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清代影视剧中，知县审案的场面经常出现，一般是知县上堂，然后三班衙役站立两边，并且要喊上几句“威武”，接下来便是押解犯人上堂，外面挤满了听审的百姓。随着知县惊堂木一拍，审案就此开始。

实际上，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并不大。按照清代衙门的规定，一切上下投文，百姓控诉，书吏胥役禀事回话，应全部在早晨集中到衙门堂前进行，因此要求州县官要出“早堂”，给书役们派发各项事务，但并不是所有州县官都能做到。

根据《钦颁州县事宜》的记载，十天中有一二天，十人中有一二人举行“早堂”，就相当不错了，而对于午堂、晚堂，州县官时不能躲避的。公开审理一般也就选择在午堂。

在比较完备的州县衙门，通常有三个问案的地方，即大堂、二堂和三堂。大堂是衙门的主体建筑，位于中轴线上，依次是二堂、三堂。三堂建筑规模一般小于二堂，凡是细小不紧要的案件，或是应该维护当事人名节的案件，都在三堂审问。

在三堂问案时州县官可以不穿官服，三班六房也不用伺候，也不许百姓观看，类似今天的不公开审理。稍微大一点的案子，则在二堂审理，有时也限制人观看。大的案件必须在大堂审理，州县官必须衣冠整齐，三班六房都须照例站班，而且对百姓开放。

按照堂审的原意，通过某个案件的公开审理，无疑是对百姓进行一次法律教育。因为在大堂审案，堂下观听的百姓不下几百人，判一件事，其他类似案件的是非曲直就自然会见分晓，没有递状子的可以引以为戒，已经递状子的则可以撤诉。

大堂审案时，州县官还可以借此声明人伦大义，施行教化。清代著名的官僚汪辉祖说他在宁远县做知县的四年间，一直坚持在大堂审案，不但没有上诉案件，而且改变了那里爱打官司的风气。

当然，并非所有的州县官都具备大堂审案的能力，这要求他们具备良好的法律素养和判案经验，这是一般州县官难以做到的。我们知道，州县官一般是进士、举人出身。他们虽然熟悉四书五经，但都无一例外地缺乏执政经验，尤其对大清律法是一窍不通，必须由手下的师爷为其出谋划策。

正是由于这个情况，所有很多州县官都愿意在二堂或三堂问案。一则内衙设施简略，主官可以起止自如，而一升大堂，必须终日正襟危坐，形劳势苦诸多不便。二则在内衙审案，如果审不下去，可以中间停止，而在大堂审案就不能中途而止。不过，在内衙审案，只能平息当事人之争，对其他人没有示范教育意义。

州县官在大堂问案必须要有真本事，不但要求他们能明断是非，而且必须通晓法律，关键是要做到公平公正，不能有所回护。清代就有很多“满堂官”，即大堂问案时，州县官没有主意，三班六房所有站班的人都说话，都出主意，所以被称为“满堂官”，这种现象不说十之七八，至少也有一半以上。

说起大堂审案还真是一门技术活，大堂是公开审理案件的主要场所，因此很多州县大堂的题联都与审案有直接关系。清代贵州兴义府署大堂的题联是：

五声虽听，岂能案尽得情，但早决几宗，省却眼前拖累；

三尺即严，未必民皆无讼，且从宽一步，免教事后蓄疑。

这里说的“五声”，即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州县官要具备大堂审案的能力，就必须要深入掌握这五听，否则就很难临堂决断。其实，清代的州县官不论有才无才，在遇到大案时往往也都采取“久拖不结”的策略。

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案子是官吏发财的好机会，不管是原告还是被告，只要案子一拖，便会想尽办法给衙门大小官吏送钱，这就是所谓的吃了被告吃原告，在这种风气下，那些有能力的州县官，在审案时也就采取了这一官场的潜规则，既富了自己也肥了他人。