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悲剧”写作“杯具”，将“满江红”戏称为“半池绿”，像这样在互联网上使用同义词、反义词、同音字来替换原有名称的更名方式，两千多年前的王莽就已经开始使用了。

公元9年，王莽篡权称帝之后，对全国各地的地名进行了大规模更改，使用了大量同义词、反义词，以及同音字。

反义词改写有东昏改为东明，曲周改为直周，刚县改为柔县，圆阴改为方阴等。同音字改写有九门改为久门，灵州改为令周。同义词改写则有安平改为安宁，增地改为增土等。

还有一些不知所谓的变更，譬如，因位于黄河以北而得名的“河内郡”被改为“后队郡”；因颍水得名的“颍川郡”被改为“左队郡”。还将“南阳郡”改为“前队郡”，“弘农郡”改为“右队郡”，为了凑齐“前后左右”，完全无视地名背后的文化内涵。

“去汉换新”的地名更易

王莽建立新朝之后，全国共有125个郡和2230个县。在这2355个郡县中，当前有据可考的只有1701个，其中有821个地名被改，占比将近一半。因有许多更改记录已经遗失，实际的修改数量要远大于此。

“离谱”程度恐怕只有后来将江西改为姜西，黑龙江改为乌隆江的太平天国能与之一较高下了。好在王莽改名并非毫无章法，其中还是有些规律可循的。

最主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去汉换新”。将地名中的“汉”改为新朝的“新”。譬如，改安汉被为安新；汉中为新成，汉阳为新通等。

西汉时期，厚葬风气盛行，每位皇帝都会提前选好长眠之地修建陵墓。高祖刘邦称帝第二年就开始修建自己的陵寝——长陵。公元前198年,汉高祖将关东地区的富豪贵族迁徙至长陵附近为其守护陵园，以此形成了一个以皇陵为中心的城镇——长陵县，这种“筑陵置县”的方式被称为“陵邑制”。高祖之后的皇帝们竞相效仿，帝陵不再只是一座坟墓，而是一座城。

这些帝陵县主要分布在渭河两岸，北岸有汉高祖刘邦的长陵、汉惠帝刘盈的安陵、汉景帝刘启的阳陵、汉武帝刘彻的茂陵、汉昭帝刘弗陵的平陵等；南岸有汉文帝刘恒的霸陵和宣帝刘询的杜陵。

王莽对这些帝陵县的名称都进行了修改，如长陵改长平，安陵改嘉平，阳陵改渭阳，茂陵改宣城，平陵改广利；霸陵改水章，杜陵改饶安。

与汉高祖刘邦以及西汉开国重臣们相关的地名也被一并修改。譬如，刘邦龙兴之地沛郡被改为吾符，韩信的封国淮阴被改为嘉信，萧何的封国如酂被改称赞治，陈平的封国曲逆被改为顺平等等，不放过任何一处能引人感怀汉朝的地区。

与此同时，还在诸多地名中加入“新”字。如西河改为归新，苍梧改为新广，阳城改为新安，新郪改为新延，信都改为新博。也许是想要表达天下归新，希望新朝“广、安、延、博”吧。

如果说“去汉换新”还算可以理解，那么将潭中改为中潭，把临颍改为监颍，离狐改为瑞狐，以及松兹改为诵善，东牟改为弘德，剡县改为尽忠，历阳改为明义等，就有些牵强刻意、华而不实了。地名不只是一个称呼，更承载了一个地区的前尘过往。看得出来王莽迫切地希望通过更名，来抹除汉朝的痕迹，重塑历史。

只为攫取名誉的形象包装

王莽更易地名的随意性，在称帝之前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公元4年，青海湖地区的羌人首领良愿把青海湖、茶卡盐池等地献给了汉朝以示友好。王莽向太皇太后进言说：“现在天下有东海郡、南海郡、北海郡却没有西海郡，就把羌人那块土地改叫西海郡吧”，西海郡便由此而来。

这一更名事件的背后，其实是王莽对自身形象的一次包装。羌人献地是因为王莽使用金钱收买了羌人首领。除了羌人，王莽还软硬兼施地游说了东边的东夷王（朝鲜半岛地区），南边的越裳氏（今越南老挝一带）、黄支国（今印度地区），以及北边的匈奴，使东南西北各族都对汉朝进行了进献示好，制造了“四夷宾服”的假象。

包装个人形象，提高名誉和声望也是王莽自步入仕途开始就一直在做的事情。

白居易有句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也就是说，如果王莽在篡位之前就去世了，那么他一定会名垂青史，受万人敬仰，可见王莽对其名誉塑造的成功。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逼子自杀”。建平二年，王莽之子王获处死了家中的一个奴婢，王莽得知后，将其儿子逼迫自杀，此事震惊朝野内外。因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官家贵族私自处死奴婢的事情并不少见，虽然是违法的，但并不会被判处死刑。

况且当时“亲亲相隐”是合乎道德礼法的正常行为，汉宣帝也曾下诏保护“父子之情、夫妇之道”，明确指出即便父子、夫妻帮对方隐瞒了罪行也不会被追究责任。

王莽“灭亲”是超脱时代的惊人之举，这使他在百姓心中成了一个爱惜奴婢的“圣人”。然而，这样一个为奴婢逼死儿子，并且在称帝后谴责奴婢制的人，却自己买了个女奴送给大将军朱子元。还因此而赢得了同僚们的赞许，可谓是百姓和权贵两个阶层都不得罪。

“逼子自杀”发生在汉哀帝即位，王莽被迫谪居在家之时，这一事件令王莽再次声名远播，他的党徒们以此上书请求让王莽重回朝堂。

舆论重压之下，汉哀帝令王莽重新返京秉政。不久之后哀帝去世，太后将军国大事全权委托给王莽，赐号“安汉公”，意为“定国安汉家之大功”，距离成为皇帝只差了一个名分而已。

在“人君受命于天”这一主流思想的影响下，已位居“万人之上”的王莽为了证明自己“德位合一被上天所认可”。派遣王恽、陈崇等八人去全国各地“采风”，收集祥瑞。

公元5年，陈崇不负众望地抬回来“两千多片、近百捆的简牍”，收集了全国各地的“麟、凤、龟、龙之瑞”七百余起，以及传颂王莽美名的歌谣诗词达三万多字。

而后依靠武功县内挖出的一块写有“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白石制造舆论风波，于公元6年成为“摄行皇帝之事”的“摄皇帝”，本应即位的刘婴却被立为皇太子。

走上仕途的王莽极端爱惜自己的羽毛，一言一行都是在为自己积攒名誉和声望。看看如今当上总统的演员泽连斯基，瞧瞧互联网上为偶像互撕的粉丝，就能看出“人设包装”煽动民意的力量有多强大。王莽正是以此裹挟民意，步步高升，成功地摘取皇权，甚至连刘姓宗室都对他当上“摄皇帝”这件事保持沉默。

平复叛乱坐实天命所归

王莽最初的封地为新都侯国，离这里最近的是刘崇的安众侯国。对王莽成为“摄皇帝”最为不满的正是这位刘崇。

公元6年，刘崇与国相张绍经过一番商议之后，决定起兵反莽。对于当时刘姓宗室全员沉默无人反对的情况，刘崇认为，是因为大家都在暗中攥劲，只要有人站出来带头，一定可以一呼百应。

自信满满的刘崇决定成为那个带头人，起兵之后只带了一百多名士兵就去攻打南阳郡首府宛城，因为他相信在路上一定会得到其他刘姓宗室的响应，汇聚一支庞大的军队。

然而，事与愿违，没有人响应刘崇的号召。一百多人攻打守卫森严的宛城结果可想而知，包括刘崇在内的所有人员都被歼灭。王莽成为“摄皇帝”后的第一场叛乱就这样结束了。

刘崇反莽的确是带动了一个人，不过他并不是刘姓宗室的人，而是东郡太守翟义，他认为自己世受汉恩，有义务守卫汉室。

公元7年，翟义联合旁边的东平国，聚集十万大军，自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在关东起兵。王莽得知后兵分两路，一路由七位将军直接统领负责进攻。另一路负责防守，分别驻扎在，函谷关、武关，以及长安附近的霸上等地。

与此同时，王莽发动舆论战，写了一篇《大诰》，昭示天下，承诺自己不会取代刘氏，将来一定会还政给刘婴，这一举动非常有效地安抚了处在观望中的诸多刘姓宗室。七位将军所率大军很快在陈留郡的菑县击败了翟义和刘信的军队。

翟义、刘信等人逃至淮阳国的圉县，12月圉城被攻破。翟义被捕，刘信则自此消失在历史中，不知去向。

王莽称帝虽被视为和平过渡，但还是经历了两场不大不小的军事冲突，对战的胜利也更坐实了“天命归莽”的祥瑞预言，公元9年，王莽以“皇天上帝受命，不敢违抗为由”，正式称帝，建立新朝。

孔子曾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因此，王莽将“正名”视为“事成”的第一步，而“正名”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打舆论战。

于人而言，就是通过形象包装，积攒名望声誉，以达到操纵民意的目的；于物而言就是体现在命名权之上，因为只有天子才有权更易地名。

王莽更名就是在昭示天下，如今已江山易主，天下归新。在抹除汉朝印迹的同时，也带着一丝儒家神学的思想，期望通过为天下“正名”，实现政令通达诸事顺遂的目的。

在王莽大刀阔斧地改制中，地名更改是最具代表性的了，且能非常直观地展现改制的效果，即“规模宏大，收效甚微”。非但没有改善百姓生活，反而带来更多麻烦。

譬如，在地理命名中，自古以来就有“山南水北为阳”的传统，所以有了辽水之北的“辽阳”，可是王莽却将“辽阳”改为“辽阴”，在没有为卫星地图的年代，徒增了寻山问路的难度。

其他的多项改制同样看起来十分美好，但终究不符合社会现实，改制越成功百姓生活越苦。譬如，对于各类商贩贾人，不论行商还是坐商都从利润中加收“个人所得税”，以限制富商大贾的投机活动。但实际上富商大贾根本不在乎，坑害的多是那些捕猎打鱼、采卖山珍以维持生计的底层百姓。改名与改制终究都因华而不实，无法改善百姓生活，而导致民怨沸腾。

作者：林子卿

参考文献：《再论新莽代汉的历史必然性》《新莽时期的行政区划与地名改易研究》《也谈王莽改地名》《王莽改易地名之基本规律与政治倾向》《中国古代的地名研究》《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中国文化知识读本：王莽改制》《王莽受禅中的民意包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