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为何会失败

从北宋开国的第一天起，如何处理与北方强邻辽的关系，就是北宋对外工作的重中之重。五代时期，当中原还饱受“山川无草木,烽火没烟尘”的战火摧残之时，契丹民族在首领耶律阿保机的带领下，完成了内部的统一，在塞外建立起辽政权。

此后，历经太祖、太宗两代人的努力，辽西并漠北，东灭渤海，迅速成长为一股可与中原王朝相匹敌的强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契丹民族从国家建立之初，就没有自外于中国，而是努力构建一个华夏之国、中华正统的形象，力图通过“中国”的塑造及认同来主导东亚国际秩序。

这就冲击了长期以来自居“正统”的中原汉族王朝的中心地位。不仅如此，辽还从后晋高祖石敬瑭手中获得了燕云十六州这一战略要地，这既使辽在后来与北宋的博弈中获得了地缘优势，同样也使北宋在对辽关系上始终心存芥蒂。

可以说，宋辽之间从一开始就因为双方关系中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矛盾而具有天然的对立性，成为后来“联金灭辽”发生的深层原因所在。

为了恢复“汉唐旧疆”，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大一统，北宋从开国起就将收复燕云故地作为对辽政策的重点。从公元979年宋太宗发动高粱河之战开始，宋辽之间围绕燕云问题进行了长达25年的全面交锋，几乎每一场大战，都要使宋辽双方付出上万人的伤亡。

到了1004年，辽统治者萧后与辽圣宗御驾亲征，孤注一掷地发动20万兵马南下攻宋。危机关头，宋真宗听取丞相寇准的建议，也亲自领兵亲征，双方主力在澶州对峙。

最终，双方在王继忠等人的斡旋下达成了著名的“澶渊之盟”，约定宋辽回到战前的边界，宋每年向辽提供绢20万匹、银10万两作为“助军旅之资”，也就是后来通称的岁币。这一盟约与后续的“关南誓书”一起，共同确定了宋辽关系的基本格局。

此后，宋辽两国在交往中以“南北朝”互称，两国皇帝则以“兄弟”相称，这也就意味着宋辽双方在东北亚国际关系中获得了对等的地位。

澶渊之盟确保了宋辽之间长达百年的和平关系，而且这一和平关系是建立在对等和友好的基础上的，和过去以及后来一厢情愿的“朝贡制度”大相庭径。

然而，澶渊之盟并没有能够真正解决宋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北宋也从未正式宣称放弃收复燕云这一立国百余年的一贯国策。

同时，澶渊之盟带来的辽宋大和平背景之下，也依然存在着小的不和平因素，其具体表现为庆历年间的“关南争地”和熙宁年间的“河东划界”两次危机。

这两次危机均以北宋退让告终，虽然避免了战火，但也证明澶渊之盟所带来的宋辽和平关系，其根基并不稳固。不仅如此，宋辽之间尽管不再在战场上正面交锋，但双方很快又玩起了“以小博大”的把戏，试图利用西夏和高丽这两个东北亚国际体系内的小国和对手进行外交博弈。

宋仁宗时期，辽扶植党项人叛宋立国，建立西夏政权，并鼓动西夏连年侵扰北宋边境，将西夏作为牵制北宋的一枚“棋子”。作为回应，北宋也采取了“联丽制辽”的政策，试图通过“以夷制夷”的手段制衡辽夏联盟带来的压力。

不过，总体而言北宋“联丽制辽”的策略是不成功的。高丽对于与宋结盟以抵御契丹的政策，并不十分热心，因此宋丽两国始终难以达成对付契丹的军事联盟。这也为“联丽制辽”最终演化为“联金灭辽”埋下了伏笔。

可见，澶渊之盟并未能从根本上消除宋辽之间的敌意，一旦形势有变，盟约所带来的和平局面也将难以为继。在经历发展的极盛时期后，辽王朝终于在道宗、天祚帝两朝进入了它的统治末期，出现了严重的统治危机，并由此削弱了辽对境内被统治民族的控制力以及对周边民族政权施加影响的能力。

同时，北宋面对辽的衰落，也逐渐有了调整对辽政策的倾向，从政和元年（1111年）开始将“北伐”重新提上日程，并开始积极为“谋辽复燕”做准备。同时，北宋还积极与北方新兴的金联系，双方最终于1120年达成共同对付辽的“海上之盟”。至此，澶渊之盟以来的宋辽百年和平关系到此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