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明明就是亡国之君，但他却到死也不承认，一再宣称“朕非亡国之君”，而且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后世大多也持此论，说明实亡于万历。笔者认为，这样的观点似乎和真实的历史颇有出入。

如果了解崇祯帝的话，就不难发现他是一个自视极高的帝王，他在位17年，确曾为挽救大明而竭尽全力，光是内阁大学士就任用了50人之多。然而，明王朝的统治江河日下，两个对手农民军和清朝都想置他于死地。

崇祯帝不甘心当亡国之君，气急败坏地抱怨大臣无能，说什么“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就是在煤山上吊前，仍认为“皆诸臣之误朕也”，把亡国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或许是他以身殉国的原因，连其对手李自成和清朝都给予了他很大的怜悯、同情，这也让很多人不再指斥他的亡国之责。《明史》中也有“庄烈非亡国之君”的说法，似乎这事已成公论。

历史有时就是让人难以琢磨，明朝为什么没有亡于怠政而好货的神宗，也没有亡于一心钻研木工而又荒嬉的熹宗，最终却亡于殚精竭虑的崇祯帝，这的确是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

其实，怠政、荒嬉和殚精竭虑并不能直接和亡国挂钩，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皇帝代表着最高的皇权，也代表着一种制度。除了皇帝本人，其他人也可以借用皇帝制度发挥个人的作用。如张居正和魏忠贤，一个利用皇帝行善，一个利用皇帝作恶。

崇祯帝是个自行其是的皇帝，他刚愎自用而又狐疑不决，独断专行又喜阿谀奉承，结果忠正者因耿直而被废黜，小人则逢迎而得势。在1644年的时候，崇祯帝的周围已经不存在让他信服的人，但明朝并非没有这样的人，之前的袁崇焕、卢象升、孙承宗、徐光启都称得上是不世之才，最终或死于非命，或无用武之地。

孙传庭、洪承畴又何尝不是人才，而他们也是在崇祯的逼迫下，一个丧命于农民军，一个降于清朝。剩下的就只有像唯唯诺诺的陈演、魏藻德之辈了。造成这样的局面，完全是崇祯帝咎由自取。

如果仔细分析1644年的局势，我们可以发现崇祯帝还有很大的回旋余地，也可以说大明并非到了非亡的地步。尽管明朝被农民军和清军打得丢盔弃甲，体无完肤，但仍然控制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最富庶的江浙地区并没有被战争波及，明朝可以调动的人力、财力比其他两个对手的总和还要多。

政治上，明朝统治阶级中的大小官僚仍然是忠贞不二，仍然同心协力维护封建统治，除了一些将领在战场上兵败投降外，明朝内部并没有出现严重的政治危机。

军事上，比农民军战斗力更强的八旗奋战了几十年，始终未能逾山海关一步，而且连宁远城也没能打下来。这除关宁铁骑战斗力较强外，更在于明朝的统治根深蒂固，非一朝一夕就能连根拔起。因此，清军几次南下危及京师，最终又退回关外，这也说明灭亡明朝的时机没有成熟。

经济上，崇祯末年确实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特别是军饷问题，但主要原因还是江南财赋无法运到京师。崇祯如果放弃北京，完全可以摆脱军饷的困难而重振雄风。历史上唐玄宗入蜀，宋高宗南渡，都使国祚得以延续，况且明成祖还为他在南京保留了一整套政府机构。

但面子和虚荣让崇祯下不了南迁的决心，他甚至还有点瞧不起维持半壁江山的宋高宗。其实崇祯帝内心是想南迁的，但他觉得丢下宗庙南迁又不光彩，于是想让大学士陈演等人主动提出来，这样一来就可以把责任推给臣下了。

然而，有了熊廷弼、袁崇焕、陈新甲等人因失地议和被诛杀的血的教训，百官们谁也不肯再当替罪羊了。事到如今，南迁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了。由于崇祯的举棋不定，丧失了一次又一次的良机，最终才上演了煤山自缢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