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之前的时期被认定为尧舜古国时期，这一历史事实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成果公布后得到了确切的证实。

根据考古学界的一致认同，夏朝中晚期的都邑分别位于河南偃师二里头和山西临汾陶寺。这两个遗址在绝对年代、地理位置、内涵和规模上都与尧舜和夏朝的主要活动区域和时空架构相契合。

龙山文化晚期的陶寺遗址绝对年代在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900年，经历了早、中、晚三期，其中中期受到晋西南和豫西三里桥文化的强烈影响，形成了中期和早期两处王族墓地。

这与文献记载中舜继尧位的情节相一致。而夏朝中晚期的二里头遗址绝对年代则在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30年。在陶寺晚期（前2000-前1900年），这一时期陶寺遭到外来势力摧毁。

尽管二里头和陶寺之间存在一百多年的空白期，但在整体时空框架内，夏朝紧接在尧舜古国之后的基本事实得到了验证。

然而，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公布登封王城岗遗址和新密新砦遗址阶段性研究成果后不久，石峁遗址突然出现在考古学的视野中。

位于陕西榆林的石峁遗址在2012年进行大规模发掘后，震惊了学术界。石峁遗址的面积达到400余万平方米，超过了陶寺、良渚古城和二里头遗址，成为国内已知规模最大的城址。

这座城址的时间跨度为公元前2300年至前1800年左右，与尧舜到夏朝的时间范围高度吻合。

三种关于石峁的解释观点引起学者们的争议。

第一种观点认为石峁是黄帝部族的都邑或北狄的都城，融合了北狄文化因素。第二种观点认为石峁是夏朝早期的都城，与夏朝标志性文物玉璋的发现相吻合。第三种观点认为石峁是共工族群的遗址，这一说法基于史书中的相关记载。

然而，这三种观点都存在一定的逻辑漏洞，难以完全解释石峁的来历。

更令人疑惑的是，石峁的存在并未在史书中留下任何记载。虽然石峁遗址周边有大量的聚落结构和文化遗存，但在史书记载中仍然没有提及石峁政权。

这引发了对于为何石峁在历史文献中被遗漏的疑问。石峁的城址规模之大、军事防御设施之强大、农牧混合经济模式之发达，都表明它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实体，甚至超越了尧舜代表的国上之国政治结构，接近于二里头中央王朝统御地方的形态。

然而，这一政权在史书中不见踪影，这种现象难以用地理隔绝来解释。

石峁遗址的后续考古发现更加深了谜团。大规模的城址发掘显示，石峁不是孤城，陕西榆林地区共发现了4446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形成了四级聚落结构。

这些聚落与石峁遗址在城墙结构和墓葬形式上高度相似。科学家们还通过对线粒体DNA的检测发现，石峁城周边的人群与石峁内的人群具有较近的母系遗传联系，说明这些次级聚落与石峁存在文化影响和基因传承的关系。

最终，通过对石峁遗址和晋南地区古人类的线粒体DNA检测，科学家们得出结论：石峁人群主要起源于陕北地区本地早期人群，与石峁城周边的人群具有母系遗传联系，对北方汉族的遗传贡献更大。

这一结论引发了对石峁在华夏政权演进中可能的地位重新审视。或许，石峁原本是夏朝之前更为正宗的华夏政权，但由于中原以外的偏见和后世夏商周在中原的建都历史，导致石峁的存在被无视，使后代误以为只有尧舜禹这一条主要文明脉络。

石峁的强大政权并非黄河中下游北上所建，推翻了其可能是战败北逃的共工族群的传统猜测。

总的来说，石峁遗址的发现和相关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完整和多样化的历史画卷。

这个华夏政权的存在，虽未在史书中留下痕迹，但通过考古学和科学技术手段的进展，我们得以更全面地认识夏朝之前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