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备受瞩目的电视剧《大秦赋》中，韩非迎来了一场挑战，他试图重新启动六国合纵之策，然而，意外的是秦国却以一种崭新的方式回应——推出了“秦篆”。这一政策规定，在秦国境内商贾必须使用这种字体来记录文书，这使得齐国对于合纵的立场变得犹豫不决。韩非为了说服齐王驱逐秦使，付出了巨大努力，然而却因为李斯一句话，使得齐秦断交，彻底功亏一篑。

那么，为何一提到断绝通商，齐国就不得不妥协呢？这需要回溯到管仲为齐国埋下的祸根，以揭示齐国的兴衰历程。

首先，齐国在初期并没有“大国”潜质，位于山东省沿海一带的它，地理位置较为局限。相较于后来的“战国七雄”中，基本都处于周朝边疆地带，齐国的发展空间相对较小。

在“分封制”的体制下，各诸侯国除了保卫周王室，还肩负着拓土扩疆的责任。这也解释了为何各国在初始阶段的边界不明确，需要自行开拓领土。然而，齐国虽然位于边疆，但周围的诸侯主要是燕国和鲁国，地位并不如召公封国的燕国和周公封国的鲁国那样崇高。另一方面，海疆在先秦时期的航海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发展异常艰难。

这些地理条件意味着在管仲相齐桓公之前，齐国并没有成为大国的潜力。

尽管齐国在最初的分封时期相对强盛，姜子牙的治理使得齐国成为了富庶之地。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各诸侯国逐渐壮大，齐国的地理劣势也逐渐显现。公元前706年，“山戎”匈奴南下袭击齐国，齐国在面对这支小部族时竟然无法抵挡，幸得郑庄公出兵援助，才保存了国土。

这次袭击距离齐桓公即位仅20年，齐国就已经面临严重的危机。这一事件凸显了齐国的脆弱性，尽管在周天子权威尚存之时相对强盛，但一旦遇到强敌，齐国的困境就显而易见。

在管仲和齐桓公的合作下，齐国制定了“称霸诸侯”的目标，并通过“尊王攘夷”的方式，解决了北方和东北方向的边患。

燕国受山戎入侵时，齐桓公亲自率军去帮助，甚至送出了打下的土地。这种慷慨大方的外交手段，使得齐国在诸侯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然而，齐国想要成为霸主，必须依靠自身的实力。由于齐国的地理位置，开疆拓土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在自己有限的领土上寻找发展的契机。

与其他诸侯国“重农抑商”不同，管仲提出了“农商并重”的理念，充分发挥了齐国的商业潜力。

这种思路在《管子》等文献中有多次描述。在齐国初期，主要以贩卖盐为主要经济来源，依托海洋的地理优势。然而，仅仅依靠“鱼盐之利”无法使齐国长期富庶，因为其他诸侯国也开始竞相进入这一领域。为了找到更为赚钱的方式，管仲成功地将齐国的贸易定位转向了奢侈品。

他引入了朝鲜半岛的“文皮”，即虎豹之皮，成为当时最抢手的奢侈品之一。这一变革使得齐国成功垄断了海外进口的货物贸易，迅速积累了雄厚的国力。

然而，这一富足的生活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商人们追求利润，尤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商人的流动性大大加剧。商人们对齐国社会的渗透加深，而富足的生活也导致了农业的衰落。

人们纷纷投身商业，而齐国的粮食则更多地依赖进口。这导致了农业人口的减少，使得齐国的兵源不足，军队在战斗力上并不强大。虽然齐国有像孙武这样的军法大家，但在军事实力上却很难与其他强大的诸侯国相提并论。

富足的生活也让齐国上下产生了一种自满情绪，误以为国力强盛。在各诸侯国联合伐秦的时候，齐国往往选择消极怠工，甚至不参与战争。

原因在于，战争可能影响商业的发展，损失贸易对象。正如《大秦赋》中所描绘的，李斯一句秦齐断交，禁绝通商，就使得齐国上下陷入了恐慌。然而，这种恐慌的根源却早在400多年前齐桓公时代就已埋下，成为齐国难以根除的痼疾。

总的来说，齐国在管仲和齐桓公的时代通过商业的繁荣崛起，一度成为当时的强国。

然而，由于地理劣势和富足生活的误导，齐国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失去了对抗其他强国的能力。商业繁荣虽然为齐国带来了短期的富裕，却也为其埋下了隐患。齐国的故事告诉我们，发展不可一时骄傲，要保持长久的繁荣，必须不断适应时局，正视自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