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作为统一个体各个方面的灵魂，是一种协调并统帅人的各种特质的综合性力量，它巧妙地融合了有限性与无限性。毛泽东主席，这位在中国大地上成长起来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锤炼出了他伟大而崇高的人格。

毛泽东人格中的有限性方面，展现了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多面性。他生活既随便，不修边幅，但又有规律，要求严格；他对敌人刻骨仇恨，但对人民、对同志、对亲朋好友却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心胸坦荡、豪情满怀，但有时也会感到苦恼、孤独；他兴趣广泛，嗜好成癖。这一切都让毛泽东显得有血有肉，是一个生活在现实中的、有着喜怒哀乐情感的活生生的社会人。

然而，毛泽东人格中的这些有限性方面，却是从属于他无限性方面的。在他的一生中，无限性的方面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起着支配作用。毛泽东人格中的无限性方面，使他与一般人截然不同，形成了他完美、崇高的伟大形象。

马克思曾指出，“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战胜了各种困难，赢得了革命的胜利。同时，也造就了一批伟大的人民群众领袖，而毛泽东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用自身的魅力和智慧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之一，其伟大的人格魅力不仅在国内受到尊敬，在世界上也获得了广泛认可。

毛泽东在世界上的人格魅力同样显著。国外关于毛泽东人格魅力的最早论述出现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中。斯诺认为：“毛泽东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20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之后，美国领导人尼克松总统称赞毛泽东“具有能够吸引狂热追随者的领袖人物的超人魅力”，而基辛格则认为“毛泽东有一种压倒一切困难的魅力”。同时，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也表示“我整个一生都是毛泽东的崇拜者”。泰国领导人则认为毛泽东“一切都显得气宇轩昂”。

不仅在政界，毛泽东在学术界也享有极高的威望。英国著名作家韩素音在《早晨的洪流》中这样描述毛泽东：他既是一个通晓古今的学者，又像农民一样平易近人；他讲究卫生，却又经常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他十分幽默，可又非常严肃认真；既坦率，又精明；既老实朴素，又绝不会上当受骗；既单纯，又复杂；细致周到，明察秋毫，可又衣着随便，不修边幅；他具有成就大业的耐性，而一旦需要当机立断时，他绝不坐失一分一秒。这样的描述，无疑进一步印证了毛泽东人格中的无限魅力与伟大之处。

毛泽东对故乡的深情厚谊，对亲人的思念之情，溢于言表。他对于来自韶山的每一封信件，都亲自过问，几乎做到了每信必复。当得知乡亲们生活陷入困境时，他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从自己的工资和稿费中慷慨解囊，给予他们实质性的帮助。而当一些亲友来信，希望他能为他们的工作、升学、提职等事宜提供推荐或帮助时，他总是耐心地开导他们，婉言拒绝，坚持“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的原则。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的爱妻杨开慧的兄长杨开智给他写信，希望能借助他的影响力，在长沙谋得一个“厅长方面的位置”。然而，毛泽东坚守原则，毅然拒绝了这一要求。1949年10月9日，他给杨开智发去电报，语重心长地说：“希望你在湘听后中共湖南省委的分配，接受一份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给你什么工作，你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毛泽东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然而，他始终将手中的权力用于为中国革命服务，为全中国人民服务，从未为自己的亲朋好友谋取过半点私利。这一切无不彰显着毛泽东功高不自居、权重不谋私的高风亮节和崇高品质。

从青少年时代开始，毛泽东就树立了远大的理想。他善于咏物抒怀，借诗言志。有一次，他到外婆家附近的保安寺玩耍，看到寺院四周开满了指甲花，便即兴吟成了一首五言诗《咏指甲花》：“百花皆竞春，指甲独静眠。春季叶始生，炎夏花正鲜。叶小枝又弱，种类多且妍。万草被日出，惟婢傲火天。渊明独爱菊，敦颐好青莲。我独爱指甲，取其志更坚。”在这首诗中，毛泽东联想起了古人的咏花诗文：陶渊明归隐田园，独爱菊花；周敦颐生性清高，独爱莲花。而此时的毛泽东却偏爱枝叶弱小、意志坚强的指甲花，寄托了他少年时代高尚的理想和情操。

还有一首诗是毛泽东在东山学校就读期间创作的。当时先生让学生吟诗抒怀，他写下了一首《咏蛙》诗：“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这首诗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青蛙威武轩昂的形象，以蛙设喻，抒发了毛泽东人小志大、卓尔不凡的气概和胆略。

1910年，当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要他去做生意时，他却立志走出韶山冲继续求学。临行前，他改写了日本一个叫月性的和尚写的言志诗，并夹在了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这首诗就是：“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首诗是毛泽东走出乡关、奔向外面世界的宣言书，表明了他胸怀天下、志在四方的远大抱负。这首诗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个性豪放、雄心壮志的少年形象。而毛泽东一生所创建的丰功伟业，也正是基于他年轻时胸怀天下的壮志激励而得以实现的。

遵循列宁的教诲，毛泽东早早地便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来体现，使之展现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他的“科学著作”，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集中概括”，正是马列主义内容与中国民族形式紧密结合的典范。

举例来说，在立论层面，毛泽东的著作站得高、看得远，总是气势恢宏，高屋建瓴，且展开多方面、多层次的论证，思路开阔，分析精辟，从而彰显出一种说理的深刻性和透彻性；在驳论方面，他的著作又总是如利刃般解剖问题，痛快淋漓，往往因为击中要害而使对方无辩解和反驳的余地，从而展现出一种论战的战斗性和锋利性。

无论立论或驳论，毛泽东的著作既具有高度的理智，又不乏激情的火花，特别是其在论述时展现出的雄浑、豪放，行文“如行云流水，有奔腾之势”，“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再加上其逻辑的严密性和材料的丰富性，从而鲜明地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风姿与格局。

在语言运用上，毛泽东既从古代的诸多思想家、文章家那里汲取养分，使他们的一些用语焕发出新的光彩，又从人民群众中汲取丰富的养料，运用大量的民谚俗语，从而使其著作具有群众化、通俗化的特点，以及鲜明、生动的文学色彩。所有这些，都让人看到某些先秦散文和唐宋古文的特色；同时也是根据现实需要的创造，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发展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它们适合人民群众的欣赏习惯，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具有一种独特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毛泽东在晚年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英雄形象总是与威风凛凛的老虎紧密相连。毛泽东以“虎气”自喻，这正好体现了他对豪杰人格的自觉认同。对于毛泽东而言，“虎气”就是豪杰之气和大丈夫的浩然之气。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便对这种豪杰之气充满了神往与痴迷。他在研读德国人泡尔生所著的《伦理学原理》时，曾写下这样的批语：“……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发其动力，奋发踔厉，摧毁廓清，一往无前，其强如大风发于长谷……”他之所以在同学中获得“毛奇”的雅号，是因为他常常要求自己“读奇书，交奇友，著奇文，创奇迹，作个奇男子”。而当时民不聊生、国将不国的社会现状，更加坚定了青年毛泽东对豪杰品格的自觉追求。

作为革命领袖，毛泽东拥有普通工农干部难以企及的胸怀与器识；作为知识分子，他又具备党内一般文化人所不具备的豪迈气质。毛泽东那种挥洒自如、勇猛奔放的气魄，构成了他人格魅力的重要根源，也是他成为我党领军人物的内在依据。

毛泽东的美学风格历来偏重于威武雄壮的阳刚之美。他所推崇的历史人物，大多是英雄气质较为浓厚的一类。在中国历史众多的风流人物中，他对曹操的推崇大概最能反映其英雄本色。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曾说过：“其实，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毛泽东在读鲁迅这篇文章时，曾用红铅笔在上述评论下划上粗线，以示共鸣。毛泽东擅长诗词创作，他平生的一些得意之作往往以气势取胜。1945年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的著名词作《沁园春·雪》刊发于重庆的《新民报晚报》，一时之间山城轰动，万人争诵。该报主编吴祖光盛赞毛泽东的作品“气魄之大乃不可及”，而柳亚子更是将其推崇为“千古绝唱”。

对英雄豪杰之气的特殊偏好，也影响到了毛泽东对当代人物的品评。毛泽东在评价现实人物时往往看重其气量与朝气。晚年毛泽东之所以对青年一代寄予厚望，称赞他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大概就是希望新中国的青年能够挑战世俗权威，敢为天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