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彦江访谈录）

我叫毛彦江，河北省唐山市人。在日本的劳工编号是244号。

1944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时的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突然有一天，伪军警备队和汉奸走狗们带着日军把我们村包围了，从村里抓走很多人，我也被抓了起来。他们用绳子把我们捆绑起来，然后押到了唐家庄的矿业所。

在唐家庄，他们对我们进行了审问。我记得他们是这样问我的:“你是什么的干活?”我说:“老百姓。”我刚说完，他们就打我，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他们非逼着我让我说是共产党，然后才停止打我。

审讯完之后，接着又把我们押送到六分局。在六分局里有日本守备队看守着，而且也不让我们吃饭，每天仅让喝一碗米汤。呆了十多天后，让我们吃了一顿饱饭，吃完饭，再把我们捆绑起来，押送到古冶火车站。

在车站，我们看着从东面驶来的一列快速火车停靠进站，有一节空车厢，好像是专门为我们准备的，果然我们被押上了火车，上火车的一共有五六十人，火车一直开到了塘沽。

在塘沽港

在塘沽，我们被临时安置在一个叫做“劳工收容所”的地方。在收容所里，我们住的房子是临时用席子搭建的工棚，一个工棚里住一百多人，床铺是对面放的两排大通铺，每排睡50多人。而且门口还有人把守。刚住了一宿，我就看见有天津劳工逃跑了。

那天晚上，我正在睡觉，忽然有个天津劳工拍了拍我，我醒了，马上起来穿好衣服，正准备往外走，听到有枪声，立即又返回屋里。透过窗户往外看，站岗的警备队早被干掉了，一群劳工正往外冲，有50多人，约占大津劳工的一半。同时日本兵也正在向逃跑的劳工们射击，其中有一个逃跑的劳工腿被射透了，鲜血直流。还有好几个劳工被打死了，没有被枪射中的劳工们都跑出去了。

后来，日本人重新给我们编队分班。一个总队共287人，分为3个小队，每个小队又分为4个班，每个班20多个劳工，分别设有小队长和班长，每个班有一个班长，我当时被编在了3小队3班，跟我在一起的还有吕永华、李景兴。我们每天吃两顿饭，早上和晚上各一顿，每顿饭就只有一个变了质的玉米面小窝头，吃到嘴里又苫又涩，难以下咽。

在押送中

在劳工收容所里住了十天。后来，日本人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件衬衣，一身破旧的军衣、军裤，都是单衣，还有一个帽子。换上衣服，我们就被押上了“青津丸”号轮船，当时是日本人西村武夫领我们上的船。同时，还往轮船上装了10袋面，谷子面、橡子面、白面、玉米面、豆面各两袋。

在船上，每天吃三顿饭，一顿饭吃两个小窝头，因为时间长了，面粉都变了质，所以劳工们吃了窝头都拉肚子，拉到裤子上的都有，我哥帮我洗了两条裤子换着穿。因为是烧煤的船，所以在海上航行了十天十夜才到了日本国的大阪。

在大阪下了船，大家都找水喝，能找到的喝点水，找不到的就渴着，受着罪。拉肚子拉得也吃不下东西。下船以后，不让吃窝头了，每个劳工发给一个小木头饭盒，里面盛有少量的米饭，虽说吃不饱吧，但也不至于拉肚子了，于是肚子慢慢也感觉舒服一些了。

吃完饭后，日本人又把我们押上火车。坐火车到青森，又换乘轮船行驶5个小时到达函馆，下船后再坐火车到俄路驿，从俄路驿一直走到矿山。一共走了五六天，其间我没解过一次手，每天就让吃一顿饭，到了矿山肚子也完全好了。西村武夫先把我们领到矿山的大和寮，即劳工的住所。

在美呗矿

刚去第一天，每人给一大碗面汤。接着给我们安排了住房，一共有300人，安排到3排房子里，房子都是用木板钉成的，床铺都是大通铺。因为经常下雨、下雪，很少见到太阳，所以床板下面还经常有流水，不用浇水，都总能保持湿润。100多人睡在一间房子里，但是只有两个火炉，且烧的都是煤粉，我们在工地上想要拿煤块回来烧都不行，日本人说我们是偷煤。

第二天，日本人说我们身上有虱子，就把我们带进澡塘里，让我们脱光衣服洗澡。同时，脱下的衣服也都拿到大锅里蒸了。日本人小山看着我们都没有精神，就带着我们锻炼，每天吃两个窝头，锻炼了一个月，劳工们的身体也大都恢复正常，就开始下窑干活。

我们干活的地方叫做“北海道三井美呗炭山矿业所”。同我在一起干活的有冯喜山、冯树栋，还有我村的毛彦青、祖容堂、陈焕章、祖文义、毛春、李全、侯果增，永兴庄的耿丙印、张革、董志、韩荣，小河湾村的董佑、大河湾村的张印西、张万顺、张德州、张树广(往)、张志龙、平台子庄的杜白，卑家店庄的阎泉、左成、杨玉柱和七百户的潘景秀。

有个日本带工的叫滨田，戴一副眼镜。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四眼子狗”。我们每天干活12个小时，早6点到晚6点。没有礼拜天，干半个月才能休息一两天。我的工作就是和另一个劳工一起下窑打眼，打好了眼我们出来，日本人进去放炮，然后负责挖煤的、装煤的劳工再接着干，20多人一天的出煤任务是40吨煤。

干活的时候，有日本监工巡视，监工手里总是拿着一个尖尖的小锤子。有一次，我打完眼，想回去休息，结果碰上了滨田，我解释说:“里面危险，我打完眼了，想回去休息……”没等我把话说完，他就举起锤子敲向我的脑袋，我没来得及躲闪，被打得头破血流。然后他说:“开路开路的!”又把我带回了窑里。我一心一意地为他们干活，还要挨他们的打，真是让我气愤至极。

在大和寮，除非是因工受伤，才给医治，其它各种病症都不予治疗。工伤轻者还得干活，不能休息。工伤重的住院休息几天，等伤轻了再回工地继续干活。因为住的房子太潮湿，所以大多数劳工身上都长了疥疮，眼看着病情越来越重，日本人就是不给治疗，他们还说长疥不算是病，不用治疗。

有的劳工闹肚子，日本人也不给治疗。在他们看来，一个劳工，死就死了。有一个叫李全的劳工，因为渴，喝水喝得闹肚子，找西村大夫治疗。而西村大夫却不给他吃药，也不给他打针，只是说:“你暂时不要吃饭了，闹肚子，只要不吃东西就不会拉肚子了，慢慢地就会好起来的。”因此，日本人就不给李全吃饭了。

我们吃饭时都剩下一点分给他吃，但是最后他还是被饿死了。生病不但不给医治，而且吃的饭也要相应地减少，有的病号可以吃两个窝头，有的病号只能吃一个，病越重越给得少。一般情况下，重病号就直接被送去火化，火化后把其骨灰装进一个四方形的小木头匣子里。

在饥寒中

我们在日本呆了一年多，没有发过一次衣服，就是在塘沽发的那一身。无论春夏秋冬，都是那一身单衣，最难熬的是冬天。北海道的冬天十分寒冷，经常下雪，而且下得很大，总有非常厚的积雪。主要是走在路上冷，到了窑底下就不冷了。

我们上工时，走一路，到窑里时，脚上穿的鞋也都湿透了，下班回来时，鞋都冻住了，脱都脱不下。每个劳工发给一块小手毯，晚上睡觉时盖上，木板床上铺着稻草，稻草下面就是冷风。一到晚上特别冷，所以我们就四个人挤在一起睡，把四块毛毯摞起来盖。下班后劳工们都必须洗澡，洗完澡还比较暖和，回来就睡觉，到半夜里又会被冻醒。

在日本干活初期，我们伙食的主要来源就是那些从中国运去的粮食，10袋面粉中的两袋白面就有一袋留给了队长、大队长和小队长们，他们做烙饼吃，而我们却只能吃杂面窝头，有时用野菜、树叶做点菜汤吃。

早上吃完饭，带上两个小窝头，以备午饭时吃。有的劳工饿得耐不住，早上就把那两个窝头一起吃掉。中午日本监工检查时，没有窝头就得挨打，而且吃完就不给了，午饭时只能饿着。从那以后，劳工们都不敢这样做了。原本100多斤的小伙子，一个一个都饿瘦了一半。

有一天晚上，我因为饥饿难耐，跑到伙房里偷东西吃。当时正好有十几个日本人在吃饭，我吃饱后，拿着一个大铁壶就回来了。第二次，我从西边绕过日本人的办公室到伙房，用铁丝弯成的小钩把插窗户的洋钉弄开，从窗户进入伙房，悄悄地溜进伙房里，吃了个饱，然后又装了一木箱饭，扛上箱子，我一溜烟地跑了出去。就这样，我偷着吃了半个月的饭，日本人没有发现。

到了下半月的时候，正好我们换了班，白班和夜班换了，所以我就没有机会去偷饭吃了。等这下半月过去了，我又去伙房偷饭吃，吃了3碗米饭、两条鱼，结果被日本人发现了，我解释说我饿得肚子疼，所以才来偷东西吃的。

日本人也不管是为什么，就罚我头上顶着滚烫的开水不能动，直到早上4点钟，来了一个日本人把我头上的开水取下来，并带我去了中国食堂(劳工们都在中国食堂里吃饭)，发给我4个窝头，才算没事了。但是后来我还是去偷，不过不偷饭吃了(因为偷饭容易被发现)，而是去仓库里偷大米，偷回来后用铁壶煮饭吃。班长也跟我一起做饭吃。

有的劳工饿得受不了，寻了短见。那是大河湾的一个劳工，名叫张印西，因为忍受不了饥饿的折磨，在上班的路上钻到火车下面被活活地轧死了。劳工们死的越来越多，病死的，饿死的，被日本人折磨死的，……从中国走的时候有287人，到回国时只剩下230人了。

在胜利后

日本人经常拿报纸看，我也经常偷偷地看上几眼。有一天，我看到报纸上说:“美国向广岛投了原子弹。”过了两天。日本人不让我们下窑干活了，还说让我们“统统的休息了!”起初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日本投降了。

从那以后，我们就要求日本人给我们改善生活：把旧衣服换了，给我们吃好饭。很快，日本人给上面打了电话，不一会儿，就用马车送来了一车新军装，同时也送来了大米、白面、鲜鱼、鲜肉、白菜，而且还派人为我们做饭。我们吃饱了饭，换好了衣服，就出去溜达溜达，自由了，没有人管了。

出去玩，坐汽车、坐火车都不要钱。想去哪儿玩就去哪儿玩，我去过札幌和东京。日本投降后，我们又住了三个多月，日本人才送我们回国。我们在长崎坐上美国的军舰，这艘轮船是烧汽油的，在海上走了7天到达塘沽，我们又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