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站是古代为传递公文情报、方便往来官吏食宿、提供交通工具的官署，通常设置于全国各地的交通干道上，由政府派专员管辖。

驿站的设置始于战国，秦汉时驿站系统趋于完备，明代是我国古代驿站制度发展的顶峰，驿站网络覆盖全国，遍及京师至各省的交通要道。

驿站的日常工作主要是为传递公文情报的使者提供补给所需，并接待来往出公差的官员。

明代驿站分为马驿、水驿、水马驿、军站等，“凡往来使命、贡献、商贾，皆由水路，若或因汗干闸河水浅不能通船，或有火驰星报之事，则由陆路”，驿站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主要功能，所以驿站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建造。

如明朝洪武八年（1375年）在高邮州南门外建立的盂城驿，建有正厅、后厅各五间，分别用于驿站日常办公和客人接待；还有库房三间、廊房十四间、马房二十间、前鼓楼三间、照壁牌楼一处等，设施完备，功能齐全。

明朝驿站制度渐生弊病

1、明前期驿站的管理

明初，驿站管理非常严格。

太祖、高祖时，朝廷严厉申明，公差官员使用驿站，必须按规定携带随员，不得超额。即使是公侯都督奉旨出差，也仅仅允许带一名随从。各地驿站根据兵部、巡按开具的“符验”才能提供食宿和车马等。按朝廷规定，非有军国要事，官员更不得私用驿站。

官员大多遵守规定，违反者也会受到惩处。

嘉靖以后，“符验”改为“勘合”，要求在“勘合”上注明使用驿站人员的姓名、职务、所去之处、往返日期、车马数量等信息。

勘合是相当于通行证一样的官员出行凭证，一经发放，官员使用后不再归还，长期持有，这就给官员腐败提供了可乘之机。

随着明朝政治的腐败，驿站条例遭到了极大破坏，已经名存实亡。

公差官吏使用驿站车马、驿夫无视限额，任意征用。非奉公差的官员也使用驿站，到驿站随意吃喝，驿站开支急剧增加，兵部、巡、按滥发勘合，姓名等一干信息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写，勘合不仅可以自己任意使用，还可以赠与他人，一些官员借机利用勘合牟利，总之，驿站体系已经濒于瘫痪。

2、驿站经费难以为继

邮传经费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万历五年（1577），全国驿站所耗银钱高达三百一十三万余两。

每个驿站的经费一般是按驿站的大小、人员和车马的多少来供给的，用于驿站物资的补充、驿站基础设施的完善和维护、以及驿夫酬劳的支付等。

《成都府志》记载了成都府大驿——龙泉驿的开销用度。

龙泉驿内有旱夫六十人，应需银子四百三十二两；厨子六名，应为四十两二钱；号衣，即驿站吏员的统一制服，为三两六钱；并配有四十五匹马，每匹马三十两银子，则总计一千三百五十两；还有供应银二百四十余两。

龙泉驿每年所需经费足足有二千六十八两八钱。

明朝的驿站名义上隶属于六部中的兵部，实际上它的经费主要来源于民间征收的赋役。

按照驿站的日常运作标准，驿站差役应做到“五日一换，周而复始”，马匹“轮流应当”，驿夫和马匹都应预备出供轮换的数量，这就要用掉驿站经费的大半。

如果是地处要冲、差役繁重的大驿站要严格执行这样的标准更是绝非易事，因此为了维持驿站的正常运转，官员们就不得不多方筹措银钱，如增加税收。

但赋税过重会影响到百姓生活，层层加派，百姓不堪重负，因此摊派赋税并不是长久之计。

所以，在驿站经费困难的现实情况下，官员们往往灵活应对，不必墨守成规，只要在不影响百姓生存的情况下，尽可能保证驿站长期平稳运转即可。

官僚系统的腐败对驿站体系的破坏、艰难的财政对驿站经费承担无力使驿站改革势在必行。

内阁首辅张居正力推驿站改革

1、驿站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万历年间的驿站弊端丛生，大小官员吏属公差往来，常常任意使用驿站资源，公物私用现象很是严重。

张居正言：“近来驿递国敝至极，主上赫然思以厘振之，明旨屡饬，不啻三令五申矣，而犹不信”，滥用驿站，特权横行的现象屡禁不止。

驿路不仅仅是官员出公差所行之路，更是军情大事公文传递的通道，其重要性自不必说。

明代胡缵宗认为，“今之驿传，古之置邮也。其在水陆，犹血脉然，宣上达下，不可一日缓者”驿站的腐败对政治的影响不容小觑，明朝廷必须要推行严厉的驿站制度改革。

2、颁行新的驿站条规，严厉执行不容违失

万历三年（1575），张居正制定了新的《给驿条例》，对勘合的发行和管理以及驿站的使用规定了新的章程，开始推行驿递制度的改革。

针对滥用驿站的问题，一是下令整理驿站通行证勘合，勘合的发放和缴还都有了严格的限制。

勘合仍由兵部发出，但使用完毕后必须即刻归还至指定官署，不得私留，也就不再具有“永久”效用。

利用驿站自京师出差外地的官员，须在回京之时将勘合缴还；官员如果不须回京，就将勘合缴至所到省份的抚、按衙门，每年年终衙门会将勘合一并交回兵部。

二是限制官员利用驿站。

除了公差军务外的出行，如京师内外官员奔丧、复职回任、升迁、改调、到任等，都不发放勘合，不许乘驿，勘合只许自用，严禁转借，防止官员借故使用驿站，杜绝了出借勘合、公物无偿私用的现象。

公务人员使用驿站资源也不得超出应有规制，驿站只能提供给他们生活必需品，不得随意提高接待标准。

兵部、抚、按不得为彼此欺隐，对违反规定者必须按律治罪，大大限制了官员在驿站内的特权，也减轻了驿站所在地百姓的负担。

对于驿站经费过高的情况，首先提出减少驿站数量。

据《明会典》记载，明代驿站最多时有三百三十七处，经过不断地裁减、合并，万历十五年（1587）时仅余一百四十六处，驿站数量的大幅减少减轻了国家财政方面的压力。

其次，限制驿站经费。

原本各处驿站所需经费共计银三百一十三万一百七十二两，而张居正的驿站改革推广实施后，所耗经费总计银二百一十八万七千八百三十二两，节省下来的足有九十四万余两白银，几乎是明朝每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经费问题由此得到了有力解决。

为严格推行改革，首辅张居正更是以身作则，亲自作百官表率。

他说道，“欲为朝廷行法，不敢不以身先之”。他的儿子要由京师去江陵，自己雇车赶路；他的弟弟张居敬从京师回乡，保定巡抚给予特殊照顾，发放勘合允许他使用驿站，张居正得知此事，就马上交还了勘合，并对保定巡抚进行了严厉的斥责。

原本混乱腐败的驿站制度，在张居正的改革下变得井然有序，改变了长期以来滥发勘合、滥用驿站的现象，肃清了驿站腐败，还缓解了地方财政压力。

驿站作为官方唯一的邮传运输机构，官府信件和物品一直依赖驿站保障传递安全，朝廷每年以高投入维护驿路的畅通，维持皇朝一体、汇集到中央的格局。

驿站制度的改革客观上保证了公文传输的畅通高效，解决了明代公文传递壅塞缓慢的问题，如此一来，中央就能更快地得知地方大事，下达诏令也更加及时快捷。

张居正执法严格，他对驿站制度的改革革除了驿传积弊，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对吏治的清明、财政的改善、国防的稳固等均有重大意义。

3、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并没有延续下去

改革是在重重阻碍中艰难推进的，张居正对驿站制度的整改触及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张居正病死后，他的政敌就对他的改革措施进行攻击，指责新政太过严厉苛猛，对驿站经费削减过甚，称其导致“马常跑毙”、“牛多倒损”，“各夫苦累难支”。此后，朝廷又放松了对驿站的限制。

轰轰烈烈的驿站制度改革，因主持者内阁首辅张居正的逝世而终止，张居正死后，改革的成果被反对派废除，驿站贪腐之风又起。

明末财政无力，驿站弊端丛生，崇祯皇帝再次效仿推行驿递制度改革，但收效甚微。

总结

朝廷遍设驿站的初衷，是为提高办事效率，并便利对地方的掌控。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驿站逐渐演变为官场身份地位的象征，官员出行有驿站接待，连同家属仆从都能享受到舒适的服务，使用驿站成为了一种特权，驿递制度沉疴已久，已经成为腐败滥权的温床。

张居正推行驿站改革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挽救明朝统治危机的迫切需要。

但地主阶级贪得无厌的本性，使他们难以理解张居正改革的深意，他们不愿意节制贪欲，不想放弃已经捏在手心的利益，所以权贵们攻击、推翻了张居正的改革法令，改革代表的是统治阶级，也就是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没有给予百姓实际的好处，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

既没有权贵地主的支持，又没有人民的支持，这场改革注定只能半途而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