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亮剑》中有这样的情节安排，那就是李云龙将手下的独立团派到各地打游击，李元龙的训话是：“原则只有一个，只许占便宜不许吃亏。赔本的买卖咱不能干。反正是枪一响，你多少得给老子捞点东西回来……”。有了李元龙的精神激励后，独立团干劲十足，在一年后扩充了数倍人马，弹药更是充足，能打上万人的平安格勒围城战。这是小说情节，为的是让大家爽一把，在历史上就算是386旅陈旅长也做不到这一点。

386旅的陈旅长可是李云龙不敢招惹的强人，抢了李云龙的骑兵部队，李云龙都不敢抱怨。在敌对阵营陈旅长更有面子，楚云飞见了陈旅长要喊大师兄，委员长见了也会和颜悦色。但陈旅长在1942年左右可经常做赔本的买卖，做不到李云龙那样“只能占便宜不能吃亏”。比如在陈旅长亲自指挥的榆辽战役（百团大战的一部分）中，386旅和兄弟部队组成的太岳集团一共消耗了各种弹药消耗各种弹药45509发，缴获各种弹药1334发，缴获量只占消耗量的3%，可以说赔得一塌糊涂。

在这场战役中，陈旅长毒气弹中毒不下火线，各种谋划计算也达到了教科书级别，129师的作战总结是“太岳集团火力组织是我师空前的，能将火力精确计算，轻重火器具体分工，更严格规定了射击纪律，起了极大的压制作用。”

什么你说陈旅长不行,陈旅长表现失常？那我们看看其他部队的统计，在129师第一年抗战中，半年之内消耗了112万8826发子弹，缴获的日军弹药是33万2783发；1940年整个129师消耗了215万5579发子弹，战斗缴获的弹药是26万7366发，消耗和缴获的比例是8比1，仅仅是参与百团大战就消耗了相当于三倍缴获的弹药；李云龙要部下们精打细算的1942年，整个129师缴获各种子弹27万7034发，消耗子弹是58万5465发，全师“赔本”六成。整个八年抗战，129师对日军作战和消耗只有1938年是“赚钱”的，消耗和缴获比例达到了1比4.

在我军遭遇的所有对手中，日军是最残暴也最小气的。日军有严苛到极点的武器弹药管理规定，日军士兵使用的枪支上也刻有象征日本皇室的菊花徽章，按照《大日本帝国宪法》的规定，这些步枪也是天皇的资产，是借给日军士兵使用的，如果有那位士兵损坏了步枪或丢失了零件，就会被长官斥责：“你竟然把从天皇陛下那里领取的步枪给丢了”，丢枪在日军那里就是欺君，就是要以死谢罪。

虽然日军不缺子弹，但穷鬼帝国主义的日军也是苦日子过惯了，他们连冲锋枪都不舍得大规模装备，原因就是害怕浪费子弹。日军遇到子弹少、喜欢捡子弹壳的我军，也很快变得比山西财主还扣，1941年华北日军总结了我军的作战习惯后，立刻就要求士兵也要在战斗时捡子弹壳。日军遇到团灭危急时，更会销毁武器和弹药。

通过我军的子弹消耗和缴获比，其实也很能看出日军指挥官的水平。日军中最让我军头疼的指挥官就是冈村宁次，他是扫荡战专家，在晋察冀军区反扫荡战役中，我军只缴获了各种弹药1142发，消耗各种弹药15万9199发，缴获量还只是消耗量的0.72%。我军在抗战中后期取得弹药（生产外），除反击、缴获其他武装外（“消耗与收入之比为100：20，这也是靠讨逆缴获给我们补充了一部分”），就是购买伪军出售的弹药，集中民间各种武装“上缴”的弹药，和日军作战很少大发横财。

我军在抗战阶段本来就很穷，子弹消耗和缴获都是精确到个位数，精打细算的程度远超《亮剑》作者的想象，我军指战员们早就是比山西老抠们还会过日子，根本就不需要李云龙学习山西土财主（“在山西省待久了，李云龙不自觉地学了一些山西土财主做买卖时的抠劲儿，打仗之前先算计一下自己的本钱，有便宜就干，没便宜说破大天也不干，只能占便宜不能吃亏”）。我军算账精明，但作战可不会“没便宜说破大天也不干”，大部分战斗还真就是赔本打得，因为抗战真不是爽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