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中国成立，周恩来总理积极争取身在海外的我国科学家返回祖国，为百废待兴的祖国事业贡献才智。

据资料统计，在新中国的召唤、周总理的积极争取下，克服重重困难回到祖国的科学家、学者、留学人员达数千人。

作为美籍华人科学家中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杨振宁先生的回国之行格外受关注，已过古稀之年的周总理更是为此操劳不已。

周总理与杨振宁

1971年夏，杨振宁阔别祖国近三十年的时光，终于回到故土，成为美籍知名学者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

杨振宁此次回国，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与热情宴请。

事实上，早在二十年代，那时候杨振宁还不曾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还是无名之辈时，大洋彼岸的周总理就关心牵挂着他。

昔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是杨振宁妻子杜致礼的父亲，是杨振宁的岳父。五十年代早期，杜聿明还被关押于战犯管理所，进行学习改造。

杜聿明给女儿女婿写了亲笔信，在周总理的关心与指示下，杨振宁的老师张文裕教授通过英国驻美国大使馆，代为转交到杨振宁夫妇手中，也让他们及时得知杜聿明在北京一切都好，让他们不用诸多担忧。

1957年，杨振宁与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一激动消息传到北京，周总理当即做出指示：派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前往瑞典向杨振宁祝贺。周总理所说的代表团，就是张文裕教授及其夫人王承书。

张文裕夫妇出发前，周总理指示他先与杜聿明见一面，让杜聿明以岳父的身份给杨振宁再次写信。

信中，杜聿明向女婿杨振宁道贺：

亲爱的宁婿:

我祝贺你获得诺贝尔奖金。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

杜聿明即草

杜聿明将这封亲笔信交到张文裕的手上，由他带到瑞典斯德哥尔摩的颁奖仪式现场，当面转交杨振宁。

自杨振宁1945年赴美学习，杜聿明1949年战败被俘，杨振宁与杜致礼1950年结婚以来，杜聿明与杨振宁这对翁婿就从未见过面。

杨振宁收到岳父杜聿明的亲笔祝贺信，心中感动，他拜托恩师张文裕，代为转交回信，信中杨振宁向杜聿明表示真挚感谢，并特意表示，来自岳父的关怀使他很受感动。

而这一切，都少不了周总理背后的努力与付出。

杨振宁在大洋彼岸始终牵挂着家乡，牵挂着亲人，只是碍于各种原因，他始终无法成行。

1971年春，中美关系开始缓和，杨振宁看到重返故土的希望，立刻给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授的父亲杨武之写信，表达他要回到祖国看望亲人、朋友的强烈愿望。

杨武之将此事上报，得到周总理的关注与重视。

由于当时杨振宁还无法获得回国的签证，周总理便亲自作出指示，回复杨武之：请杨振宁到加拿大或者法国的中国大使馆办理签证。

在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后，1971年7月19日，杨振宁与夫人杜致礼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踏上回国之旅。

8月4日，杨振宁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

尽管二人之前从未谋面，但皆知其名已久，初次相见便一见如故，周总理与杨振宁相谈甚欢，一聊便是五个多小时。

73岁的周总理时刻牵挂着祖国的建设，他询问杨振宁很多问题，包括美国的大学是怎么组织的？美国的大学办学方针是什么样的？......关于这些，周总理之前就研究过，这次他要与从美国归来的杨振宁做更多的探讨。

而对于这些问题，杨振宁也一一为周总理解答。

五个多小时的时间，他们聊了许多。从社会问题、科学研究、国际动态到家庭生活，他们都有谈及，并且聊得特别投入。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回国，杨振宁第一次见到岳父杨振宁。杜聿明于1959年得到特赦，曹秀清也在周总理的周密安排、杨振宁杜致礼的积极联系下，于1963年来到北京与丈夫杜聿明重逢。

1971年，杜聿明一家人终于团圆，周总理亲眼见证了他们的团圆时刻。

相比起岳父杜聿明，杨振宁与岳母曹秀清更为熟悉一些，他们曾经在美国共同生活，当天在人民大会堂见面，杨振宁习惯地称呼曹秀清为“妈妈”，但称呼杜聿明时，他却叫了“杜先生”。

周总理一下子就关注到这一点，还赶紧纠正杨振宁：“你应该称呼岳丈大人。”

席间，周总理也不断发表风趣幽默的话语，让现场气氛融洽起来。比如他会跟曹秀清说：“你坐到女婿旁边去，丈母娘最爱女婿嘛！”

他的一句话，让在场各位都哈哈大笑起来。这不仅让人们感受到领袖周总理的平易近人，也让初次相见的杜聿明、杨振宁很快拉近关系。

以后，杨振宁便十分关心岳父母的生活，杜聿明夫妇在北京生活，杨振宁还给他们买了各种生活家电用品，以让他们安度晚年。

在与周总理见过面后，杨振宁后来参观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展览馆时，告诉当时的旅游局负责人岳岱衡：

“总理那么忙，大事小事都关心，连我在北京、上海活动的情况，他都很清楚。”

让杨振宁更觉佩服的一点是，他说：

“我非常惊奇的是，周总理已是七十三岁的高龄了，精神还那么好。”

当然，此次回国之行，杨振宁不止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他还得以与多年未见的好友重逢，他的好友就包括两弹元勋邓稼先。

在列出的想要会面的人员名单中，杨振宁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邓稼先。在同一时期，他们都为祖国做着不同的贡献。

邓稼先为我国导弹事业殚精竭虑，而杨振宁则凭借着自身的学术影响力，在中美之间架设起一条友谊和交流的桥梁。

1972年2月21日，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热情欢迎。28日，《中美联合公报》发表，标志着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这也意味着，杨振宁有更多的机会回到祖国。

就在尼克松访华的5个月后，1972年7月，杨振宁第二次回到祖国的怀抱，他再一次受到周总理的热情招待。

周总理亲自会见并宴请杨振宁，二人交换关于国际形势、科学研究等问题的看法。

杨振宁向周总理提出建议，表示我们应该重视科学理论研究，既要开展学术交流，又要建立有效的科学管理机构，培养科学人才。

周总理对他的建议表示赞同，他以真挚的态度告诉杨振宁：“你有的好的意见，我们应该听取，我们应该能够学到一些东西，不要自高自大，听不进去你的意见。”

应杨振宁的建议，周总理两周后在会见美籍华人学者参观团和美籍华人学者访问团时，专门强调一点：要办好教育，提高基础理论水平。

对于杨振宁回国后提出的建议，周总理始终都有在认真思索，并落实到行动中去。

事实上，就在杨振宁第二次回国与周总理相见时，74岁的周总理已经身患重症。

1972年5月，周总理被诊断出患有膀胱癌。但他仍然坚持抱病工作，杨振宁自1971年首次回国之后，几乎每一年都要回国一到两次。

1973年杨振宁第四次回到祖国，这次他与毛主席相见，周总理在一旁抱病陪伴。事实上，到了这个时候，周总理的病情已经不容乐观。

周总理逝世

自从确诊患癌后，周总理始终是边工作，边治疗。

据资料统计，1974年1月至5月期间，周恩来的实际工作量为每日工作12至14小时有9天，14至18小时有74天，19至23小时有38天，连续工作24小时有5天。

此外，从3月中旬到5月底的两个半月内，除日常工作外，共计参加中央各种会议21次，外事活动54次，其他会议和谈话57次。

由于过度劳累，让周总理原本就虚弱的身体更加支撑不住，他的病情又开始加重。周总理的病情，牵动着每个人的心。

1974年6月，周总理住在医院，为了让他全心治病，中央决定在周总理治病疗养期间，由邓小平代他主持会议、呈批主要文件。

但即使在医院，周总理也时刻牵挂着国家事务，他每天要听报纸，关心国内外的各项事务，他的病房里也开辟出专门的会客室，病中的他也需要常常接见他人。

1975年初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周总理难得出现在大家视线，人们很快发现，周总理已经被病魔折磨得面容憔悴，身体也虚弱了许多，他告诉大家：

“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的，但我还是想争取每个星期来和大家见一次面。”

表面上，周总理住进医院，专心开始治疗，可实际上他脑子里装着的还是国家与人民。

吴阶平医生说：

“本来治病是很不容易的，放下了工作算是住院了，他好像在那里治病，可是他脑子根本就没有离开过工作，一会一个问题，都是工作。”

在医院的日子里，周总理接见外宾、关心老百姓生活、关心许多领导人的的事情。1975年的四届人大会议，周总理支撑着瘦弱的身躯出现，参会的全体代表看见他，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或许是自知自己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会议期间，周总理在会见天津代表团时语重心长地表示：“我得了癌症，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但我要努力和疾病作斗争，争取更多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奋斗。”

在场的许多人听着周总理的话，眼泪不自觉地往下掉，大家都无比地盼望着，周总理都康复起来。

可惜事与愿违，在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关切下，在妻子邓颖超的守候下，在医护人员的全力救治下，我们最终还是没能将一生为人民操劳的周总理留下来。

1976年1月8日，在人们的不舍与难过中，周总理永远闭上了双眼。

周总理逝世的噩耗传到全国，传到全世界，震动了无数人的心，当然，包括杨振宁。

再也无法见到如此受人爱戴的周总理，全国各地，乃至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充满了悲伤的情绪。

人们来送别周总理的遗体，几乎都是眼泪不止，泣不成声，有人眼睛完全哭肿，更有人悲痛欲绝，当场哭晕过去。

杨振宁从广播中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同样是难以接受，他在极力抑制着自己的悲伤与难过。

1976年1月11日，长安街头，男女老幼，人们面带悲伤，十里长街送别周总理。一堆一堆的人群伫立着，无一人离开，所有人都在默默守候着，送别伟大的周总理最后一程。

1月15日下午，周总理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追悼会刚刚开始，就有人在默默抽泣，等致悼词的邓小平念到“周恩来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时，人群中呜咽声四起，更有人压抑不住情绪，当场失声痛哭起来。

在无尽悲伤的氛围中，周总理的追悼大会结束。

周总理去世前曾留下遗言，他的骨灰不要保留。于是在追悼会结束的当天晚上，周总理的生前卫士张树迎、高振普从邓颖超大姐手中接过周总理的骨灰盒，乘坐抛撒骨灰的专机奔向长空。

而这一切，同样是按照周总理的遗愿，没有任何仪式，没有惊动任何人，一切都用最简单的方式。

在万米高空，周总理的骨灰被撒在密云水库、撒在天津海河、撒在黄河入海口，撒在祖国的江河湖海，撒在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从此他将永远长伴人们身旁。

从周总理逝世到追悼会结束，杨振宁虽然无法回到祖国，但他始终在关注着周总理身后事的点点滴滴，以最崇高的敬意表达对这位伟人的缅怀。

1月16日的早上，广播向全世界宣告周总理的骨灰已经撒向祖国的江河大地，这一消息无疑让所有人惊愕，大家怎么也没想到，周总理的骨灰竟然都没有留下来。

随之而来，便是无限的思念与敬意。

1976年4月15日，彼时周恩来总理离世已经3个多月，杨振宁再一次回到祖国，他来到西花厅，这个周总理生活了多年的地方。

在邓颖超大姐面前，他满含深情说出一番话：

“我对周总理不仅非常敬佩，还有一种难以用言语形容的感情。当我从广播中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时，我十分悲痛，我还要控制自己。但当听到周总理遗言要把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时，立即在我心里引起十分强烈的感情与理智的冲突，我实在控制不住了......”

杨振宁不仅说出了自己的真切感受，也表达了亿万人民的心声。

即使周总理已经离开大家三个月，人们慢慢接受这个残酷事实，但听到杨振宁的这番话，西花厅在场众人都压抑不住心中难过，失声痛哭起来。

邓颖超也在极力控制难过与思念的感情，不让眼泪流出来。

从此，周总理永远活在人们的思念中，而杨振宁则始终肩负身上的使命，为我们的祖国持续不断地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