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墓无钺不显贵

徐文宁

徐文宁， 1990年国家文物局授予文物鉴定职称，国内著名文化经纪人 艺术品收藏家、鉴定家。历任江苏爱涛拍卖公司副总经理、北京光华路5号艺术馆副馆长、北京天物馆副馆长、江苏省文交所副总经理、南京大贺传媒首席艺术顾问、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建设顾问、文物鉴定专家、上海海关学院文物缉私客座教授。出版《北京光华路5号艺术馆图录》《天物馆藏瓷》《玉佩收藏的故事》《台阁气象—长乐阁明清状元书画集》等十余本艺术类书籍，为国内20多家杂志、拍卖公司撰写百余万字鉴赏、拍卖信息类文章。2008年发表全国第一篇 “艺术品证券化新尝试”论文，系统阐述理论和运做模式。

玉钺来自于对石钺的玉礼化，环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时期，已出现了石钺，崧泽文化石钺的形制较为简单，进入良渚文化，玉钺是显贵者大墓中才见的随葬物，凡有玉钺随葬的良渚墓葬，规格较高，这一点已由考古数据充分印证。这些大墓中也偶尔能见到琢制精美的石钺，显而易见这些石钺也已经脱离实用功能，成为礼器的一种。良渚文化玉钺演变的经历，从早期到晚期有加长、加宽、变薄的趋势。早中期玉钺，由于形体厚实，便于研磨，钺身器表遗留的切割痕迹并不很多，晚期玉钺，由于切料较薄，切割成形后较难实施进一步的研磨，器表遗留的切割痕迹，远远多于早中期。玉钺这种注重长宽度、忽视精致度的早晚期变化趋向，与玉琮大致工艺痕迹趋同。

《广雅》记载:「钺，斧也」。钺起源于斧，曾是上古先民砍伐树木的实用工具，也作为武器，后来逐渐发展成军事指挥用的令牌，继而为王权象征。古文字甲骨文、金文中的「王」字即是「钺」的象形字。《礼仪 觐礼》说在举行重大仪式时，帝王一定要站立于画有钺的屏风之前，由此可见钺和王权的密不可分。良渚社会的统治者集神权和王权为一身，玉钺在陪葬时，紧放置在身旁。在使用上，圆孔是用来以绳筋穿系，再捆扎固定于木柄上，多数单孔对应木柄上的两孔，而双孔对应木柄上的三孔。有些玉钺上的钻孔却无法用使用方法去解释。比如有的单孔玉钺，上端肩部琢出的半圆形凹槽，明显不是用于穿绳固定，这些许是制作平肩片锯切割时，因敲击折断工艺，而致从钻孔处断裂，属于残件再利用。至于三孔玉钺，为何多琢出一孔 ?笔者认为不是多余，而是当时的宗教用途所致，只是我们目前许多人仅从捆扎上，去考察玉钺圆孔的作用，少了些许宗教方面的研究。

许多专家认为殷墟出土的很多甲骨文有“王”字的结构，于“大辟之刑”的古代玉钺有一定关系。认为甲骨文“王”与如斧型竖置的钺，在其通假字戉形结构上极为相似。即一个大字或者一天字下加一底横，这一底横，具有明显的玉钺之锋刃向下的弯弧形。专家们认为王权有借玉钺之威而造的可能性。从出土资料也可证实新石器时代末期墓葬中出土的“玉钺”，确有军事酋长的权杖属性。因此玉钺在中国古代是一种权杖性的王者兵器，拥有者具有一定的军权。在二里头文化及早商时期的玉钺肩边上，出现了对称的扉牙。这种齿脊般扉牙，笔者认为和良渚玉琮侧边剪影显示的王冠神人鼻的突起结构很类似，与同期乃至龙山文化时期古玉上的“介”字冠有关。后人将其命名为玉戚，其实依然是钺的一种时代特征，与王权的属性重叠的更加紧密罢了。

汉代的《淮南子　兵略训》说，君主授命于将军时，要“亲操钺，持头，授将军其柄，曰：从此上至天者，将军制之。复持斧，持头，授将军其柄，曰：从此下至渊者，将军制之”。《史纪·殷本纪》中记载，“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商王）赐（文王）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等。这一切都是将玉钺与王权联系在一起的。在《资治通鉴》中，玉钺作为权杖也有过一段记载，后周世宗显德六年三月，枢密使王朴去世。后周世宗亲临他的丧礼，用玉钺击地，痛哭多次，不能自制。由此可见玉钺即使到了五代，也不失为王权礼仪常用的玉礼器。清人孙承泽著《春明梦余录》有一段描述商代玉钺的章节：“元世祖至元十一年正旦，始御大明殿，受朝贺，殿上设满案、香案、酒海。酒海之前，一人手执玉钺，立于陛下。钺乃殷时之物，长三尺有奇，广半之，通体花纹。宋藏宣和殿中，为金所得，后归元，以为大宝”。这些足以证明世袭制下的王权，是由军事统率权向政治王权专制构建的一种，是将兵权由散而集中的政治变革产物，也是以血写成的“大辟之刑”的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