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春秋战国诸侯动辄几十万大兵团会战的原因和明朝萨尔浒之战出动十几万人都费劲的原因是一致的——生产力的发展。

一：人是经济的工具，被生产力驱使的“奴隶”

虽说铁质用品的大规模运用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但在春秋之初，虽有因为王室卑微而导致诸侯擅权的大背景，但限于有限的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即便是再野心勃勃的诸侯也没有足够的人口基数来组织大规模兵团作战。更何况就彼时即便是维系普通国民基本生活尚且困难的生产力而言，又如何支撑得起这种大规模的军团战役呢？所以终春秋之世，各诸侯国之间几乎没有出现过题主所谓的动辄几十万军队的大兵团作战。当然，对于这种心照不宣的经济困境，当时候的诸侯国大抵都聪明的选择遵从所谓的“礼仪”，以“道义”的假面掩盖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虚弱。

但当时间的脚步大跨步进入到战国时代时，铁器制品在农业生产方面的大量运用不仅极大的激发了各诸侯国的生产热情，而且也进一步滋生了诸侯王的野心。当已经完成由奴隶主向封建集权转变的诸侯国突然发现当初散置各大小贵族之手的权力被集中在一起之后自己就有了调动全国资源的铁腕手段时，较春秋时期而更加惨烈血腥的战争也就再无可避免。毫无疑问，韩非子“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的话语就是对战国时期的国际关系最明白晓畅的描述。

由于地理位置的差异，在春秋时期猥琐发育的基础上，地理上占据着得天独厚之优势的诸侯国纷纷崭露头角，原来数以百十计的诸侯国最后零落的只剩下“战国七雄”。“恃强凌弱，食髓知味”，因为深悉战争福利的优厚，当最后的大佬正面硬抗时，除了比拼土地面积之广狭，粮食产量之多寡，战斗武器之优劣外，每个诸侯国都无可奈何的选择以人口数量在做为战争的主要标杆。国战即存亡之战，即便不会马上亡国，但一场大规模的战役下来，无论是输是赢，都是伤筋动骨的硬伤，而这也是战国时期动辄发生几十万、百万级别战争，但在大战之后却又总会有几年、十几年甚至数十年相对安稳的原因。

总而言之，战国时期的大规模作战一方面是得益于战争距离较近，不必长途奔袭可以尽量节省粮草开支，另一方面则表现则大家都知道一战结束势必可以休息几年，而绝不是遥遥无期的征戍屯守。

二：天道有常，盛衰之道岂人力可为？

自古皇权不下县治，自秦始皇席卷天下以来，县级行政单位就是历代王朝的权力真空地带。虽说明洪武乾纲独断的废丞相而置六部，但这依然无法改变“皇权不下县治”的客观事实。而当历史的巨轮滚滚驶入明朝中后期的时候。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业已侵蚀到国家的权力中枢，庞大的六部机构往往只忠诚于巨贾大商和自己的钱袋子。皇权和士权早已渐行渐远，而这也迫使万历皇帝不得不冒天下之大不韪，启用太监亲赴各地“收税”。但这种手段终究也只能收一时之效而已。

如果把庞大的明帝国比作一棵参天大树，那么那一个个皇权所管辖不到的县就是一根根深入地底的根须。如今根须不受大树辖制，那参天大树又何以为继呢？换言之，明朝时期先进的生产力刺激了小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却不但没有反哺政府，反而还通过培植利益代言人（东林书院）的方式向皇权发起挑战，借以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整体而言，正是这种职员和领导闹分家的形势导致了明朝政治机制的波动和动乱，即便是在面临原来只是芥鲜之疾的满洲时也不能凝心聚力的劲儿往一块使，力往一块用。

皇帝不差饿兵，试问再雄才伟略的君主在面临这样一个貌合神离、只一味知道伸手要钱的行政班子时又能如何呢？更何况，战争机器一旦开动，按照1个战兵配备3个辅兵10个物资运用员的标准计算。即便是区区10万军队就得号召全国近130万人。而这130万人一路上的吃用又将是一个怎样的天文数字？

就此而言，明朝时或许参战总数不多，但其中的物资馈运和粮草靡费却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数字，更何况萨尔浒远在东北，千里趋利尚且蹶上将，更何况是万里争利呢？

再说原本就占据着肥沃的黑土地，可以大规模发展农业和渔牧业经济的满洲，刚从白山黑水之中走出来的他们此时恰处于刚刚兴起的阶段，他们不仅有共同的目标，而且有共同的理想——劫掠明朝。所以在两相对照之下，满洲对于明朝的优势也就显而易见了。

综上所述，很多问题并不能单纯的从字面化理解，因为在了了数字背后往往蕴藏着我们所无法理解的艰辛和无奈。时也，命也，运也。这该死的生产力当真是时间动荡的罪魁祸首。无论是神圣英明的千古一帝，还是运筹帷幄、驰骋疆场的名臣大将。都在自觉或不自觉间被它玩弄于股掌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