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丘

编辑|海蓝宝

都铎王朝法律书籍印刷出版制度的形成与演变过程，是英国

社会转型过程

的一个縮影。

一、对英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推动

王权特许的个人或组织对法律书籍的管理经历了

由垄断至分化的转变

。

即从“国王的印刷业者”到伦敦书商公会的垄断，再至伦敦书商公会英语股分会的分化和演变。

这在经济上有利于英国重商主义政策的发展，政治上

推动了英国由新君主制向立宪君主制的转变。

另外，不可忽视的是，法律书籍的印刷出版也有利于英国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法治化进程。

基于以上，对都铎王朝时期法律书籍印刷出版制度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英国社会

上下互动进行转型整合的发展模式。

英国都铎王朝时期法律书籍印刷出版制度的设立,实质上是国家为垄断法律传播的一种制度创设。

这种制度是在王权集中的社会背景下形成，反之,也对英国

经济社会的转型

起着重要的作用。

首先，在经济上，国王通过出告法律书籍印刷出版特权，来

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同时，这种特权的授予也有利于王权对法律印刷出版业的管控，从而推进英国重商主义的发展。

1504年

亨利七世设立“国王的印刷业者

”这一职位，主要负责议会制定法书籍和一切官方文件的印刷出版。

但该职起初却掌握在外国商人手中,如

法奎斯、宾森

，直到1530年才由出生于威尔士的

贝尔蒂利特

担任。

这是目前所见由英国人就任“国王的印刷业者”的最早记录。

此后，该职主要由

英国人担任。

“国王的印刷业者"这一官位经历了由外国印刷出版业者垄断至英国本土印刷出版业

垄断

的转变。

这一转变表明，英国本土的印刷出版业者基本掌握了议会制定法书籍及其他政府文件印刷出版所产生的利益。

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

防止英国印刷出版业的利润外流

，从而为进一步扩大英国印刷出版业的市场和规模积累了资本。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特权的授予具有双重作用:

一方面，有利于增加王室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有助于

强化王权对印刷出版行业的控制

。

由此可见，“国王的印刷业者”这制度在法律书籍生产领域内响应了都铎君主重商主义政策的号召，反之也推动了英国重商主义的发展。

在此主要体现为国家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提升。

依据1556年玛丽女王授子的特许状，

伦敦书商公会

在内外部职能上从事对法律书籍的具体

管理工作。

如搜查或处置非法印刷销售的法律书籍，或对专利持有者的法律书籍进行登记注册，尽管这种情况在16世纪中后期并不常见。

由此可见，书商公会作为国王管理印刷出版行业的工具，

加强了王权

，这实质上是王权利益和商人利益合流的结果。

公会对王权的追随,完全是出于

经济利益的考量:

第一，依靠王权，有利于保护书商们的财产权利；

第二，国王特权可以为其

攫取

更多的

政治经济权益

提供了便利。

可见，书商公会作为一种行会性质的经济组织，在国王特许的印刷出版权下具有了政治上的权利。

而这种政治权利又反过来为该公会及其成员

获取经济利益服务。

实际上，这种特权就是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力的结合，是国王和书商在出版管制时代为维护各自的权益而

达成的协议。

另外，自亨利八世以来，都铎王朝就通过授予专利特许证来管理社会经济。

在印刷出版领域，具体反映为赋予个人或组织特定书籍的印刷专利权。

在所有的图书垄断者中，最为重要的是

“国王的印刷业者”

，他们凭借着不时获得的专利特许证,拥有以英语印刷国王任何书籍或作品的

独占权

,除了特别情况之外。”

如1539年亨利八世以专利特许证的方式授权克伦威尔负责英语圣经的印刷出版;

1547年爱德华六世授予克拉夫顿唯一印刷出版议会法令的专利特许证，后来，

理查德●朱葛

获得印刷出版

英文圣经的专利权;

1583年克里斯托弗●巴克尔成为“女王的印刷业者”，同时也拥有了对官方印刷品的唯一印刷特权，而且还获得《圣经》、祈祷书和议会制定法书籍的印刷专利权。

可见，“国王的印刷业者”亦是

法律书籍的印刷垄断者之一

。

需要注意的是，法律印刷出版业者也取得某种书籍的专利特许证。

如托特尔于1553年获得普通法书籍的7年的印刷出版权,并于1559年又获得了终生印刷出版此类书籍的垄断权。

至此

,托特尔

才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

法律书籍垄断者。

在之后的两个半世纪，尽管书商之间充斥着许多的抱怨和诉讼，但法律印刷出版业却仍保留着某种垄断。

因而，无论是“国王的印刷业者”还是法律印刷专利持有者，都可以

凭借对法律书籍

市场的

垄断

,在出售议会制定法书籍和普通法书籍的

贸易中获取巨额利润。

但在16世纪下半叶，他们也纷纷抱怨自己承受着重大的负担，而印刷法律书籍的回报也有所下降。

“如托特尔于1583年遭到了来自

公会底层印刷业者的抱怨。

到了1603年普通法书籍专利持有者将普通法书籍印刷专利转让给伦敦书商公会英语股分会。

由此，大书商们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排斥未取得特许权的底层印刷出版业者，以维护他们共有的利益。

综上可见，国王通过印刷出版

特许权来加强对法律书籍的管理

。

这种特权因有了王权的加持，故在法律书籍印刷出版业.上占据了垄断的地位。

法律书籍专利持有者因此

获取了巨额的商业利润。

这些资本的积累又为法律书籍的印刷出版提供了物质基础，从而促进英国法律印刷出版业的发展繁荣,进而推动英国资本主义在印刷出版业的萌芽。

反之，法律印刷出版业者也需要向国王购买印刷出版特权以保障其利益，从而丰富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使国王从中得利。

可见，国王和法律印刷出版业者之间的利益出现了相交点,这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英国重商主义政策的推行。

其次,在政治上,法律书籍的印刷出版及其制度有利于良好社会秩序的构建,

巩固王权的统治。

正如罗斯认为，法律是社会统治的基础，而不是财富、权力或荣誉;

通过法律书籍的印刷出版，“全王国的人民都将了解王国内的议会制定法和法律条例，从而可以更好地生活在平静与安宁中。

伊丽莎白时代和斯图亚特早期的枢密院官员和律师也认为：

法律书籍的印刷出版有利于解决政府政策执行不足或不执行的问题,也有利于改变以往因对法律的无知而违法犯罪的局面。

可见，

法律书籍的印刷出版和传播

，既是法律运行的

必要条件

，也是

稳定社会秩序的有效保障。

因此,保证法律书籍的正常发行成为政府在印刷出版业工作的重点。

国王

通过授予

个人或法人组织

印刷出版特权来

加强

对法律印刷出版业的

管理

。

如“国王的印刷业者”、伦敦书商公会及其

英语股分会。

这种印刷出版制度有利于加强对法律言论的管制，成为政府管理社会的有效武器。

从16世纪初开始，政府就把“国王的印刷业者”纳入法律传播模式当中。

该官职主要负责议会制定法和王室公告的印刷出版传播,并排斥任何其他人印刷此类法律书籍。

其实，早在英国引进印刷术之前，议会就意识到在全国范围内

传播法律的重要性

。

并命专人

抄写新通过的议会法令

，然后将其

送至各郡

，配以一封官方文书，强制要求地方官员在城镇、地方法庭、集市等公共场合向公众宣布这些法案。

“自1504年亨利七世设立“国王的印刷业者”以来，这些议会制定法及其摘要汇编才正式由

“国王的印刷业者”负责印刷出版。

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英国法律的同一化，加强了国王对地方的统治，也有利于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依据1556年的特许状以及1566年、1586年星室法庭等相关法令，可将

书商公会主要职能

归结如下:

其一，除了特许的印刷出版业者之外，只有书商公会成员方可

印刷、出版、销售、进口

书籍;

其二，书商公会成员所印的书籍需要在印前得到公会的许可，

并登记注册和缴纳相关费用;

其三，书商公会享有在全国范围内对非法印刷书籍进行

搜查、扣押、焚毁以及处罚

的权力。

从中可见，王权通过赋予书商公会许可、审查、搜查、处置等权利，来限制和打击

非法印刷出版活动。

毋庸置疑，书商公会已然成为王权用以监管印刷出版业的御用工具。

换言之，即便都铎王室并不重视对印刷出版业的监督,但仍有一个

自我规范

的书商公会对其进行管制。

英王这种利用民间组织管理印刷出版业的方式，有助于自上而下地全面整合资源，并利于在可控范围内实现都铎君主权力的最大化，从而更

有效地维护了统治。

另外，国王还制定了法律书籍出版审查制度,由此加强对法律书籍的管理和规范，同时也可以借此保障相应印刷出版业者的合法权益。

与其他文本一样，法律书籍的印刷出版也需要经过出

版前的审查及许可

,但有所不同的是法律书籍的审查及许可需由

法律界的杰出人物进行核定

，而不是主教或枢密院成员。

1586年星室法庭的印刷出版法令将这种权力

限制在三位首席大法官中的两位。

1637年的星室法庭法令，按知识领域把许可证的颁发划分给相应的杰出代表,法律书籍则交由首席大法官负责。

“这种印前的许可制度，无疑有利于维护法律书籍专利持有者的利益，防止了盗印，并控制了非法言论的传播，促进良好法律环境的建立，从而有

效地巩固了统治。

综上可见，政府的印前许可制度、

指定

的“

王室的印刷业者”

和法律专利持有者在限制法律出版业的过程中反而推动和指导了它的发展，从而确保了王权对法律书籍的管控,进而巩固了王权。

正如罗斯认为，法律书籍不仅是民众知法守法的基础，而且还是国王实现都铎王朝政治目标的助推器，

即加强王室法官对地方司法的管理。

二、对英国走向法治社会的作用

英文法律书籍的印刷出版有利于加强英国法律的传播和交流，也为法律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前提，从而有利于推进英国法治社会的建设。

首先，法律书籍的英语化有利于法律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法律阅读群体的扩大，以免

民众因对法律的无知而陷入困境。

正如约翰●利尔伯恩的观点，英国的法律不应该隐藏在拉丁文和古法语的背后，而应该用英语来书写，以便让

“每一位自由人像律师那样阅读法律文书

”。

因为法律的秘密如果只保存在少数人的知识中，那么对于广大群众，与其说是给他们带来和平与安宁的好命令，还不如说是给他们带来烦恼与麻烦的陷阱和网。

在英国，王室的诏令和公告早已可在墙上、门上和公共场张贴。

“如自1215年起，每个郡每年都正式公开

《大宪章》

两次;

到1327年时，民众就因这众多的版本和陌生的语言，而无法分清《大宪章》颁布的具体时间;

到1533年英格兰人翻看正式出版的《大宪章》目录时，他们才知道，国王早已在其

诏令和律法中三令五申

的强调过《大宪章》了。

由此可知，尽管英国早有向民众公开法律条文的习惯，但因法律语言仍以拉丁语或法律法语为主，而导致民众无法理解法律文件的内容和情况。

可见，

法律书籍

的英语化是法律在英国

有效传播的前提条件。

英国书籍的英语化最早可以追溯至1474年，卡克斯顿与曼逊合作印刷出版了世界上第一本英文书籍，并于1477年印刷出版了英国第一本英文书籍。

直到1482年，英国第一本法律书籍才出现。

1485年开始以英文印刷出版议会制定法书籍。

“随后逐渐兴起了一阵印刷出版法律论著、议会制定法和法院决议的浪潮，并在1520年左右

，英语

开始逐渐成为议会制定法书籍及其他法律论著的印刷语言。

“直到

1650年

法令的颁布，

法律书籍的英语化基本完成。

该法令规定所有法律诉讼程序应以英文书写，并且规定未来所有由“法官决议组成的判例书籍以及其他英国法律书籍”均应翻译成英文和用英文书写。

自此正式明确了法律书籍的书面语以及印刷用语，这大大增加了法律的公开程度,有助于

英国走向法治社会。

英文法律书籍的印刷出版，不仅解决了16世纪律师跟.上现行立法的问题，而且还改变了以往国家垄断法律的局面。

这也促进了16世纪法律规章制度的上行下效，让更多

普通群众可以接触到更多、更为准确的法律。

从而有效地预防因无知而造成的违法犯罪，进而为

英国法治社会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如16世纪30年代，亨利八世的秘书托马斯●克伦威尔将法律文本的宣传力量摆到了最重要的位置,并利用国王的公告和议会制定法来

传达价值观和道德行为标准

。

事实上，虽然法律书籍的英语化使公民可以更加自由地阅读法律规章制度，但他们仍不能理解很多艰深的法律专业的术语，除非他们会拉丁语和法律法语。

面其次，法律书籍的印刷出版为

法律人才的培养提供了物质前提。

文艺复兴时期

是英国

知识重建和变革的重要时期。

随着15世纪伦敦律师学院知识复兴的出现，在15世纪下半叶其影响力得到快速地增长，法律教育和法律实践日益成熟。

传统的口头训练已经被书本教育所取代。

“这种日益完善的法律教育与

印刷出版业

的发展有着

密切的关系。

尽管贝克认为，与大量未发表的法律手稿相比，16世纪印刷出版的法律书籍“仅仅是一种微薄而不具代表性的选择”。

但毋庸置疑的是，就法律印刷出版业来看，

法律书籍

印刷出版的规模和数量

正日益扩大

。

到17世纪中叶，当律师试图确定法律论据时，使用印刷法律书籍的

频率开始高于法律手稿。

罗斯曾说，一个不了解伦敦法律手稿和口头传统的英国人，在1640年会比在1550年更容易了解和

学习王室法庭

的

程序

与

职责、政治和财产权利

的界限，以及宪法的界线。

由此可见，法律书籍的印刷出版为法律人才的培养和法律知识的准确使用奠定了有益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