱,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货币不统一,严重阻碍了解放区的经济发展。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时任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的董必武说到:“必须尽快成立统一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紧接着,董必武就在石家庄领导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
从此,解放区开始印制发放统一货币,也是我国第一套人民币,上面“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字就是董必武亲手题写。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政法委主任、最高法院院长及中央监察委书记等重要职务。
他带领中国第一批法制工作者,创建了新中国早期的法治体系,对我国的司法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50年1月,当董必武接到代总理的任命时,已经64岁高龄。但是关键时刻,国家需要他站出来,他义不容辞。
虽然只是短时间的代理总理指责,但他却深感肩上责任重大。毛主席和周总理远赴莫斯科,国内的紧急事务都需要他牵头处理。
董必武担任代理总理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两个月,但却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不少的贡献。当时新中国成立也才仅仅3个月时间,国家在很多方面都需要建设,很多问题都需要处理。
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吃不饱饭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前的连年征战早就让整个国家疲惫不堪,民间的生产力也大打折扣。
当时,全国有一半的人没有足够的粮食供应,有三分之一的人处于饥饿状态。面对如此艰难的处境,毛主席做出了指示:“不许饿死一个人。”
为了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代总理董必武在上任后立马就成立了“中央救灾委员会”,并提出了“生产自救、节约渡荒,群众互助、以工代赈,并辅之以必要的救济”的行动方针。
随后,全国各地大小干部纷纷深入基层,了解民间的真实情况,帮助百姓共同渡过难关。董必武还亲自出面协调,凑集了十几亿公斤的粮食运往缺粮区。
最终,全国人民同心协力,渡过了那段粮食危机的岁月。
此外,董必武在担任代总理的两个月时间里还主持召开了近10次大型会议,参与制定了《婚姻法》、《人民法庭组织原则》等十多条法令通则,还处理了50多件国家大事。
他每天早上7点准时起床,经常熬夜到凌晨2点才休息。在周总理离开的2个月时间里,董必武出色地完成了代总理的工作。
董老在日记中曾写到:国事甚是家事,吾心有余而力不足,两个月虽不长,可繁忙的,劳心程度却不是常人所敢想,荣耀背后的考验需革命同志的团结努力方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