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继东汉、唐朝之后，第三个“宦祸”时代。和唐宦官专权乱政相比，明朝“宦祸”延续时间更长，祸乱范围更广，对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各个方面的危害程度更深。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却是历史上对宦官专权反应最为激烈的封建君主，其即位后制定的一系列抑制宦官专权乱政的法令制度也最为周全。即便如此，也难以阻止宦官势力在有明一代的泛滥猖獗，且愈演愈烈。

明末清初著名史学家、思想家黄宗羲认为，“奄寺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寻无已，然未有若有明之为烈也。”（《明夷待访录》）

明朝“宦祸”为什么如此猛烈？导致其泛滥猖獗的根源是什么？对此，后世史家学者多有论述，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明朝“宦祸”始于明英宗时期，英宗对王振的纵容，使权阉王振专权乱政，带了一个坏头。

这一观点主要是针对“专权乱政”而言，但并不是明朝宦官势力泛滥猖獗的根源。从明朝宦官势力的发展演变看，从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宦官势力就开始逐步兴起，并为以后的泛滥成灾埋下了祸根。

也就是说，明朝“宦祸”的根源，恰恰是对“宦祸”危害认识最为清醒、也大力抑制宦官势力的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正如清代史学家、《明会要》作者龙文彬所言：“自来宦官之禁，未有如明太祖之周······自禁之而自紊（乱）之，又何怪后人之变本加厉耶？”

一边制定禁令，大力防范宦官专权；一边又出尔反尔，带头破坏禁令，导致宦官势力兴起，朱元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分析朱元璋自相矛盾的背后原因，不妨先看看他是如何认识和防范宦官弄权乱政的。

1、朱元璋注重吸取汉、唐“宦祸”亡国教训，对宦官专权乱政的危害有着清醒认识

朱元璋于1368年正式登基称帝、建立明王朝后，十分注意总结借鉴历代王朝兴衰经验教训，采取了一系列重建政治秩序、整顿吏治、发展经济文化等措施，巩固统治基础。

他特别重视君主专制，对汉、唐两朝宦官专权乱政、最终导致亡国的历史教训有着清醒认识，曾当着众朝臣的面感慨地说：“我读史书，汉、唐后期，都是宦官乱政误国，每次都觉得很遗憾。宦官只能在宫廷洒扫使役，岂能参政掌兵？汉、唐的宦祸，虽然是宦官之罪，但还是君主太宠信他们了。假如不让宦官掌兵参政，他们就是想祸乱朝政，也做不到啊！”（据《明史纪事本末》）

朱元璋还多次强调宦官的职责、数量和使用原则，“此曹（宦官）止可供洒扫、给使令，非别有委任，毋令过多。”“（宦官）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不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明史》）

正是基于对汉、唐宦官祸乱朝政的认识和教训，朱元璋称帝后，先后多次下令，颁布抑制宦官势力的法令、制度和措施。笔者根据手头资料，大体统计了一下，仅从明朝建国第一年，即洪武元年，至洪武十七年间，朱元璋就先后七次颁布“铁令”，禁止宦官专权参政，抑制宦官势力：

洪武元年，朱元璋称帝不久，即下令禁止宦官参政典兵；

洪武二年，命吏部制定各宦官机构官制，对宦官的责范围和使用数量提出明确要求，只准洒扫使令，不能过多；

洪武四年，又命吏部制定各级宦官的官品，规定宦官的品级在从七品到五品之间，并再次强调宦官职能为“司晨昏，供使令”；

洪武六年，下令借鉴前代对宦官的纠劾办法，设置内正司，专门纠察宦官失职犯错及不法行为；

洪武九年，再次强调宦官只可洒扫役使，严禁染指兵权；

洪武十七年，下令宦官不准参与职责以外之事，各朝廷部门严禁与宦官有文书往来；

同年，朱元璋还专门让人铸造了一块大铁牌，立于宫门，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以警示宦官越权干政。

朱元璋制定的抑制宦官势力措施远不止这些，据明史记载，洪武年间，还陆续颁布了一些其他限制宦官的制度法令。如，宦官不许读书识字、不得穿戴朝臣官服，等等。

这些禁令都是以朝廷名义正式发布，可谓“铁令”。如果严格执行落实，无疑是对宦官势力的有效制约，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些制度法令，在执行过程中，很快就成了摆设，而破坏这些制度法令的带头大哥，正是朱元璋自己。

2、朱元璋带头破坏抑制宦官干政的制度法令，既与当时的政权结构有关，又与自身性格特点密不可分

一套周全细密的“限宦”制度，是如何被朱元璋自己出尔反尔，一步步破坏掉的呢？

一是不断扩充宦官机构和人数。朱元璋曾多次明令严格限制宦官机构和人数。洪武二年，专门诏令吏部定置宦官机构，设立了内使监、御用司、尚酒局等各类监、司、局等宦官机构约20个，这一数量已经基本接近明朝宦官机构全盛时期的24衙门。宦官人数也远超明初的“置宦者不及百人”。

其后，洪武3年、10年、12年、16年、17年、28年，又先后六次增设、升格、更定宦官机构，至洪武末年，宦官机构计有十一监、二司、十五局（库）、三所、七门官。

机构的膨胀必然带来宦官人数的大幅上升。据《明太祖实录》记载，仅洪武十五年，一次就增加宦官360人。由于对宦官需求数量不断增长，洪武时期，朝廷还向高丽、安南等附属国索要阉人，仅洪武二十四年，就向高丽索要阉人200多名。

二是信赖并安排宦官广泛参与各项政务。朱元璋多次严令禁止宦官越权参与外廷政务、事务，但洪武年间，宦官参与政务的记载屡见不鲜，涉及朝廷的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

如外交方面，洪武二年，宦官金丽渊奉命出使高丽国；洪武十年，安南国王去世，朱元璋命宦官陈能代表明朝廷前往哀悼；

经济方面，洪武八年，宦官赵成、庆童先后被派至西域边境，购买马匹，参与茶马交易。二十五年，派宦官前往边地购买良马万余匹，交易茶叶30余万斤。

军事方面，宦官开始参与犒军、视察。洪武十一年，朱元璋派遣宦官吴诚、吕玉到贵州总兵行营犒军、观方略，首开明朝宦官涉足军队事务先河。

在政治事务上，宦官常常作为皇帝特使，奉命到各藩王处宣旨传谕。洪武十二年，因靖江王朱守谦之父作恶放纵，宦官陈景奉命远赴西南，宣读朝廷谕旨，警诫靖江王朱守谦遵纪守法，并逮捕了朱守谦的一些亲信。

可见，朱元璋虽然制定了细密的“限宦”法令，但并未真正落实，反而不断增设机构和人员，扩大臣官职责范围。

那么，朱元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与当时明朝的政权结构和个人性格密切相关：

一是废除宰相，集中君权，为宦官参政提供了机会。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为了加强统治，建立了新的政权结构，即，废除宰相制度，建立了高度集中的专制皇权，所有奏章均由自己处理。

朱元璋是历史上最勤奋的皇帝，每天处理朝政，从不间断，史载其每天批阅奏章200多份，处理政事400多件，最多时一天批阅奏章1600多份。

但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不可能事事亲力亲为，在没有宰相的情况下，身边的宦官无疑是分担朝廷事务的最佳人选，从而给宦官参政提供了机会条件。

二是性格多疑猜忌，宠信倚重宦官。朱元璋出身低下，放过牛、出过家、讨过饭，从社会最底层起步，登上皇位成为天下至尊，造就其性格中的多面性，即既有坚韧、自信、节俭、勤奋的优点，也有自卑、多疑、猜忌、残忍的负面性格特点。

特别是其多疑残忍的负面性格，导致他称帝后大杀、滥杀功臣朝官。仅胡惟庸案、蓝玉案，就分别牵连诛杀朝臣及其家族3万多人和1万5千多人。这也是其对朝臣极不信任、废除宰相制度的主要原因。

对朝臣猜忌、疏远，朝廷中唯一可供亲近、宠信的就是整天围在身边、日夜相处的宦官群体。所以随着皇权的巩固，朱元璋逐渐改变了对臣官的反感、戒备态度，不惜破坏自己亲自制定的各项打压宦官势力的法令，越来越多地宠信并倚重宦官，参与各种朝廷事务。

有一件事颇能说明朱元璋对宦官的态度。李文忠是朱元璋的外甥，后被朱元璋“抚以为子，令从己姓”，很受宠爱。洪武中期，鉴于宦官参政越来越广泛、宦官队伍不断壮大，时掌大都督府兼国子监事的李文忠劝谏朱元璋“内臣（宦官）太多，宜稍裁省”，朱元璋听后大怒，说“你是想削弱我的羽翼吗！这肯定是你的门客教唆的。”

于是下令将李文忠的门客全部诛杀，李文忠因受惊吓生病暴亡。在朱元璋眼中，宦官是他的“羽翼”，是他治国理政、分担政务的帮手，李文忠以外甥兼养子的亲情身份都不能与宦官相比，可见其对宦官的宠信程度。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朱元璋为什么一边连续出台抑制宦官势力措施，一边不断增加宦官力量、参与朝廷事务了。

也正是朱元璋的纵容信赖，使得宦官势力从明朝初期，就广泛渗透于朝廷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各种活动中，并在其后不断发展壮大、愈演愈烈。

3、朱元璋对宦官干政的放宽纵容，为后期宦官势力的扩张提供了恶性“示范”，为“宦祸”泛滥理下了祸根

朱元璋虽然开了明朝纵容宦官干政的先例，但其时的宦官并没有做到专权乱政，这主要是由于朱元璋文治武功，智谋兼备，又勤于政事，治国理政能力突出，能够较好地驾驭宦官。

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明宣宗前期。作为明朝第三位君主，明成祖朱棣在“靖难之役”夺取皇位的过程中，由于得到了宦官较多的帮助，即位后，对宦官更加信赖依重，明朝的宦官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朝廷的地位和作用也比洪武年间更加突出。

永乐三年，宦官郑和率领舰队奉命出使西洋，每次带领士兵两万多人；永乐八年，宦官王安、马靖奉命出监都督、巡视地方军队，开明朝宦官带兵、监军、巡视先例。

永乐十八年，特务机构“东厂”正式设立，宦官提督东厂，又为宦官干预司法提供了条件，宦官的权力更加势重。“自是中官益专横，不可复制”（《明通鉴》）

宣宗初年，朝廷又专门成立了供宦官读书识字的内书堂，更为以后宦官参政创造了条件。

从朱元璋到明宣宗前期，宦官势力得到进一步扩张，但这期间几任君主都比较开明、有作为，对宦官的使用、管束把握适当，致使宦官难以形成专权乱政的权力基础，宦官虽然势高权重，却仍在专制皇权的有效控制之下。

直至宣宗后期，君主开始耽于玩乐，蠢蠢欲动的宦官开始兴风作浪。公元1435年，年仅九岁的明英宗朱祁镇即位，之后，以权阉王振为首的宦官势力急速膨胀，压抑已久的宦官专权乱政终于浮上水面。

但从英宗开始，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大多沉湎于享乐，不理朝政，甚至几十年不见朝臣，他们只是接受了先朝君主使用宦官参政的习惯，却没有承传先朝君主勤勉理政的传统和驾驭宦官的手段，在相权衰落的情况下，宦官趁机扩张势力，填补了朝廷权力真空。

于是，从英宗朝的王振开始，到宪宗朝的汪直、武宗朝的“立地皇帝”刘谨、神宗朝的皇帝“大伴”冯保、熹宗朝“九千九百岁”的魏忠贤，直至明王朝灭亡的200多年间，一大批权阉走上政治舞台，作威作福，祸乱朝政。

这些势大权重的宦官，结党营私，祸乱朝政，残害忠良，鱼肉百姓，对明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社会各方面造成极大危害，严重影响了明朝的统治秩序和基础，激化了社会矛盾，最终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将明王朝推向了灭亡。

清代乾隆帝在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时，认为“明亡不亡于流寇（指农民起义军），而亡于宦官。”（《国朝宫史》）

这话虽然有点绝对，但却充分说明了明朝“宦祸”泛滥的危害。

通过以上梳理，不难看出，明英宗一朝虽然开了宦官专权的恶例，但并不是宦官势力兴起的根源。明朝宦官走上前台，步步坐大，以至于祸乱朝政，祸国殃民，其深层原因是朱元璋改革政权体制、废除丞相制，留下了权力真空，而他对宦官“由防而纵”，并带头破坏自己制定的”限宦“法令，又给宦官攫取权力创造了必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明朝宦官势力由兴而盛、愈演愈烈，最终引发乱政误国，背后的始作俑者正是朱元璋本人。

（参考史料：《明会要》《明史》《明史纪事本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