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52年年底,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拿破仑重新掌握了对法国的控制权,并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法兰西第二帝国。虽然路易·拿破仑建立起来的帝国也可以称得上是"拿破仑帝国",但此"帝国"非彼"帝国"。无论是军事还是经济,第二帝国皆不如第一帝国。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经济一直陷于泥潭之中,工业化进程一直停滞不前呢?
法国的资本不愿投资工业企业
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各个国家相比,法国资本的喜好比较特殊。受历史因素影响,法国资本一直喜好投资各种奢侈品。实际上这也能够理解,毕竟在中世纪时期,法国的奢侈品就是出口商品中的重要部分。法国经济也曾经因奢侈品的畅销,而出现过短暂的辉煌。
从法国资本的喜好看来,其实也能看出法国资本的投资方式尚不成熟。确实,投资奢侈品曾让法国的资本获得过巨大利润,且这种红利也持续了较长时间。但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欧洲局势的剧烈变动以及法国内部经济体系的崩坏,已经让奢侈品失去了销售市场。纵使再追加对奢侈品的投资,也难以取得相对应或者理想的回报。
但是即便如此,法国的资本还是流向了奢侈品,真正需要流动资金注入的大企业和工业企业便面临着"钱荒",这也为后来这些企业被高利贷所困埋下了伏笔。
小农经济并未被进行改造,仍在法国的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公元18世纪,法国内部因经济结构的崩坏和货币体系的瓦解而逐渐陷入了混乱的局面之中。高昂的物价已经让平民百姓望而却步,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也日益严重,由此便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危机。与此同时,法国的国际影响力也在逐渐下降。在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法国内部终于爆发了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法国农民多多少少都获得了一部分土地,从而对生活再次充满了希望;法国统治者为了避免自身的统治地位被动摇,也极力维护法国的小农经济。直到法兰西第二帝国建立之时,小农经济依旧在法国的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
但是,即便法国农民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但生活水平依旧停留在温饱的水平线上,有时甚至还会低于这个水平。法国的经济结构并未得到改善和渗透至经济领域的各个角落的高利贷,都是限制法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和缓解法国农民处境的重要因素。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法国想要加速工业化进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虽然法国农民只能勉强保证自己能够吃饱饭,但至少也是"有产者",毕竟他们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这也就意味着,法国农民不必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这就延缓了工人阶级的形成,工人阶级的数量也无法得到快速扩大。
由于法国的工人阶级尚不成规模,因此法国的工业企业便无法招募到足够的工人来参加生产。大量的劳动力因小农经济依旧根深蒂固的缘故而被固定在土地上,工业化进程自然会被放缓。
恶劣的金融环境遏制了法国大企业的发展
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早期阶段,帝国内部确实因社会秩序的恢复而逐渐趋于稳定,这无疑给法国的经济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但需要注意的是,经济环境的好转并不代表金融环境会同步好转,这主要与法国金融体系中的"高利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法国步入近代之前,高利贷就已经普遍被法国人所接受。当时各行各业募集资金的方式,基本上都是借入高利贷。在进入帝国时代后,高利贷更是因得到了帝国政府的扶持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对此,《法兰西第二帝国的重要历史地位》一书中曾经提到:
……帝国期间,为了帮助工商业企业的发展,政府大力支持和鼓励金融业率先发展。"动产信贷银行"、"土地信贷银行"、"巴黎贴现银行"、"工商信贷银行"、"里昂信贷银行"、"通用银行"等相继建立,原有银行业也得到长足发展……
从上述材料可以发现,帝国政府扶持的这些银行皆为"信贷银行"。这些银行以帝国政府为强大的后盾,扩大了法国的高利贷规模。
从客观角度来讲,高利贷确实能够为法国的大中小企业提供不菲的流动资金,但法国的大企业(尤其是工业企业)也被高利贷的利息压得喘不过气来。到最后,大企业光是偿付每年高利贷的本息就已经倍感压力,更不要提利用盈利的资本去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加速法国的工业化进程了。
综上所述,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经济之所以会一蹶不振,且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工业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究其根本,主要还是因为资本未能被合理利用。由于法国资本的不成熟,因此才给高利贷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机遇。
与此同时,帝国政府也没有意识到当前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环境并不利于工业化的发展。相反,帝国政府还极力维持现状,比如不断新建各种信贷银行则是较为有利的证明。因此,法国经济才会一直止步不前,工业化进程基本陷入停滞状态。
当然,身为第二帝国君主的拿破仑三世,自然也要为此负责。身为君主,不应当只将目光局限于军事和对外扩张一点之上。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恢复并进一步发展经济才是重中之重。从这一点看,拿破仑三世的个人能力确实与拿破仑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参考文献:
【1】《浅析法兰西第二帝国政权对现代化的促进作用》,冯德昕著
【2】《法兰西第二帝国的重要历史地位》,郭华榕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