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爱人的一位同事一起吃饭，他们称他为“华总”。

华总，80后，博士，戴一副近视眼镜，儒雅潇洒。

他问我：“毛泽东参加‘一大’了吗？”

我很惊讶：“何出此言？”

他说：“既然参加了，为什么不知道是哪天召开的？还估摸了一个七月一号呢？”

我说：“你很有学问，作为一个理工男，居然知道中共“一大”召开时间的确定还有这样一个故事，很不容易，先加10分。

“科学家指出，就人的记忆力而论，最弱的是数字记忆，其中包括对于电话号码、门牌号、编号以及对于日期的记忆。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除了记忆之外，还有一个阴历和阳历的问题。那个时候的国人，习惯于阴历。比如，毛主席在1936年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毛主席所说的5月，很可能指的是阴历。”

我查了一下百度，1921年公历7月初是阴历的5月底。

我接着说：“1938年5月，当越来越多的人向当时在延安的两位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毛主席和董必武询问党的生日时，毛主席和董必武开始回忆到底是哪天召开的‘一大’，两人只记得是暑假，7月，具体哪一天，记不清了！最后，主席就定了7月1号作为党的生日。

“不久，毛主席在5月26日至6月3日召开的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演讲《论持久战》，第一次明确提出：‘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又正当抗战一周年’。

“1941年6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第一次以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肯定了“七一”为中国共产党诞辰。

我说完后，他点头说：“对！只是我知道的没有冯老师您知道的详细。”

为了加深他的印象，我又问他：“你3年前去过广州吗？”

他说：“去过！”

我说：“是哪一天？”

他说：“这哪能记得住！”

我说：“3年前的事儿你都不记得了，那17年前不记得是不是很正常呀？”

他说：“那不是，‘一大’多重要呀！”

我说：“不，‘一大’在当时不重要。那时，全国有200多个党派，今天你上场，明天我下场，就像走马灯似的。如果真像我们今天看起来的那么重要，那么，‘北李南陈，相约建党’的陈独秀、李大钊都没有参加呀？尤其是北京的代表，两个名额，上海大会组委会寄来200块钱作为旅费，开始说让罗章龙去，他说长辛店有事，去不了，后来又让邓中夏去，邓中夏说长沙少年中国会有事，去不了，最后，让只有19岁的刘仁静去了，成为13名代表的一员……”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学者去研究中共“一大”的开会时间，最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的邵维正先生在1980年第一期《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一文，文中从3个方面加以考证即：（一）从代表行踪看。（二）从可以借助的间接事件看。（三）从当时的文字记载看。

“邵维正的论文最后确定：中国共产党“一大”是在1921年7月23日开幕。

邵维正的论文解决了这一历史悬案，受到了胡乔木的赞许，并荣立二等功。”

后来，华总说：“谢谢冯老师，长学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