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在我国乃至世界军事研究领域都有很高地位，现代仍有借鉴作用。秦汉以来统兵之人无不对其勤加研读，但他们全都不肯将这部兵经传之于世。对孙子兵法首先进行编定、注释的便是三国著名军事家曹操。耐人寻味的是，他在孙子兵法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地方却避而不谈。

曹操一生总揽军政，非常繁忙，却能博览群书，特别喜欢研究兵法，曾亲自给《孙子兵法》作注解。他对这部兵书不但尽了删削繁芜之劳，而且具有阐发内容之功。他作的注释，的确能结合本人作战经验，阐发独到见解，和以后九家注格外不同：中肯明确，简易扼要，阐述出其中奥义。

曹操注成《孙子》后，并不以功臣自居，只说是“撰为略解”，以明他只能“解其粗略”，不能深究细绎其中的奥义。他不但为之作注，而且将之公布于世。从此，注家辈出，最著名的有：梁之孟氏，唐之李鉴、杜牧、陈嵘、贾林，宋之梅圣俞、王哲、何廷锡、张预等。宋人吉天保乃集曹操和上述九人注为《孙子十家注》，《孙子》这才成为能懂的兵书。可见曹操注解《孙子》对后人的启发、帮助是颇大的。

如果他也像当时人把学问当成私产，如蔡爵不肯推广《论衡》：稍后的嵇康秘存《广陵散》，不肯把《孙子注》公开出来，那么，这部“兵经”或许亡佚，或许至今也难理解其中隐微艰课之处了。

可惜的是，曹操不能以理论指导实践。孙子一贯反对冒险，反对骄傲轻敌，强调用兵必须事先了解敌军内部情况，慎重观察敌军企图，然后再作正确部署，去打败以至消灭敌人，而曹操一再违背这些原则，因而不是百战不殆，而是屡遇危殆。

须知，孙子作兵法是“本之仁义，佐以权谋”的，即以仁厚爱人为本，诡诈杀敌为末，杀人为不得已的。在阶级社会里孙子提倡的这种笼统的仁爱尽管有欺骗性的一面，但在反军阀战争的残暴性上，却有一定进步意义。

然而，由于曹操嗜杀成性，在这个极其重要、用兵第一着的地方，故意“隐微”其义：不但在《计篇》强调爱民的前半篇未置一辞；就是对《地形篇》所云“唯人是保”等句，也没有阐扬一字。可见曹操虽在钻研《孙子》，但对其不合自己观点处，则避而不谈。

在曹操看来，战争滥杀乃理所当然。正如孙权说的，曹操“所行，其唯杀伐。”在他指挥战争围城时，曾强硬规定：“城拨，皆坑之。”因而往往不是“坑杀”，便是“屠城”；不是“所过多所残戮”，便是“鸡犬亦尽。”为父复仇，他能屠杀男女数万于泗水，死尸塞河；官渡之战，他能斩袁绍手下八员大将，杀掉七、八万降卒，还自鸣得意。到215年，曹操已61岁，率兵进攻汉中，因为河池氐人据险坚守不降，他又用暴力攻而屠之。

然则今天还用我们替曹操残暴行为辩护吗？曹操毕竟是个奸诈的人，一方面不以残暴为耻；一方面又假作慈悲，瞒心背己，在《蒿里行》里吟咏什么白骨蔽野，鸡犬无遗，生民所剩无几的惨象，是“群凶”造成，与他这位“义士”无关，他曾为之哭断肝肠。

表面上看，曹操军事上的残暴和他的艺术实践存在矛盾，实质上，曹操是用文艺为他的残暴政策进行粉饰，欺骗当时，迷惑后世。如果用人民性来赞许曹操的这类诗，就未免有些天真了。

诚然，当时连年不断的战争，不是曹操个人的恶念造成的，而是东汉末军阀豪强之间争夺的产物。但曹操终究是个黩武主义者，给人民带来了灾难，因而人民一遇机会就举行起义以谋推翻他的政权。

至于孙、刘，虽同样是封建军阀，从本质上说和曹操并无不同，但在战时对人民的手段则显得颇有差别。孙策军令整肃，孙权能体验“士民勤苦”，非“事不得已”，不肯“兴军”以“劳百姓”。从而东吴高级将领如吕蒙、蒋钦等对于军纪更是严加整顿。

刘备也懂得“济大事必以人为本”。曹操率军南下，在刘琼率众投降后还肆虐“屠荆”，因而十多万人背井离乡随刘备奔逃。备于“颠沛险难”之中，宁可与他们“同败”，也不抛弃他们。入益州后，仍“树恩德，以收众心”。这正是孙、刘能与曹抗衡的力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