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2日，北京中南海突然收到一封紧急电报，电报上写着这样的内容：斯大林同志已经同意周总理来莫斯科，共同签订“新的条约”，中共中央务必在5天之内准备完毕，周总理尽快赶到莫斯科。

发电报的人正是在苏联进行访问的毛主席，放下电报，周总理喜忧参半。喜的是中国和苏联的新条约终于有眉目了，新条约将会极大地改善中苏之间的关系。

忧的是这次条约签订兹事体大，自己远赴莫斯科的时间会比较长，走了之后，国家的大小事务又怎么办呢？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国家百废待兴，从上到下都有很多紧急事务需要处理。毛主席和周总理都远赴莫斯科的情况下，必须要有一个人站出来主持大局。

远在莫斯科的毛主席早就考虑到了这一点，他提出一个办法，可以在周总理离开的这段时间推举一位代总理处理国事。

总理作为政府的首脑，不但要能力出众，而且还要德高望重，那么毛主席到底推举谁做了代总理呢？

事情还要从毛主席出访苏联开始说起。1949年12月6日，毛主席应邀前往苏联进行访问，这是毛主席第一次以新中国领导人的身份出访外国。

他乘坐专列从北京出发，一路西行，到达了莫斯科。此次访问主要有两个目的，一个是给斯大林祝寿，另一个则是和苏联签订新条约。

说到中苏之间的条约就要说到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份条约是1945年8月14日，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一天，国民党政府和苏联签订的。

条约的内容主要包括：中国和苏联对长春铁路实行“共管”方式，为期30年；中国旅顺为中苏海军共享基地，为期30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苏联居然还继续加强对长春铁路的管理和旅顺的驻军。

这就显得很不友好了，本来这个条约就是国民党政府和苏联签订的，现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理应和苏联重新签订条约，双方应该在平等的原则上进行友好商讨。

毛主席抵达苏联之后，与苏联领导人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最终双方同意签订新的条约。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新条约涉及到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很有可能对未来产生持续而重要的影响，所以新条约签订之前必然会经历持久的谈判与磋商。

这时，就需要专业的外交人才前往莫斯科。而当时，新中国的外交部才刚刚成立，专业外交人才极度稀缺，外交部长也长期由周总理担任。

在这关键时刻，周总理是前往莫斯科的不二人选。所以，毛主席就发出了开头提到的那封电报，让周总理紧急前往莫斯科。

当时，新中国成立仅仅3个月，国内的事务异常繁忙，周总理经常熬夜处理公务，他每次出国访问都是来去匆匆，没办法，国家需要他。

但这次去莫斯科的时间必然会很长，他走之后国内的事务该怎么办呢？正当周总理犯愁之际，他翻开了电报的背面，上面赫然写着几个字：我建议，由董必武出任代总理。

周总理这才放下心来，安心前往莫斯科商谈中苏新条约事宜。无论是从资历还是能力来看，当时最适合担任代总理一职的都是董必武。

一直以来，毛主席都尊称董必武为“董老”，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比毛主席年长，还因为他参加革命的时间很早，对革命事业有着卓绝的贡献。

董必武于1886年出生在湖北黄安的一个书香门第，从小就接受了非常良好的教育。本来家境优渥，他完全可以满足于安稳富足的生活，但胸怀大志的他却不甘心做一个富家公子。

他从小看惯了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恨透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华大地的烧杀抢掠。他立志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要拯救黎民百姓于水深火热，要把国家从帝国主义的魔抓下解脱出来。

辛亥革命的彻底点燃了董必武心中熊熊燃烧的革命火苗，25岁的他毅然决然抛弃了自己的秀才身份，投身了革命事业。

然而，辛亥革命虽然将腐朽的清王朝彻底推翻，却没能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局面。军阀割据，连年混战，老百姓的生活依然艰难。他开始思考到底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救中国。

在遥远的俄国，一场十月革命让他在漆黑中看到了一丝曙光，他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摧毁了俄国的旧势力，建立了崭新的苏维埃政权。

董必武认识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他把共产主义理想作为了自己终身的奋斗目标。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得知这一消息的董必武兴奋不已。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久之后，董必武就和陈潭秋等人成立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董必武在这里结识了一众积极投身革命的热血青年，其中就包括毛主席。从此之后，两人建立了坚实的革命友谊。

抗日战争爆发后，董必武领导我党的地下工作，他一直潜伏在国民党势力盘踞的地区，先后在武汉、重庆和南京等地领导地下工作。

他培养的地下党员为我党提供了大量重要的秘密情报。其中一人就是被毛主席盛赞的熊向晖，熊向晖的表面身份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实则是董必武安排在国名党内部的秘密特工。

他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传递了出来，包括胡宗南的“闪击延安”计划，为我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还有一位重要的特工就是沈安娜，她被董必武安排在了国民党的秘书处。国民党的大部分高级会议都是由她负责记录，掌握了大量国民党内部绝密信息，被称为是“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

得益于董必武卓越的情报贡献，我军在战场上才接连告捷。陈毅元帅不无感慨地说到：“董老的一句话、一封信，抵得上十万大军。”

解放战争期间，随着被解放的地区越来越多，由于国民党之前的腐败管理，导致各地金融市场一度十分混乱，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货币不统一，严重阻碍了解放区的经济发展。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时任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的董必武说到：“必须尽快成立统一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紧接着，董必武就在石家庄领导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

从此，解放区开始印制发放统一货币，也是我国第一套人民币，上面“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字就是董必武亲手题写。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政法委主任、最高法院院长及中央监察委书记等重要职务。

他带领中国第一批法制工作者，创建了新中国早期的法治体系，对我国的司法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50年1月，当董必武接到代总理的任命时，已经64岁高龄。但是关键时刻，国家需要他站出来，他义不容辞。

虽然只是短时间的代理总理指责，但他却深感肩上责任重大。毛主席和周总理远赴莫斯科，国内的紧急事务都需要他牵头处理。

董必武担任代理总理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两个月，但却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不少的贡献。当时新中国成立也才仅仅3个月时间，国家在很多方面都需要建设，很多问题都需要处理。

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吃不饱饭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前的连年征战早就让整个国家疲惫不堪，民间的生产力也大打折扣。

当时，全国有一半的人没有足够的粮食供应，有三分之一的人处于饥饿状态。面对如此艰难的处境，毛主席做出了指示：“不许饿死一个人。”

为了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代总理董必武在上任后立马就成立了“中央救灾委员会”，并提出了“生产自救、节约渡荒，群众互助、以工代赈，并辅之以必要的救济”的行动方针。

随后，全国各地大小干部纷纷深入基层，了解民间的真实情况，帮助百姓共同渡过难关。董必武还亲自出面协调，凑集了十几亿公斤的粮食运往缺粮区。

最终，全国人民同心协力，渡过了那段粮食危机的岁月。

此外，董必武在担任代总理的两个月时间里还主持召开了近10次大型会议，参与制定了《婚姻法》、《人民法庭组织原则》等十多条法令通则，还处理了50多件国家大事。

他每天早上7点准时起床，经常熬夜到凌晨2点才休息。在周总理离开的2个月时间里，董必武出色地完成了代总理的工作。

董老在日记中曾写到：国事甚是家事，吾心有余而力不足，两个月虽不长，可繁忙的，劳心程度却不是常人所敢想，荣耀背后的考验需革命同志的团结努力方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