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商鞅功过的争论，自秦朝的二世而亡起，如今已有2200年的历史了。否定商鞅的人，主要认为：《商君书》中愚民、弱民、疲民、劳民的思想，不仅造就了秦朝的二世而亡，甚至流毒千年、贻害至今。

而认可商鞅及其变法功绩的人，则认为：商鞅变法造就了秦孝公以来，秦国的所有辉煌；秦国一扫之前的乱政颓势，自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昭襄王以来愈发强盛；最终，由秦始皇嬴政横扫六国，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此间种种争论、数不胜数，但多有偏颇局限之论。直到教员一篇《商鞅徙木立信论》横空出世，才全面地肯定了商鞅及其变法的历史功绩：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 ——《商鞅徙木立信论》

商鞅变法后的秦法，无疑是一种良法！纵观我国四千多年的历史，在追求国富民强的政治家中，有比商鞅做得更好的人吗？他鼓励耕织促进民富；崇尚军功增进国力；推崇秦法保障民众权利，这对百姓不都是好事吗？

可是这样的好事，百姓为何不相信，还要让商鞅煞费苦心徙木立信才能推行？不过是此前的民众，都被贵族压迫得连正常的权利都不敢争取了啊！

那么商鞅究竟伟大在哪里？商鞅一生至少三大壮举，其中一项领先世界1400年，我们至今仍在受惠：

推行变法而使民众富饶

《史记.商君列传》中，这样描写秦国民众，对商鞅变法的真实感受。在商鞅变法的第一年，大量的秦法约束，使得民众极其不满，无数人因不知秦法而获罪，民众只是不得不服从秦法。

但等到商鞅变法的第十个年头，秦国民众都熟悉了秦法的时候。整个秦国出现了路不拾遗、百姓富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大治”现象；秦国空前繁荣，国力飞速提升。《史记》载：

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商君列传》

而对于让秦孝公时期的秦国，迎来了脱胎换骨般变化的“秦法”。《史记》这样记录下了它的内容：改革户籍制度、废除贵族世卿世禄制度、奖励军功、奖励耕织、严惩私斗、允许私有土地买卖、推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父子兄弟成家必须分居等等。

可以说，商鞅主持下的秦国变法，在公元前400年的时间节点上。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个维度，全方位将秦孝公时期的秦国，由奴隶制、分封制并行的时代背景下，迅速向大一统的帝国时代推进，并在秦国内部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古典集权国家。

而后历经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昭襄王等七代国君努力，于秦始皇嬴政时期一统天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大一统、郡县制而非城邦制的帝国，郡县制并且一直绵延至今。这在公元1000年以前都是史无前例的壮举，而秦国在公元前400年——200年时已经完成，这就是商鞅变法的超前性！

摧毁魏国霸权，拉开秦国东出序幕

秦国的国耻，自魏国重用吴起，训练魏武卒开始。吴起以超强的军政能力，早早在战国初期，就建立了魏武卒这支全职业化军队。并于阴晋之战中，以5万精锐魏武卒击败50万秦军，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职业化军人对民兵战力的碾压态势。

阴晋之战的惨败，导致秦国自秦穆公以来的霸业灰飞烟灭，河西之地尽皆沦陷。击败魏国、收回河西之地的国耻，也是秦孝公重用商鞅变法的根本原因。所以在商鞅变法有成之后，击败宿敌魏国，就成了秦孝公的最大心愿。

公元前354年，魏国主力围困赵国都城邯郸，河西之地防御力量空虚。秦军趁机偷袭魏国，歼灭魏国河西守军7000，拉开了秦国东出、收复河西之地的序幕。

公元前353年，魏国、赵国再起争端，赵国不敌魏国，向齐国求援。齐国以孙膑为军师，在桂陵之战中取得了，歼灭魏军10万人的光辉战绩。自此，如日中天的中原霸主，魏国开始走向衰落。

公元前341年，秦孝公、商鞅君臣见魏国连连战败、国力大损，最终决定发动收入河西之地的决战。商鞅为主帅的秦国军队，与公子卬为主帅的魏国军队，于河西之地正式决战。商鞅以故友身份，诈骗公子卬签订盟约、各自退兵。

结果派甲士扣押公子卬，并趁机猛攻魏军。魏军主力群龙无首，最终惨败于秦军之手，魏国痛失河西之地。商鞅此举虽然谈不上光明正大，但一战定河西， 彻底摧毁魏国霸权也当为一大壮举。

商鞅眼中的法治与人治

商鞅作为中国古代，唯一一个变法完全成功的孤例，在法治与人治的根本性问题上自有其独到见解。

比如前文讲到，在商鞅变法第一年，很多民众不理解秦法，只是被迫遵守而已；等到了第十年的时候，秦国在变法富足之后，民众都乐于接受秦法；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初言秦法不好转而又言秦法极好，对于这种面对法治、态度首鼠两端的人，商鞅的做法是一律迁徙到边境。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於边城。其後民莫敢议令。 ——《商君列传》

商鞅这种近乎偏激的做法，就是为了维护法治的纯粹性，使其不受太多人治因素的干扰。在这个问题上，商鞅从未有过妥协，甚至面对一国储君，商鞅都为自己的法家理想做到了以命相搏。

於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 ——《商君列传》

在面对太子犯法的问题上，商鞅并未沿用儒家“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的约定成俗。而是直面权威，坚持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执意问罪后来的秦惠文王嬴驷。最终，令秦孝公的兄长赢虔、太子的老师公孙贾都受到了严重的惩罚。

而商鞅为了维护法治权威，直面太子嬴驷、公子赢虔的举措，也为秦孝公死后的商鞅无人庇护而死埋下了伏笔。

因法生、为法死，就是商鞅最伟大的地方！这种深入的要法治、不要人治的变法根基，也是商鞅变法能够人死、法不废的根源。往事越千年，当我们再回首两千四百年前的风风雨雨时，我们至少要承认商鞅是秦法的殉道者，自秦以后两千年来郡县制早已融入中国这片土地，并让我们统一、受惠至今就足够了。

（此处已添加书籍卡片，请到今日头条客户端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