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代中叶刘六、杨虎起义，由人数不多的“响马贼”发展而来
引言
明代中期河北农民起义，在许多历史著作中，都称为刘六、刘七大起义。这个名称，我们认为是不很妥当的。以刘六、刘七来命名，也就是把他们两人看成这次起义的领导者。但它在历史上的影响，却是封建统治阶级所无法磨灭的。
明武宗正德六年，河地区爆发了由杨虎、刘三（刘惠）、刘六（刘宠）、刘七（刘宸）等人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起义军纵横大河江淮南北，遍及六省，攻破数以百计的城邑，迫使首府北京几度戒严。它对明朝统治的打击十分沉重，用明代官方记载的话来说，“乃百十年来所未有”。明朝政府“竭天下之力”，才把这次起义镇压了下去。但它在历史上的影响，却是封建统治阶级所无法磨灭的。
但是，只要稍微仔细考察一下这次起义的过程，就会发现，明代中叶河北农民起义军始终是分成两个部分进行活动的。这两个部分互相呼应，有时也联合作战，但彼此始终保持着独立性。刘六、刘七只是其中一部分的领导者。另一部分的领导者原是杨虎，杨虎死后是刘惠和赵链。单单用刘六、刘七来命名这次起义，显然不能反映这个基本的事实。刘六、刘七和杨虎等人，原来都是河北霸州一带拦路行劫的“响马贼”，还曾接受招安，为官府捕“贼”。
由人数不多的“响马贼”发展转变成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大体上可以正德六年二月为分界线。从正德六年二月起，就分两支活动。“杨虎、李龙（一作李隆）初起山东”，“刘六、刘七一起，另起河北”。具体来说，二三月间，“刘六等贼众复从北直隶地方流劫至河南信阳州，拒散官兵，将指挥马振、指挥陈镇等杀死，转向湖广等处打劫。”而当时杨虎一部则“聚在山东地方，大肆攻劫杀虏”。四月间，杨虎部“流入直隶大名府及河南彰德、卫辉等处劫掠”，后又“流山西泽、潞、太原、平阳等处劫掠。”
到了五月，刘六一部“复从湖广回还，流劫宿州、灵壁、太安、武定等州县地方。”六月间，两支队伍都回到霸州一带，联合作战。从二月到六月两部会合以前，刘六、刘七从河北、河南到湖广，再由湖广经南直隶、山东回到河北，杨虎则由山东经河北、河南到山西，又由山西回到河北。三、四个月时间内，各自奔驰转战数千里，彼此虽然在客观上起了互相呼应的作用，但看不出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从六月到八月，双方联合作战，在河北、山东广大地区内，来回流动。攻取州县。在此期间，两支队伍的首领们“各置酒会，聚商说：我们这些人马，便也难成大事。不若先从本县起手，然后编历天下，招集数万人马，以建国扶贤为名，须要下个毒手，人才归顺。若不从的，逢州破州，逢县灭县。先要得了河北、河南，后到南京，见有空位，那时节看你们拜相封侯，全家都享富贵，却不是好。”这番商议，实际上成了这两支队伍的共同政治纲领。但是，在组织上，并没有采取统一的措施，而是继续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
八月间，起义队伍又开始了大规模的流动作哉。杨虎一部先包围沧州，接着刘六、刘七一部又来会合，一起围攻沧州，但未能攻克，于是转移他处。自此以后，二军又分别行动，再没有会合在一起。刘六、刘七一部主要在山东、河北一带活动。杨虎一部，则由山东西部，入南直隶，转入河南。十一月，杨虎战死，赵链等改推刘惠为首。这支起义军从此主要在河南活动。明朝政府也就分别将刘六、刘七一支称为“山东北直隶贼，”将刘惠、赵链一支称为“河南贼”。
到了正德七年（一五一二），明朝政府因京军无用，便征调大批能征惯战的边军，进行围剿，形势已对起义军不利。在这样情况下，“河南杨虎余党遗书，欲来合群。六、七等欲与共犯南京。”但是，这次再次会师的计划没有来得及实现，河南起义军就失败了。有的同志说：“这次农民起义，最初奉杨虎为首，后来刘惠为首。刘惠与刘六、刘七分别在东西战场作战，而刘六、刘七的名字在后代特别被人知道，就是因为二刘在近畿作战，几次威胁京师，使统治者也为之胆寒。而且始终领导这次起义，所以无论在民间口传以及统治阶级的官书中，刘六刘七的名字，是常被提到的。”
这段话有好些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所谓这次起义“最初奉杨虎为首，后来刘惠为首”，是不对的。如前所述，他们两人只是一支起义队伍的领袖，不能算做全部起义队伍的领袖，正像不能把另一支队伍的领袖刘六、刘七看成整个起义队伍的领袖一样。其次，如果确实如所说杨虎、刘惠是先后领袖的话，为什么不以他们两人的名字来为这次起义命名，反要以刘六、刘七来作代表命名呢？
作者的意思似乎是因为刘六、刘七一支队伍对明朝威胁较大，影响较广。其实这也是不确实的。杨虎、刘惠一支队伍，“横行中原，势出刘六等上”。最盛时，曾达十三万余人。而刘六、刘七一支队伍，有的估计“不及一万”，有的估计约二万余人。实力远不及前者。从明朝政府来说，也没有认为刘六、刘七一支比刘惠一支对自己威胁更大，相反，却认为“其奸计出刘六之上。”因此，单单突出刘六、刘七，显然是不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把这次农民起义称为“河北盗”。我们觉得，这次农民起义发源于河北，称之为明代中期河北农民起义，是比较合适的。当然，也可以用起义军两支队伍的领袖来命名，那末，应该包括两支队伍的领袖在内，称之为刘六、刘七、杨虎、刘惠大起义，或简称之为刘六、杨虎大起义。关于刘六、刘七和杨虎等人在起义以前的活动，各书记载颇有差异。有的说他们为州县“收捕有功”，后因官府勒索过甚，愤而“相聚劫掠”，后又曾“自首”，不久“复叛。
有的说他们原是与官府有勾结的坐地分赃的“大盗”的部属，后“大盗”因故被捕，他们设法营救，但官府勒索巨款，“计无所出”，挺而走险。还有其他一些说法。尽管记载多种多样，但有些情况是一致的，那便是他们几个既当过“响马”，又曾为官府出力，与官府（包括宫廷中的太监）有这样那样的联系。他们在当“响马”时“初不攻城杀人，惟掠衣粮自给”，不过是一种失去了土地的游民无产者的破坏活动，“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反倒用打劫到的财物去孝敬太监和将相，以求得到他们的庇护。这不能算做农民的起义斗争。
起义队伍的多数首领和基干力量，都是原来的“响马盗”。这是这次起义的一个特点。在当“响马”时，刘六、刘七和杨虎的人马，都是为数很少的。刘六、刘七一伙原来八人，“后至二十六人。”最多时“不过六、七十人。”杨虎一伙，亦“不过二、三十人。”但在他们开始武装斗争之后，“所至诸穷民响应之，旬日众数千人”。正德六年二月明朝政府派遣马中锡督师时，“刘六、杨虎军，众号五千”。六月间，杨虎由山西返回河北，与刘六，刘七相会时，已经有“众数万”了。
广大人民群众热烈拥护起义军，参加起义军，相反，对官军则十分痛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明朝的官员也不得不承认：“山东居民，凡贼过之处，则乐于供给，粮草器仗，皆因于民。弃家从乱者，比比而是。官军所过之地，即闭门逃避。箠楚驱逼，犹不肯前，悬赏召募，亦鲜赴者。”“盖今盗贼所过，乡落莫不椎牛供具，甚至为之持门屏以遮矢石，为响导以攻州县。”
结语
广大人民群众热烈拥护起义军，参加起义军，相反，对官军则十分痛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起义军在短短两、三个月内，从数十人发展成为数万人，取得一连串的胜利，造成巨大的影响，关键在于“穷民”的支持和拥护。没有群众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客观形势，没有“穷民”的拥护和支持，小股的“响马”不可能发展成为农民起义。它对明朝统治的打击十分沉重，用明代官方记载的话来说，“乃百十年来所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